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阙”应为“天窥”之误

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有＂天阙＂、＂天窥＂两种版本之别,孰是孰非,学界迄今仍存争议。对杜甫诗集中共12首五言八行仄韵体诗进行声律、韵律、对仗三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杜甫创作时有着把律诗的格局引入仄韵古体诗的心思,即尽量使用律句,尽力在中间两联使用对仗,尽力不用邻韵。按照这种心思,就应该把这首诗的颈联视为对仗,根据对仗的要求,从字的声调和词性上来权衡,应该是＂天窥＂而非＂天阙＂。     

杜甫诗词“画图省识春风面”解析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中的＂画图省识春风面＂一句,历来多解为＂略识＂、＂不识＂,这样的解释在诗意的理解上都有问题。本文从诗歌的词意、句式、结构等方面入手,提出＂省识＂就是＂清醒的认识＂,而这一句必须做反问句来理解的见解。     

李杜诗风的转变与唐代文化的转型

个人诗风的差异和转变,是与诗歌思潮与文化思潮的嬗变息息相关的。李杜诗风之变,实际上是唐代诗歌主潮由盛唐的理想主义浪漫诗潮向着盛中唐之际的现实主义写实诗潮嬗变和唐代文化由盛唐的多元开放的理想主义文化思潮向着盛中唐经世务实、主尊儒学的现实主义文化思潮转型的表现。李白和杜甫正是唐代这两种诗歌主潮和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将李杜诗风的转变与唐代的诗歌思潮及文化思潮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探讨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诗歌的文化内涵,更加准确地阐述和评价李白与杜甫在文化史与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历史贡献。     

从《未选择的路》看人生的三境界

《未选择的路》是一首蕴涵深刻人生哲理的诗歌。本文试图结合孔子和王国维的观点对这首诗进行新的分析。诗中以一个人生中再平凡不过的意象——＂路＂道出了人生的三个重要阶段：青年,中年,老年,同时也表现出了人生的三种境界。     

郑珍诗歌与杜诗的渊源关系研究

郑珍诗歌的宗法关系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仔细研读郑珍的诗歌,结合前代学者对郑珍诗歌的研究成果,可知郑珍诗歌继承最多应是＂诗圣＂杜甫诗歌之笔法。在诗歌内容上,郑珍诗歌继承了杜诗的＂诗史＂精神,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当时的历史现实,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在形式上,郑珍诗歌继承了杜诗即事明篇的技巧、浑然天成的近体诗的技巧、以议论入诗的技巧、塑造典型的技巧、＂看景入细入微＂的细节描写技巧、以民间口语俗语入诗和炼字炼句技巧以及独到的＂点化＂诗句的技巧等。     

论杜甫《遣兴五首》的编年

一般认为《遣兴五首》是杜甫乾元二年(759年)在秦州所作。但是,杜甫《遣兴五首》从内容上看多言长安时事,从叙述语气看,使用的是描述当前事件的语气,从内容、风格、体裁上考察,更接近杜甫的长安诗,而与秦州诗有明显不同。因此,《遣兴五首》当作于长安。从诗中的事件和物候描写判断,此五首诗作于天宝八载(749年)秋。     

试析А.К.Толстой的诗一首——以雅克布森的“对等原则”理论为视角

利用著名语法学家雅各布森的＂对等原则＂理论分析А.К.Толстой的诗歌《我的心中充满爱》,便会对这首诗有新的审美感受,使读者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语法变化,感受到诗歌中静谧、唯美的画面和作者内心的跌宕起伏。     

试述唐代诗人对《文选》诗歌的学习和借鉴

文章结合前人的有关论述论证了唐代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对《文选》诗歌的学习和借鉴 ,肯定了《文选》诗歌对唐诗繁荣与发展的作用。     

论东汉《古诗十九首》之过渡性

《古诗十九首》属于东汉末年中下层宦游文人的作品,它上承汉乐府、下启建安文学,从主题、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显现了其过渡性所在。《古诗十九首》是社会动荡、价值观念体系崩溃的文人心声的抒情载体,特殊的情感心理开拓了后代的＂寒士悲秋＂、＂闺妇伤春＂的文学典型范式。哲理性的加强以及更加关注自我、人生的特点,与后来的＂建安风骨＂相应和;抒情性的加强和五言诗模式的形成是它形式与表现的过渡性特征。因此《古诗十九首》具有不同于此前、此后的诗歌而又与之相关联的过渡性特点。     

