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逮捕制度的问题与对策

对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来其所在的基层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进行了实证调查,发现逮捕条件尺度难以把握、径行逮捕条款过于刚性、“社会危险性”证据收集意识不强等问题;认为优化逮捕条件的可操作性、加强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引导、培养高素质的审查逮捕队伍是当前检察机关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社会危险性:特殊情形下逮捕条件的认定与适用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适用逮捕条件的具体情形,对社会危险性作了较具体的描述。然而,由于社会危险性概念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认定标准上的不统一,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对社会危险性的认识及适用仍存在较多分歧。在现有条件下,解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的分歧,一方面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在保障人权和刑事诉讼的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综合衡量有无社会危险性;另一方面,要继续对社会危险性认定的各个要素予以细化,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发挥审查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侦查中如何把握逮捕的条件

逮捕是针对犯罪嫌疑人所采取的一项刑事强制措施,因为它直接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正确把握逮捕条件,认真采取逮捕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来看,某些地区依然存在滥用逮捕权的现象,比如构罪即捕和以补代侦。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现行法律关于"有逮捕必要"条件规定得比较原则和笼统,实践中难以把握。本文笔者结合具体的专业知识、经典案例、网络数据材料,对侦查中如何把握逮捕条件提出了一些具体看法。     

附条件逮捕的实践难题与制度完善

附条件逮捕是逮捕工作机制的创新。我国立法关于逮捕的规定粗糙,附条件逮捕缺乏统一的范围标准,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完善我国附条件逮捕制度,其适用范围现阶段宜小,要确立附条件逮捕后检警工作衔接机制,完善附条件逮捕被捕人的权利保障,确认附条件逮捕中错捕的法律后果。     

逮捕条件的述评

1997年7月1日起施行的经过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对原逮捕的规定作了修改，逮捕的条件有所变化。从分析修改逮捕条件的原因，揭示逮捕条件的含义以及对逮捕条件中几个关键词的理解三个方面，逐一加以评述，对理解新的逮捕条件和执行逮捕，具有现实意义。     

慎用逮捕措施 充分保障人权

在现行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中存在缺陷。强制措施和打击手段混同,逮捕率和目标考核挂钩,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流于形式,大量适用逮捕措施,以捕代侦等问题。为充分保障人权,必须更新观念,慎用逮捕措施,从立法上完善逮捕条件,充分发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慎用逮捕措施 充分保障人权

在现行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中存在缺陷。强制措施和打击手段混同，逮捕率和目标考核挂钩，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流于形式，大量适用逮捕措施，以捕代侦等问题。为充分保障人权，必须更新观念，慎用逮捕措施，从立法上完善逮捕条件，充分发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我国逮捕措施中的证明问题研究

逮捕措施的证据范围不仅包括证据要件,而且还包括罪责要件和社会危险性要件。逮捕措施的证明标准是证明逮捕措施必须达到的真实程度,是刑事司法实践所认可的以证据为基础来衡量逮捕措施施用与否的准则,也是在证明理想作用下的现实证明追求。逮捕措施的证明应当达到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在以卷宗材料为中心的行政化书面审查过程中,逮捕措施的证明过程其实是流于形式的。逮捕措施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基本上依赖于案件承办人的内心判断,这种内心判断往往取决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需要以及追诉犯罪的职责要求。     

论国际刑法视野中的临时逮捕

临时逮捕是引渡的前提,在引渡实务中很具必要性。临时逮捕的条件、期限及其实施是如何规定的?本文将从国际条约及各国的引渡法规中对这些问题作一管窥。     

浅谈逮捕条件的理解和适用

逮捕是刑事诉讼活动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手段,适用恰当可以惩罚犯罪,保护受害者,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而适用错误将伤及无辜,侵害相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侵害人权。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逮捕措施,对提高逮捕工作质量,至关重要,而正确适用逮捕措施的前提是准确理解和适用逮捕条件。     

