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生命与美－读胡风的《野花与箭》

《野花与箭》是胡风创伤于中华民族动荡不安年代的诗集，诗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愤懑孤寂的情感构成其丰富的情绪层面，整部诗集张扬着自我超越的韧性战斗精神和搏击时空的力量。诗歌在整体上呈现出自由灵活、意蕴丰富的美学特征，这与胡风一贯的文艺主张和独特的艺术追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真情,生命与美——读胡风的《野花与箭》

《野花与箭》是胡风创作于中华民族动荡不安年代的诗集,诗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愤闷孤寂的情感构成其丰富的情绪层面,整部诗集张扬着自我超越的韧性战斗精神和搏击时空的力量。诗歌在整体上呈现出自由灵活、意蕴丰富的美学特征,这与胡风一贯的文艺主张和独特的艺术追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试论胡风题材论的内涵与美学意义

在胡风的文学理论体系中，题材论是重要内容之一。左联时期，胡风就曾针对以庸俗社会学与左倾机械论为依据的题材决定论，指出：“民族革命战争这个伟大的运动，是和一切生活纠纷关联着的，所以这个主题底视野是无限地广大，它底内容是无限地丰富。”①到４０年代，胡风在《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中提出了著名的题材论：“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②这一提法体现了胡风题材论的基本观点：应让作家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题材，不应加以任何规定或限制，也无须硬性划分重…     

解放与进步革命与启蒙--从题材论争看胡风的文艺价值观

胡风与题材决定论者之间的分歧和论争，有其内在原因。胡风之所以反对题材决定论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及鲁迅的影响有关，而其深层的原因则在于胡风所坚持的文艺启蒙观念。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历史反思与考察

本文通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历史反思与考察,较为详备地探讨了胡风历史悲剧的政治、思想、个人的原因。从而确信,文学探索的路应是多样的,它与生活之路一样丰富,文学应该有正常的的氛围与环境。     

一代青年的心路历程——论《野花与箭》

《野花与箭》是胡风的第一部诗集,它所反映的主人公探索、斗争、挫折、追求的心路历程,是一个时代的投影,反映了一类、一群、一代进步青年的心路历程和前进步履,具有一定的史诗价值,应予它以并不菲微的评价。诗作在艺术上也是很有特色的。     

胡风文艺思想的源脉与特色

胡风文艺思想渊源于"五四革命文艺传统”和"国际革命文艺传统”.胡风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理解与继承是从深刻认识鲁迅的价值和意义开始的;影响胡风的"国际革命文艺传统”,则是指从世界级现实主义大师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那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胡风文艺思想的哲学文化基础,蕴含极为丰富,除马克思主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五四”启蒙学说中的生命哲学和个性主义.这使他的文艺思想与世界哲学文化思潮相打通而获得了一定的世界意义,并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流派在东方的一个重要分支.胡风文艺思想的突出特点是艺术属性本位论和毫不妥协的审美立场;坚定的主体性观念及对于人性的辩证理解;对创作过程的独特理解与强烈的生命伦理意识.     

艾青与胡风文艺思想之比较

艾青和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都和“七月派”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一角度出发,文章分析了他们两人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以及他们理论上的异同;指出艾青的诗论受到了胡风理论强有力的影响,并在具体的诗歌领域发展、丰富和校正了胡风的理论。     

略论胡风的文学编辑

胡风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编辑家，他认为作为编辑的基本素质是诚实，对读者负责，也对自己的良心负责。胡风编辑了一大批质量上乘的文学作品，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认为要善待读者，处理好与作者的关系，在编辑工作中贯彻现实主义的编辑方针，坚持现实主义的理论高度和用稿标准。     

胡乔木与胡风案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和对胡风的政治清算有一个渐次升级的过程。其中,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胡乔木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10月,胡乔木随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后逗留重庆,借批《论主观》来清除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1948年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发起的公开批评,也得到了胡乔木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头两年,胡乔木多次奉命找胡风谈话,试图解决其思想问题,他还借舒芜发表自我检讨文章的契机,组织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转发了舒芜的自我检讨文章,胡乔木亲自加按语,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到“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事实上为后面的文艺批判定了基调;1954年之后的对胡风大批判过程中,胡风写给舒芜的私信被披露直接导致了胡风问题升级为“反党反革命”问题。这件事与胡乔木建议写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有间接关系。但是,对于把胡风及与胡风问题有牵连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胡乔木是不赞成的,并在毛泽东面前替胡风作过申辩。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中)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态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上)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杰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     