李贺诗歌通感表现手法探析——以“讽刺帝王求仙”类为对象

从诗歌理论角度而言,通感是一种诗歌表现手法。历朝历代诗歌作品,都一定程度运用了通感创作手法。至中唐时李贺的"讽刺帝王求仙"类诗歌,完美运用通感手法为"讽刺"主题服务,其中以《瑶华乐》、《金铜仙人辞汉歌》、《秦王饮酒》、《拂舞歌辞》为代表,因运用通感手法浑融有道而具有超现实意味,蕴含了李贺诗歌创作的"无意识"。     

论“太白精神”及其文化内涵

倚持于大唐盛世中华民族外放的生命创造力以及李白超越传统文化内向的主导性格,传统文化中少有的自由外放的创造精神被李白极大张扬。他那种“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的政治理想;“功成拂衣去,意轻千金赠”的独立人格;“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的侠义风范;超越痛苦、恋时进取的入世精神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自由品格,可谓之“太白精神”。“太白精神”承载了厚重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内涵。     

杜甫秦州《遣兴》诸诗与王梵志诗歌比较--兼谈王梵志生活时代的判定

杜甫的秦州<遣兴>诸诗与王梵志白话讽喻诗的语言风格极为相似,应是杜甫对王梵志诗歌的有意模仿.结合王维诗歌中的"梵志体"题注,再以杜诗为佐证,可以判定王梵志应生活在初唐时期,其白话诗对杜甫、王维等盛唐诗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论李白的人才意识

李白的人才意识是“李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反映出李白的人才观和价值取向。李白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终与安社稷”、“谈笑安黎元”,是其一生执著的追求。然而,诗人美好的愿望却被黑暗的现实击得粉碎．他的远大理想始终难以实现。怀才不遇的痛苦,一直折磨着李白;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无奈,长期困扰着李白。因而,李白对人才问题特别敏感,其人才意识亦格外强烈。李白的人才意识,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盼知音的意识;二是惜才爱才的意识。     

李白安徽诗文写作时地新编

古今不少学者在李白年谱和李白诗文笺注中给李白一些作品作了编年,特别是詹锳还撰写出了编年专著《李白诗文系年》,确定了李白在安徽写作的大部分诗文的时地。但是各家也都有一些疏漏,在时间、地点上颇有出入。本文在全面研读李白作品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李白在安徽所写诗文的时地重新进行了编定。     

杜甫的"陇道难"与李白的《蜀道难》之比较

杜甫的“陇道难”诗共计十六首。这十六首诗记述了杜甫从陇入蜀的一段行程,与李白的名篇《蜀道难》诗的从秦入蜀的行程有交叉之处,因而有可比点。对杜甫的“陇道难”组诗与李白的《蜀道难》诗进行比较,以期探究杜诗与李诗在心理背景、表现手法及风格特色诸方面的不同。     

论疾病与白居易诗歌的关系

白居易对疾病的体认深刻,其诗歌中的疾病种类多样;除涉及各种生理疾病外,也有对各种社会现象的隐喻。疾病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诗人的创作心态及其前后期诗歌风格的变化;白诗中的疾病隐喻内容丰富,蕴涵深刻的社会思想。白氏大量写作疾病诗有自身多病、注重养生、关心民疾几方面的深层原因。     

论杜甫的道家、道教思想

儒家思想在杜甫的思想中是处于主体地位的,但从其具体诗文的实际出发,可以发现道家及道教在杜甫思想结构中仍具有一定的地位,最显著的当是其对适性的认可与强调,这在其诗文往往表现为自然任运的意趣、随性而行的"兴"和自我真性的"狂"。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与贺知章、李白等道士或道教信徒的交往,同样也反映了其对道家及道教的信仰程度。     

试论方弘静诗歌创作

方弘静诗歌创作对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徽州文学及文学社团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按时间顺序,其诗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青少年时期的"庠中稿",仅存89首,内容主要为:抒发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表达功名未就、壮志难酬的苦闷与愁思;登临山水,表达诗人旷达淡泊的情怀。宦旅时期的"旅中稿",主要内容为对下层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和羁旅愁绪、思乡怀友之情。晚年时期的"山中稿",是其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诗歌题材多样,内容广泛,诗风平淡自然。     

情深意切,悲恻动人——浅论《陈情表》的说服艺术

李密的《陈情表》不仅是一篇传颂千古的美文,同时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说服范例,其强大的说服力来自于李密对感情原则、双赢原则的严格遵循和灵活把握,同时也得益于他对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解惑释疑等说服技巧的完美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