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问题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年青力盛,思维活跃,更易接受城市文化,具有较强的家庭责任感,文化程度较高,大部分未婚,具备朦胧的现代公民意识,成才动机较强,对农村生活的认同减弱,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增强,渴望获得城市身份的认同,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但这一群体在身份的转换中面临着三大思想问题: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道德观的迥异和法制观的缺失、身份认同的混乱和归属感的迷失.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问题,须采取三大对策: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引导,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强化基层组织的服务功能,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道德观和法治观;营造"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对现代城市外来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渐深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外来农民工长期以来的付出是城市工业化、现代化稳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对于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有着重要意义。但就我国现状来说,外来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融入中面临着很大困境,一直是城市问题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受到国家相关部门及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现代城市外来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态进退两难,阻碍着农民工自身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进程,迫切需要深化研究,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以化解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本文阐述了城市外来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内涵,探讨了我国现代城市外来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的表现,分析了现代城市外来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并针对如何化解现代城市外来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提出了战略对策。     

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身份认同危机及应对策略

农民工子弟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不想回归农村社会,他们成为了“漂泊的一族”,并因此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危机。身份认同的危机使他们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意感,他们经常用一些消极的方式来倾泻其不满情绪。身份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他们认为自己不能同城市人及其子女进入到同一的运行“通道”,感到不公正、自由被剥夺。应对身份认同危机的现实策略是尽快取消农民工子弟学校,使农民工子弟同样能够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使教育走进农民工子弟的生活世界,并使农民工子弟和城市同龄人进行正常交往。     

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身份认同危机及应对策略

农民工子弟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不想回归农村社会,他们成为了"漂泊的一族",并因此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危机。身份认同的危机使他们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意感,他们经常用一些消极的方式来倾泻其不满情绪。身份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他们认为自己不能同城市人及其子女进入到同一的运行"通道",感到不公正、自由被剥夺。应对身份认同危机的现实策略是尽快取消农民工子弟学校,使农民工子弟同样能够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使教育走进农民工子弟的生活世界,并使农民工子弟和城市同龄人进行正常交往。     

论农民工城市认知偏差及其纠正策略——基于成人教育的视角

农民工在进城务工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认知偏差,不良的认知偏差容易阻碍他们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进程。本文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认知偏差的显性表现以及影响因素,并基于成人教育视角提出调整农民工城市认知偏差的对策性建议,即开展进城前的市情教育,降低期望偏差;培养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消除城乡地域隔阂;提高农民工的市民身份意识,实现身份角色转变;建立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合理进行职业定位;增设社区文化活动,促进生活方式认同;提供心理疏导援助,满足自我实现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认同及影响因素探析

从市民化要求出发考量,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地位认同等方面存在诸多不乐观的情况。必须认清制度、社会、文化、地位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认同的影响,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社会认同度。     

新生代农民工过渡性身份认同及其特征分析

我国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和从事工业生产已经有了超过30年的历史,"农民工"这一身份的异质性也在增强。其中平均年龄在26岁,人数接近1亿人,频繁在各地、各行业/企业跳槽的新生代农民工,其身份认同呈现明显的过渡性。这不仅表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渴望成为城市人(趋)而不能,不愿成为农民(避)亦不能,徘徊在以城市居民身份替代农民工身份的过程之外,而且表现在城市和乡村对他们的双重身份排斥而导致的身份边缘化(半城半乡),以及既不认同农民工身份,也不认同城市居民身份的身份空白化(非城非乡)。本文梳理了认识农民工身份认同的5个理论视角,试图通过对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涵化理论、社会认同理论中的群际关系理论、社会心理学的动态建构理论、社会表征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的梳理,为认识农民工身份困境提供理论思考资源。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来自制度性分类,而非个体在身份选择上的徘徊。他们的身份认同困境还来自制度性分类本身带有的地位高低的结构性,与他们渴望向上流动的动机之间的矛盾,从而造成他们处于两种力量的角力之中,陷入双重排斥的处境。透过新生代农民工这些身份认同困境,可以看到城乡权力关系中的问题。     

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身份认同

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是其市民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C市为研究地点,发现获得城市户口的失地农民中只有四分之一认同市民身份,四分之一认同农民身份,而有二分之一对其身份状态特别模糊。在所有影响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因素中,只有经济收入、文化程度和年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强化失地农民的市民身份认同,政府要对失地农民实现工作技能转换和财产形式转换,在居住空间增加失地农民与城市其他阶层接触机会,建立组织教育和提升失地农民的综合素质并且建立覆盖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     