胡风与浪漫主义

胡风文艺思想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一直未能得到系统分析。胡风理论中的主要观点虽然包括思想认识和情绪体验两个方面,但他本人对后者的重视超过了前者,以致胡风理论表现出浪漫主义理论的某些特征。胡风文艺思想的浪漫主义特征起源于两个因素：一是西欧浪漫主义和“五四”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二是对厨川白村与苏联作协“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接受。胡风浪漫主义文学观作为一种功利主义文学观与左翼“同又不同”,根本区别在于,胡风认为浪漫主义者应负载启蒙和政治双重功能,而左翼人士则力图把浪漫主义纳入纯粹的政治轨道。这“同又不同”,又集中体现于如何看待自由主义或右翼浪漫主义、左翼浪漫主义以及抗战浪漫主义的态度上。     

诗的风骨 思的锋芒——读曾卓的《悬崖边的树》

曾卓十七岁开始写诗,抗战时期是活跃在诗坛上的“七月派”诗人之一。解放前出版了诗集《门》和长诗《母亲》,真实地记录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知识青年追求光明的艰辛历程。他1955年因“胡风事件”的株连被迫搁笔,在新时期终于又恢复了政治生命,重新拿了诗笔为新时代歌唱。1981年出版的诗集《悬崖边的树》就以其能真挚地展露自己的情感和灵魂世界而产生巨大     

乍暖还寒时节——1979、1980年胡风（梅志）与贾植芳、耿庸、何满子来往书信选

1979年1月11日，正在四川省第三监狱关押的胡风，被公安部电话通知释放出狱，恢复了自由。1月16日，胡风夫妇来到成都，住东风路省革委会第二招待所。不久，家人陆续前来看望与他们团聚。6月，胡风被任命四川省政协委员。之后，逐渐与熊子民、吴奚如、萧军、李何林等老友开始了通信联系。10月14日日记：“何满子的妻妹吴耀林及其丈夫王广沅来，     

继承与悖离：徘徊在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之间——胡风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探讨

作为左翼文学运动史上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胡风较早地对左翼文学运动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左倾化理解进行了深度的反思工作,检讨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有助于深化对左翼文学思潮特别是现实主义文艺的认识。胡风的文艺思想一个鲜明的特征在于要求作家具有强烈的个体独立意识。胡风把“五四”的个性意识和战斗精神渗透到了现实主义理论内容的阐释当中。另一方面,胡风文艺思想非常强调现实主义文学的革命性、政治性以及阶级倾向性的意识形态诉求。胡风把“五四”这个复杂的文化政治事件整合进了革命主流话语的叙述当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处于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问的胡风文艺思想所导致的悲剧具备了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胡风关于作家与生活"对话"的理论意涵

以"主观战斗精神"这一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为轴承,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结合胡风文学理论批评的具体文本,阐述胡风关于作家与生活"对话"理论所包含的意蕴与价值.     

胡风文学的批评观

在胡风的全部论著中,关于文学批评的专论只有一篇,即写于1944年4月的《人生·文艺·文艺批评》。其余有关文学批评的观点和言论则散见于其论文及批评集的序、跋和后记当中,尽管文字数量不算丰富,却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胡风对于文学批评的自我界定。从前面的《人生·文艺·文艺批评》这一题目本身,我们就能大致看出胡风批评观的某些端倪,即文艺批评是与人生和文艺紧密相连的一件事情。因此,在具体分析胡风的批评观之前,对其文学观作以简述,当是十分必要的。     

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意义与价值

文章阐述了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内核,以纠正对其的误解和批评;指出舒芜的<论主观>在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这一点上与胡风的理论有相似之处,而舒芜的"主观"概念与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内涵则是不同的;论述了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实质、理论指导思想的一致性,而胡风对<讲话>尚未涉及到的以及已提出的问题,坦陈己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起到了补充和完善的作用.     

与胡风现实主义交相辉映--七月派文艺思想群论

胡风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并不是孤高不群的，许多有识有勇之士都曾经是胡风理论上的同盟，特别是作为文艺理论界的七月派，更是胡风文艺思想的有力支持和必要补充。这种群体的阵势和力量。使七月派的创作具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这种群体的理论发言。也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总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