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份土地法文件看1946-1952年土改小说创作

土地改革小说创作潮流是一种特定时代与题材的文学书写思潮,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而起。党的土地法规和土改小说作品的关系并不能用图解政策简单概括:从作品内容方面看,小说对法规表现方式分为只选取很小部分予以表现和完全不表现两种类型,且在表现过程中充满了作者对法规的思考;从创作过程看,作者普遍坚持以自身亲历的事件为作品的基础和主要材料,同时,为了正确地反映土地改革而时刻考虑法规要求。实际上,1946-1952年土改小说创作是在一个由政策、艺术和生活三要素构成的场域环境中进行的。     

丁玲土改叙事与新时期以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与周立波《暴风骤雨》不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新时期以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既基本遵从,又有许多重要突破。其具体艺术描写,客观上解构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地主"与"恶霸"概念的有意焊接。后来其他作家的土改叙事在地富子女形象塑造等方面对丁作有正面呼应。丁玲《在严寒的日子里》初刊本仍有许多突破性描写,但其重写本却有意向既有主流意识形态靠拢。该作未能终篇有其复杂原因,新时期以后主流意识形态内涵调整所致土改叙事的尴尬,是其主要因素。     

孙犁土改小说中“物”意象及其叙事功能

"物"是孙犁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审美维度。孙犁不同时期的小说中留下了人与"物"的不同关系。"物"成为理解孙犁小说的一条重要线索。孙犁小说的风格与叙事嬗变都与"物"有关。只有把握了"物"在孙犁小说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理解孙犁小说的深度和广度。在土改小说中,"物"的叙事功能越发突出,"物"不但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还具有了批判和反思功能。     

代言·反思·消解——论不同时空下的土改叙事

关于土地改革的叙事文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解放区历史代言式的正统叙事,人性立场上的质疑性书写、后现代式的解构文本。由于所处文化语境和政治背景的差异,它们在创作观念、艺术形式上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貌。同时,其情节结构和叙事立场已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互文性。就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而言,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生活,很难分清哪一个是纯粹的客观真实。在比较分析土改事件在文学史中的多元叙述之后,我们发现了历史的模糊面目逐渐清晰起来。     

论宋代文学史叙事的观念、范畴及方法

宋人在对前代特别是本朝文学发展历史的理论总结和批评阐释中,逐步产生了自觉的诗歌史观并形成自成体系的文学史叙事话语。其文学史叙事主要在时序论、文脉论、文体论、典范论、派家论五个范畴内展开,同时运用以纪年区分时段、确立经典人物图谱、命名文学典范与诗家派别等言说方式,构成交错联结的文学史叙事链,搭建了宋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其大量"互文性"的诗学文献所提出的丰富议题,为后人提供了可置身其境的历史视域和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     

刍议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的比较研究

电影是故事的载体,通过镜头衔接来表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文学叙事是通过文字叙述将故事内容呈现给读者。电影叙事依托于演员、情节、音效、场景等等多方面因素,而文学叙事依托的是文字魅力和故事情节。两者相比,电影叙事凭借视听说三方面的有效结合比文学叙事更具艺术魅力。本文分析了文学叙事和电影叙事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审视翻身的两扇窗:阶级视角与人性视角——中国两类土改题材小说的叙事比较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与新时期土改题材小说呈现出不同的叙事视角,前者以阶级为叙事视角阐述着土改运动的政治合理性与道德正义性;后者以人性为视角倾向于弘扬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精神以及对命运、苦难、悲剧的深切思索。在前者与后者之间出现了张爱玲"另类"的土改人性书写,由于作家特殊的身份背景,"另类"书写的思想内涵显得微妙复杂,备受质疑争议。     

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教育——当下的沉思

文学批评的纷乱现状,显示出研究者在文学史教育和文学批评训练方面的单薄与脆弱之处.鉴于"重写文学史"不能一蹴而就,当下的文学课堂亟需回到最本色的文学教育,即倡导对具体作品的艺术技巧的具体分析.     