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身份认同

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是其市民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C市为研究地点.发现获得城市户口的失地农民中只有四分之一认同市民身份,四分之一认同农民身份,而有二分之一对其身份状态特别模糊.在所有影响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因素中,只有经济收入、文化程度和年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强化失地农民的市民身份认同,政府要对失地农民实现工作技能转换和财产形式转换,在居住空间增加失地农民与城市其他阶层接触机会,建立组织教育和提升失地农民的综合素质并且建立覆盖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     

阶层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基于河南省四城市的调查分析

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物质、精神追求更为强烈,而生活圈的日益同质化与内倾化,使他们在身份认同、关系网络建构、未来发展等方面表现出差异化、内卷化倾向。本文通过对四城市调查数据的分析,从自我认同,人际认同,未来归属等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合肥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状况的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但由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机制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等各方面的因素,在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认同困境。本文以合肥市为例,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新生代农民的社会认同呈现出四大特征：中等水平的职业认同、模凌两可的地域认同、强烈向上的身份认同和固化的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对策：一方面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增强自身融入城市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消除政策歧视,破除制度性壁垒。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的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我国学者持续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问题,综观其研究成果,可以概括出以下观点: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身份定位会影响其消费行为的选择趋向;其次,新生代农民工从消费方式、观念、结构等方面所呈现出的消费特点,体现出该群体对市民身份认同的诉求;最后,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消费,构建、巩固并维持自身塑造的市民身份认同。     

土地流转制度下的第一代建筑农民工养老问题研究

第一代建筑农民工悄然老去,而他们的养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是我国养老体系的一大漏洞。文章从土地流转视角分析第一代建筑农民工的养老现状、内在原因,以及土地流转与养老的内在逻辑,为解决第一代建筑农民工养老问题提出了可行性的优化路径。     

城市公立中小学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文化差异与重塑——基于青岛市Y小学的个案研究

近些年来,大量的外来农民工子女进入到城市公立学校就读,使得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不同社会阶层的身份文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身份文化共存、交融与碰撞。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文化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其在学校所表现出的日常行为、课堂纪律、语言表达及自我身份认同等方面。为此,借助于青岛市Y小学的个案研究,针对这些身份文化差异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探讨学校、家庭、社会在特色学校文化、家校合作、社会制度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引导这些学生的身份文化重塑,以促进其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     

进城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及化解对策

目前,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这种现状不仅制约着农民工的自我发展,也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通过分析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的种种显性表现,发现农民工身份认同正确与否,与农民工自身素质及消极的“自我归类模式”、城市居民的偏见及两者的“群际隔阂”、城乡不同的文化及“二元体制”的禁锢等因素相关。要化解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应以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加强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为切入点,同时采取建立社区支持体系,消融城乡二元分割等措施。     

土地流转证券化的农户选择和影响——基于湖州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浙江省湖州市三县两区178份农户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选择土地退出和土地流转证券化农户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湖州市农村家庭人口数和男性人口数的正负相关影响正是现在农村的真实体现,文化水平和对土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对于土地流转证券化的支持更趋于正相关。非农业收入越高,对于农户趋于土地流转证券化的意愿也就越强烈,此外,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证券化的意向影响更明显。     

制度约束、“两栖”流动与深度城镇化

长期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劳动力拥有向城镇居民身份转变的能力和条件,因此,以这类农民工为主要乡一城迁移对象的深度城镇化进程应该启动。农村退出的土地流转制度和城镇融合的社保制度是实现有效迁移的核心“制度集”。在当前条件下,应当为其建立相对独立的社保体系,构建由中央政府、流入地政府、企业及农民工劳动力等共同参与的社保成本分担机制,健全农地流转机制,以解决其土地依赖问题。     

教师表征对进城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的影响

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社会互动中,农民工子女身份通过社会表征、社会认同等方式被社会群体建构,同时通过农民工子女自我表征和自我身份认同等方式主动建构。在此过程中,教师的支配性社会表征、争端性社会表征和无约束性社会表征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有着不同的作用机理。     

文化身份:中国全球化文化处境与问题反思——从近期发生的几个文化事件谈起

近期出现的几个文化事件,表征着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文化身份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全球化背景下对消费文化的身份认同,以及消费文化语境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当代语境下的文化身份受到消费文化的破坏,同一性受到威胁,社会、阶级认同遭到弱化。     

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认同的分析与思考

作为社会结构转型期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却又不被真正接纳。剧烈的文化冲突使这一群体难以融入城市文化,同时对乡土文化和主流文化又有一定程度的疏离和怀疑。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认同,应以变革城乡二元制度、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权益、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途径为切入点,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自觉,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