论逮捕制度的再定义与错误逮捕的认定

本文以分析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逮捕条件过高给侦查实践造成严重障碍为基础,深入剖析出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对逮捕制度的定位存在严重偏差,所以本文从逮捕制度的再定义出发,建议降低逮捕条件。错误逮捕与逮捕条件的改革也密切相关,逮捕条件降低后,错误逮捕的机率也降低了;此外,错误逮捕在国家赔偿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认定标准也在逮捕条件降低的基础上统一起来,避免了实践中出现对错误逮捕认定的混乱。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之再认识

2016年《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一经出台,引起学术界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关注与审视。该制度虽然符合我国司法生态,但功能相对有限,并未根本改变"一押到底"的现状。应尊重和按照诉讼规律和我国司法生态,采取逮捕审查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双管齐下方式,进一步完善逮捕措施,建立健全办案绩效考评机制。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新发展

１９７９年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存在许多缺陷：拘传的规定不具体；没有财物取保侯审；监视居住不易执行；逮捕的条件过于严格等。针对这些问题，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强制措施作了修改和补充：对拘传作了限制性的规定；增设了财物取保候审；明确了保证人的义务和责任；取消了收容审查；放宽了逮捕的条件，这些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尽管现在仍然有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但《决定》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人民法院逮捕决定权之取消探究

刑事诉讼分为公诉和自诉两种,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由于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的逮捕决定权在公诉案件中是不能行使的,在自诉案件中也是不宜或者不能行使的,因此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的逮捕决定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相冲突。应当取消。国外的法官行使逮捕决定权的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     

论逮捕条件的适用及完善

作为一项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为手段的刑事强制措施,逮捕既关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又关乎公民最基本人身自由权利的保障。因此,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逮捕条件就显得尤为重要。作者对检察机关逮捕条件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进而提出解决对策,以期为基层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工作提供参考。     

逮捕羁押率偏高问题实证解析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条件与程序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但实践中,逮捕羁押率偏高的现象并没有因此而明显改变,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目的并未真正实现。实证分析表明,这种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原因包括:逮捕条件存在缺憾与不足,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执行存在诸多困难,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启动难,案件不捕存在较大风险和压力。     

论无逮捕的必要

因逮捕的适用关涉公民的人身自由。所以，应正确理解逮捕的条件、严格把握“有逮捕的必要”。如何把握“有逮捕的必要”?其切入点是，以“无逮捕的必要”为题，阐述“无逮捕的必要”的价值、含义及其把握三个问题。正确理解和把握“无逮捕的必要”，是正确适用逮捕的关键，也是本文追求的目的。     

从新场党狱透视清末地方司法腐败

1903年,黄炎培等人因在南汇新场演说一事,被知县戴运寅以"革命党"罪逮捕,并被判以死刑,后侥幸得脱,亡命日本,是为"新场党狱"。从逮捕判刑到援救出逃,整个"新场党狱"充满了戏剧性,其间更充斥着清末地方政府司法中的种种腐败。地方司法的腐败恰恰反映了清末政府控制力量的衰弱。其时信任缺失、社会失控,权威荡然无存,清政府已然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惨淡景象。     

司法规范新常态下刑事案件运行的法律治理——基于2014年X市W区检察院刑事案件的实证分析

司法规范化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重点关注的现实问题。刑事案件的运行状况直接关系到司法规范化的现实效果。刑事案件的运行亦是司法规范的一个缩影,折射出社会危险性调查取证不足、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率过高、侦查主导性与检警关系的质疑以及强制措施刑罚化的法律问题。基于当下刑事案件运行的实证考量,提出逮捕必要性深度化、侦查监督职能化与强制措施区分化的法律治理方案。     

刑事羁押要件的比较考察——以台湾"刑诉法"相关规定为比较视角

之所以选择台湾刑事诉讼法上的羁押要件作为论述的对象,是因为台湾刑事诉讼法上的羁押制度,尤其是在羁押要件的规定方面与大陆刑事诉讼法相应的逮捕条件有类似之处,但是相比较而言,台湾的羁押要件的制度设计上则更为完善、精细,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因此,通过审视台湾的羁押要件的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我国构建与完善合理的刑事诉讼制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