《暴风骤雨》（1948）

作品以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为背景，第一部写1946年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到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召开期间．元茂屯的土改斗争，第二部写同年十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土改运动的深入发展直至取得彻底胜利，反映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全过程。[第一段]     

文学叙事与音乐叙事比较研究

把文学与音乐看做一种历时性的叙事过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两种艺术形式间的异同.文学与音乐的艺术表达都离不开情感,因此文学叙事与音乐叙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存在,那就是借助情感体现人类最本源的意志.只是因为文学叙事受理性思维支配,而音乐叙事被感性思维管辖,在表现形式上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     

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比较的理论基点

“学”与“历史”作为两种叙事形式,其联系与区别一直引起人学的争议。本试图梳理学术史上有关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不同表述,旨在确立二比较的理论基点。论首先分析了“历史”概念的二重性及“历史哲学”的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对西方思想史上不同流派尤其是新历史主义学观点的回顾,探讨历史与学在叙事趣味、虚构方式上的类同及叙事特征、言说内容上的差异。作指出,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重合与分野,应能为学研究提供新的更为开阔的方法论视界。     

苏南土改与现代化传统问题

土改前的苏南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的工商业水平、农业的商品化与现代技术水平、教育水平等方面较之其他地区都相对高一些。苏南经济社会具有浓厚的由传统小农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特征，人民生活相对富裕，社会相对稳定。1949年7月-1952年7月，苏南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全部进程分为准备、动员、开展、结束四个阶段。在开展阶段，土改运动由前期的政策控制型转变成后期的暴力进行型。苏南土改对富农经济、工商业、农村商品经济成分和技术成果、公益性和社会保障性社会成果等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近代苏南现代化成果与新中国现代化运作的对接，对我们从政府有效行为、产业传统和公众经验传统这三个视角来研究现代化有很大启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文学叙事研究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战文学把＂五四＂文学革命推向深入,沦陷区抗战文学、解放区抗战文学和大后方抗战文学均因其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展现出不同的风貌和性质,也为我国五十年代及其以后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叙事与述史：多元重合的精神空间——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比较的理论基点

“文学”与“历史”作为两种叙事形式，其联系与区别一直引起人文学者的争议。通过梳理学术史上有关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不同表述，将能够确立二者比较的理论基点。本文在分析“历史”概念的二重性及“历史哲学”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借助于对西方思想史上不同流派尤其是新历史主义学者观点的回顾，探讨历史与文学在叙事趣味、虚构方式上的类同及叙事特征、言说内容上的差异。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重合与分野，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更为开阔的方法论视界。     

大学叙事与院校研究

大学叙事是院校发展经验的真实表达,具有真实性、具体性和经验性三个特征。院校研究中的问题、思路甚至研究方法与成果都必须在研究者获得真实的在场经验之后才能产生,也只有建立在"本土经验"基础之上的院校研究方案才更具信度和魅力。叙事研究回到现场的策略和对现场文本与研究文本的分析对院校研究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大学叙事应当成为院校研究的重要内容,叙事研究方法应当成为院校研究的重要方法。     

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中的张骞形象

张骞是中国古代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探险家与外交家,两次出使西域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作出了重大贡献。张骞在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中的形象存在着差异,因此文章旨在探索张骞在历史叙事中所表现出的坚忍于事、爱国忠君、智慧有远见的形象,以及文学叙事中的尽职尽责,忠勇正直,尚气节、有品行,具有仁爱心与感恩心及孝顺的形象,并进一步分析重塑张骞形象的成就与不足。     

儿童叙事能力发展研究综述

叙事能力(narrative)是一种脱离语境的语言能力,叙事能力体现了儿童发展诸多方面丰富的信息,例如情感、认知、社会和文化发展。欧美国家的学者对儿童的叙事能力已有许多研究,本文综述有关儿童叙事研究的缘起、叙事的定义和特征、叙事功能以及儿童叙事能力的发展研究,以期对汉语儿童叙事能力的研究有所启示。     

中共建国后的土改与国民党退台后的土改之比较

中共建国后与国民党退台后的土改因面临的历史背景不同采用的手段不同，中共土改采用了激进的手段，而国民党土改采用了赎买的手段，但两者都以发展生产力和稳定社会秩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化，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国叙事诗研究与批评综述

与古代的抒情诗及其他学类型研究相比，古代叙事诗研究虽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研究方法及学术成果上，都不成规模。但古代叙事诗研究从作品批评入手，对于其作品的整理、艺术特征的发现和领悟、体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变化等，都为以后的研究作了准备。     

从个体历史叙事到家族史叙事——新时期文学村史叙事及其探源

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对农民和乡土的叙事中,显现出由“家族”叙事向“村史”叙事演变的趋势,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丈本。村史文学的发生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80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80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90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90年代未、21世纪初的村史叙事。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