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中的波德莱尔声调──李金发三十年代诗歌创作简论

李金发是将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手法介绍到中国诗里来购“第一个人”①。他以其《微雨》、《食客与凶年》和《为幸福而歌》等三部诗集，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被公认为中国象征派诗的开创者。然而，他的《微雨》等三部诗集均创作于他留学法国和德国期间．1925年回国以后，他的诗歌创作情况究竟怎样？在当时的诗坛上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1923年2月，李金发在德国柏林编定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微雨》，三个月后又编定了第二本诗集《食客与凶年》。他将这厚厚的两本诗稿一并寄给在国内文坛上声望正盛的周作…     

闻一多与美国文学界的“中国热”潮流

赵毅衡先生《美国新诗运动中的“中国热”》(见《读书》1983年第9期)告诉我们,美国新诗运动在本世纪内曾两度出现“中国热”的潮流,第一度出现在1912—1922年之间,第二度出现在五十年代末。我不禁联想起,闻一多先生正是在1922年7月赴美留学的,他是一位对中国古典诗歌有很好素养的中国新诗人,他到美国后会不会受到美国新诗坛的这股“中国热”的潮流的影响呢?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有效性阐释

为了正确理解“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消除对“革命论”的敏感与担心，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后革命”时期，“诗界革命”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第二，不能任由新诗自然进化，中国现代诗学对促进新诗的发展已经而且还将产生巨大影响；第三．根据中国现代化与新诗发展模式的要求，现代诗学必须以辩证否定的方式才能促成新诗的复兴与繁荣。     

二十年代新诗流派审视

“五四”时期的新诗人，创造了完全解放的新诗体——自由体诗，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础；格律诗派总结新诗运动的经验，对白话诗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象征主义诗人作为一支崛起的“异军”，为中国新诗开创了新的诗风。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三大流派”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中国新诗的第一次大繁荣。     

古韵重拾：林庚新诗的唯美编译

林庚对中国古典诗歌采取传承与创新并举的态度，在新诗格律、语法与语言上积极探索，形成具有独特中国古韵的中国新诗。哈罗德·阿克顿在《中国现代诗选》中对林庚新诗创作理论与新诗作品的甄选，注重技法纯粹性、诗语古典性、诗风历史性。在诗歌翻译层面，阿克顿以“以诗译诗”的唯美主义译介笔法，忠实地还原了林庚白话诗的“中国诗味”。阿克顿在新诗编译上的独辟蹊径，是对西方世界唯美“中国梦”的投射，也暗合林庚新诗创作的审美理念。     

重解废名的新诗观

废名的诗和诗论的独特性已为研究界所公认,且近年来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论述。本文从废名的诗与诗论的文本出发,着眼于废名诗学观念对新诗本质理解的可能意义,结合废名的诗作及三十年代的诗学氛围,对废名的新诗观重新作出了申说。本文认为,废名关于新诗诗质的要求体现为两点:一是诗的“当下”性,一是诗的“完全”性,他的讲稿和诗作印证了这两个特点;而废名更为可贵的贡献在于,他充分地觉识到了新诗语言的“散文化”特性,指出应该依据这种语言的特性来建构新诗的形式,这对新诗本质的理解与未来发展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先锋与传统：郭沫若诗歌的两极形态

中国新诗一直被认为过于注重“横的移植”,而忽略了“纵的继承”,但事实并非如此,本文以郭沫若的新诗为例,试图探讨他的作品的先锋与传统两种形态,认为传统诗学依然是现代新诗不可摆脱的影子。     

这透明缘自“对世界之苍白的凝视”－－艾青和他的《透明的夜》

关于新诗，请先看艾青曾说过的一段话： “目前中国新诗的主流，是以自由的、素朴的语言，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致相近的脚韵，作为形式；内容则以丰富的现实的紧密而深刻的观照，冲荡了一切个人病弱的唏嘘，与对于世界白的凝视。” 说这话时，艾青已成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这段话包含着他对中国新诗发展道路的严肃思考。而这思考的结果，仍然体现了中国新文学的启蒙传统（至少就这里的表述而言），却也还有值得深究的地方那“一切个人病弱的唏嘘”固不可取，更不宜倡扬，但那“对于世界之苍白的凝视，却是不该一般地…     

