“荆公新学”与王安石散文的风格

本文从王安石的思想体系与文学观的关系入手,认为“荆公新学”对王安石的文学观和散文风格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形成文学观的功利性、实用性、附庸性,散文的古奥深遂的艺术风貌和拗折劲健的特点。     

论荆公新学的思想特质、历史地位及其与理学之关系

荆公新学以接续孔孟之道为己任,以内圣外王为基本框架,其学术特征以道德性命之义理为主旨而展开。王安石之易学思想,内圣与外王并重,强调盛德大业之完成。从思想史角度审视,荆公新学是第一个成功地全面取代汉唐注经之学的义理之学,其与理学之歧义落实于本体与工夫之上。     

“宋学”视野下的历史考察——简评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

刘成国博士《荆公新学研究》一书,已收入《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发行。全书共6章,加上附录《王安石〈易解〉辑佚》,共计28万多字。刘著最大的学术价值,主要是基于从“理学”转向“宋学”的考察视野,在拓展“王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北宋中期儒学与文学

北宋儒学的繁荣对文学的繁荣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其中庐陵学之“人情说”,荆公新学之社会功用说,蜀学之文人品格的特点,对欧、王、苏三大家诗文特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文学思想也是对原始儒家文学思想的发展     

学路与出路——21世纪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理念之发微

21世纪以来,国内研究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大体沿袭两大学术思路,一是“宋学”路数,占主流;一为“汉学”进程,是非主流。二者各具特色,互有得失,共同形成了又一研究高潮。但是,二者皆以残缺不全的对象“荆公新学”误读了历史真实的整体对象——“王学”。所以,刷新研究对象,重置“王学”的研究平台,堪为尽善尽美的出路。     

王安石创建“荆公新学”与改革科举和教育

“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基础。在变法期间，王安石对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的科举与教育亦非常重视。关于科举制的改革，可以概括为“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关于教育学校的改革，首先是立太学三舍法，其次是设立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方法上，注意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南宋立国后的学术抉择与理学之兴

南宋立国后,出现了一股彻底否定王安石政事学术的思潮,作为荆公新学对立面的伊洛之学逐渐兴发起来。后作为传统中国社会具备着意识形态中心与学术思想流派双重本质的儒家经典解释学的非主流派,在先前几乎一直被主流派,即荆公新学所压制,但反而得以从学术思想层面发挥阐扬儒家父理以争取统治的认可,客观上促进了儒家学说的发展,为取代主流派之地位莫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晚清的“新学”与“旧学”

新学与旧学的交相兴替,代表了晚清时期文化演变的基本走向。随着新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和体制的建立,传统中学在基本内容和框架上完成了由旧学向新学的历史更替。20世纪初年国学思潮的兴起表现出学术文化的历史性转向,由以学习西方为主旨转向了以提倡国学为主要目标。这种学术文化潮流的变向,与新学发展的偏向不无关系。     

儒学“内圣外王”到心性之学的转变

“内圣外王”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孔子把“外王”看作是“内圣”的必然归宿,孟子虽亦承认内在是外在的前提条件,但他已经把“内圣”和“外王”作为人生的终极理想摆在均衡的地位;到了宋明理学,则明显地蜕变为“内圣之道”的心性之学     

“公”“私”之辨与“理”“欲”演变的内在逻辑

宋明理学由理学和心学的纷争引发的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逻辑转变,肇始于群体“公共空间”和个人“私人空间”基础上的“公“私”之辨,显示了宋明理学的哲学本体论由本质论向存在论的回归,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天理在人心”的提法虽为“私”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开启了门缝,但也为天理的确认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把握“度”,即如何让“理”来引导“欲”。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

冯友兰先生称自己不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而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因此,称他的哲学系统为“新理学”。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最终落实到了人生,《新原人》一书是“新理学”体系的中心。在《新原人》中,人生被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个境界,最终表达了冯先生的最大愿望:人应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到达天地境界。     

略论胡瑗理学产生的时代环境

胡瑗是中国宋代理学的先驱,其理学思想的产生符合统治者政治统治的需要,适应了宋初统治者从打江山向守江山转化的这一特殊的时代环境。同时,儒学的发展也客观地需要来一次较为深刻的革命。当然,胡瑗理学思想的产生也离不开他以教兴国等理想的追求。     

刍议宋明理学中蕴涵的人文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宋明理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有其自身的不足,但其提出的一些思想命题如“存天理,灭人欲”、“格物穷理”、“天人合一”等对现代社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摒弃其不合理因素的前提下,探究其值得我们学习和提倡的某些人文精神,从中可以得出一些有益于当今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新世纪现代写作学研究的新发展

新世纪现代写作学研究创新发展的重点是：学科核心理论的建设要确立科学、统一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体系；学科理论体系建设要在定位、定性、定序、定向的研究上取得新突破；加强对电脑写作操作理论和制作写作软件及多媒体教学课件的研究；加强对实施写作素质教育课题的研究；塑造社会公认的学科形象，再创学科建设的新辉煌。     

新安理学与严州理学

地处皖南的新安（徽州）与浙西的严州地域相近、血脉相连、语言相通、风俗相似,在历史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而新安理学和严州理学作为两个学术思想流派,它们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共同促进与发展。     

新时期我国史学理论及其创新综述

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史学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在新时期,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已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本文就是基于新时期的史学理论及其创新,展开全面的概述。     

中国文论话语之重建与研究领域的开拓——兼论开展边省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文艺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葛兆光先生关于思想史写法的讨论,可为重写文学批评史提供启示。罗宗强先生关于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亦可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和重写文学批评史提供借鉴。重写文学批评史和重建中国文学理论,应重视新材料之采集和研究,作者以为:今日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其可作为研究之新材料,并足以推动学科发展和学术创新的,是学者不曾重视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资料和边省地方文献中的文论材料。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更值得重视的是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作品中的文学思想。     

试论当前知识分子队伍的新变化、新特点

知识分子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 ,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领导者。要做好知识分子工作 ,必须了解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金代儒学的传统复归——以王若虚及其《滹南遗老集》为例

金、元时期,由于理学的相对淡薄导致传统儒学的复归,作为在北宋学术根基下成长起来的金代理学,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与疏离后,呈现出驳杂与“淳朴”之气象,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传统儒学的复归。     

近十年的汉语理论修辞学研究

本世纪前十年,中国理论修辞学在延续上世纪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展。或对以前的研究成果有了进一步的开掘、完善,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如三一修辞学、模糊修辞学等;或创立了新的修辞学体系,出现了从接受、社会心理角度研究修辞学的著作,并建立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如认知修辞学、接受修辞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