以经典化为问题——闻一多的《现代诗钞》与新诗评估坐标重建

闻一多生命晚期编选的《现代诗钞》,其选录的诗人、诗作，总体而论经典化“成效”不高，但就其所推崇的诗人而言，成为经典的比例却相当大。这一症候性现象，与闻氏取舍新诗的原则、百年新诗经典化特征相关。他一方面以“昨天”视野和古典文学名著标准取舍新诗，承传中国抒情诗“情”的传统，置重抒写家国、人民情感的诗作，选录体现了现代抒情方式的诗作。另一方面，以“今天”观念和外译意识审视新诗，看重那些立足战争语境、表现民主观念且具有中国情怀和世界元素的诗作。《现代诗钞》所选取的大量诗人在后来史述中销声匿迹了，而未选的某些诗人又成为今天公认的经典，构成历史疑案，这背后闻氏选诗的现代性标准与百年来新诗评价尺度及其“经典”观相颉颃，彰显了重建新诗评估新坐标与原则的可能。     

徐志摩的诗：诗化生活的分行抒写?

从并非单纯的诗意信仰、中国现代布尔乔亚的“开山”诗人、从浪漫派到恶魔派和创格的新诗等四个方面来认识徐志摩复杂的思想性格，得出他不仅是浪漫派诗人而且还是恶魔派诗人，他是通过分行的抒写和对“音节化”的追求来创格中国新诗并力救时弊的，其思想之自身流露与形式之格律约束之间存在悖论与局限。     

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

科学地总结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经验和考察新诗的现状就会发现．中国现代诗学正面临三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新诗面临二次革命．以迎接新的复兴。三大前沿问题就是二次革命的内容，直接关系到新诗的兴衰。     

论臧克家的新诗形式美学观

著名诗人臧克家是我国20世纪重要的新诗理论批评家之一。他的新诗形式美学观经历了20世纪30、40年代的滥觞期，50至70年代中期的发展期，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成熟期，先后提出了“不赞成要一定的形式”、“诗要三严”、“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诗要三顺”等新诗形式的主张。     

论闻一多新诗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核

闻一多先生“新格律诗”理论的倡导及其新诗批评，在确立现代新诗的艺术形式与美学原则方面，为世人所瞩目。究其本质，闻一多的新诗理论及其创作并非“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譬儿”，在他的诗歌观念中，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事实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基础内核。其诗歌“三美”的倡导，是传统诗歌理论基础在美学方向上的发展，是现代诗歌审美理念的建立；他对新诗的批评乃至对某些诗人、诗作的否定，以及诗歌创作以“时代”、“民族”为经纬的倡导，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歌观念在新时代的发展与更新。     

西子湾谈诗记——访余光中教授

余光中,这位雄踞于台湾诗坛,乃至被颜元叔教授称之为“中国现代诗坛祭酒”的作家,一直是飘扬在我心中一面新诗现代化的旗帜。我已在香港、大陆和他一起开过两次会,这次到台湾作学术访问,又再度激起拜见他的念头。命运之神终于     

专题十三 世界发展由分散走向整体

自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以来．东西两半球开始互相连接．从而启动了全球一体化的漫长进程。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两种模式的经济在竞争与改革中谋求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两大主要趋势．即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     

物态化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取向

“五四”以后诞生的中国现代新诗并没有如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属于“舶来品”，它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血脉联系是无法割断的，因而物态化也就成了中国现代新诗的最重要的文化取向之一。这一物态化精神在现代诗歌里得到了多方面的表现，诸如对个体抒情方式的某种约束，对社会感怀的某种处理等等。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新诗：困境、根源和出路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宗白华小诗创作风格与诗美观念初探

作为20世纪的初中国新诗运动的“殿军”，宗白华的小诗意象新颖，风格独标，其中活跃着自然生命的感悟，宇宙万象的体会，既有理智的清醒与深邃，也有情绪的纯真与感动，传达了诗人的人生立场与生命情怀，而以明激的理性引领创作实践，是宗白华较一般新诗诗人优越的地方，他关于“形”“质”不分的新诗艺术意境创构理论，以及对于诗人人格的修养要求，体现了辩证的艺术精神，对中国新诗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得要影响。     

"破坏"与"建设"之间--论胡适新诗文体理论

胡适是中国新诗运动最早的理论倡导者,他对新诗文体的贡献在于一“破”一“立”。“破”在于打破旧的诗歌形式,倡导“诗体大解放”;“立”在于积极提倡自由诗。胡适建构了自己的新诗文体理论,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贡献,但也存在不足与局限。     

闻一多的抒情诗与中国新诗艺术

闻一多在抒情持的艺术上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贡献：他的抒情诗是中国新诗由自由散漫到严谨含蕴的桥梁，他是中国新诗体式的开拓，他是中国新诗技巧的集大成。他的诗歌艺术探索对今天的中国诗歌理论与创作仍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