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办刊物”和“刊物办人”

张志公先生曾向我介绍过他在“文革”前主编《语文学习》的经验和感受。他说:“办刊物要有个思想准备,开始是人办刊物,到后来会变成刊物‘办’人。”对张先生这句话,当时不太理解,编了几年《语文学习》,又编了几年《中文自修》现在才有所领悟。《语文学习》丛刊创刊时,语文刊物很少,刊物上能刊登一些语文知识性文章就已经很新鲜,很受欢迎;一两年后,教学逐步走上正规,读者已不满足一般知识性介绍,于是教材分析、教学设计、练习资料等文章受到极大欢迎。现在,教材已经稳定,每篇课文如果还是那样分析来分析去,而且大多又     

观点摘要

李景端:按需出版、降低成本才能减少库存译林出版社前社长李景端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文章说:要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降低成本,第一要务即是要坚     

无愧灵魂工程师称号——《浙江新生报》总编汪宗保印象

“《浙江新生报》要办成全国监狱系统第一流的报纸。”这是记者采访最近被评为主任记者的浙江新生报总编辑汪宗保时,他的开场白。他的话并非狂言。在1989年的全国新生报首届综合评比中,《浙江新生报》就以其内容和版面的不同凡响而获一等奖。 1987年的《中国报刊报》(《新闻出版报》的前身)曾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办给罪犯看的报纸——新生报》,第一次向广大读者介绍了这张鲜为人     

《读书》的启示

读了十几年的《读书》,思想上受益良多。近读沈昌文先生的文章《回忆〈读书〉》(《南方周末》2000年11月9日),又觉得我们这些办杂志的人还能从《读书》中得到不少编辑方面的启示。一、“三无”境界谈到《读书》成功的原因时,沈先生一再强调“自己的局限和无能”,“因一己之无能才能联络到那么多能人,把这么一个其内容远远超过我们知识水平的杂志有声有色地办了多年”。他的同事又在“无能”之上加了“无为”和“无我”,构成一个“三无”境界。办杂志不是武大郎开店,刊物的水平当然要力求高于编辑自己的水平,否则就没有意思了。刊物的水平取决于作者的水平而非编辑的水平。编辑的能耐     

漫卷诗书喜欲狂——迎香港回归

我是一个在香港生活过、工作过的人,对于香港的回归,更有不同的感受。 解放前夕,我在香港办过三家报纸——《星期报》、《周末报》和《文汇报》。《星期报》出了一期就停办了。《周末报》和《文汇报》办的时间要长些。 《周末报》是夏衍同志提议办的,我在香港做着《文汇报》和《周末报》两个报的总编辑。好在那时年纪轻,精力足,可以应付。当时我经常用“吴士”将军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军事评论,在香     

媒体策划“点子精”——王京忠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每当听到这充满激情的旋律，我就想起一个名字——王京忠。他原是驻津某部一名报道员，现任中华第一刊《半月谈》杂志社副总经理、著名媒体策划专家。他不仅获得“首届中国诸葛策划大奖”、“中国策划界十大精英”的称号，而且荣获“中国媒体策划第一人”的美誉。[第一段]     

十年磨一书——访《船山全书》编审者杨坚

采访杨坚,先电话求见。不料,却碰了个软钉子。说,《船山全书》没出完,以后再说吧。道白了就是“谢绝采访”。说书没出完是事实,可16册已出11册、600多万字,且已有两册在全国古籍优秀图书评奖中分别获一、二等奖,他本人又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     

风物皆有托 含情启文思——品读黄种生《团团转集》

福建日报原总编辑黄种生在《说“缘”》一文中，引用过一个统计：“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遇的可能性是千万分之一；成为朋友的可能性是两亿分之一”。照此说法，我与黄种生同志是挺有缘分的：我刚分到福建日报社，就跟他同住在一个院楼；后来在文艺处主编《生活窗》、《潮声》版，则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办的；     

晶莹:在浓绿之间——我所认识的文学编辑周明

一位外省作者晋京,初次去叩“国刊”《人民文学》的门,就被接待者——一位中年编辑从介绍信上“认”出了名字。对方不仅指出这位作者在省内发表过不少作品,而且还能说出该省其他许多作者的姓名。《晶莹:在浓绿之间——我所认识的文学编辑周明》一文就从这里落墨,叙述了这位作者眼中的这位编辑:他的热情洋溢,他的不知疲倦,他的重情讲义,还有他的工作,他的事业,和他所走过的道路……     

李景端《波涛上的足迹》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波涛上的足迹——译林编辑生涯二十年》一书,最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作者李景端原为译林出版社社长、《译林》杂志主编。本书从编辑的视角,通过《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崛起的历程,以及亲身经历的见闻和感受,折射出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通俗小说翻译出版发展的波折。书中首次披露了1980年初曾惊动高层领导的“《尼罗河上的惨案》风波”的详细过程。作者又以自已有选择地介绍外国通俗文学,实现“打开窗口,了解世界”的事例,展现出《译林》杂志及译林出版社空手起家走向成功的感人形象。书中还附有萧乾、冯亦代、戈宝     

以“谈”取胜的《半月谈》

办报纸、办刊物,要办出自己的特点,办出自己的优势,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要有个性。不然,大家都是一个面孔,都是一个腔调,就没有味道了。 在全国的刊物中,《半月谈》发行量多年来“雄居”第一。我曾说过,《半月谈》是“中华第一刊”。要总结经验,     

《Esquire》--缔造优秀男人

“《Esquire》不是潮流杂志,不是给男人办的健康杂志,不是面向男人的金钱杂志,它不是这其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他们的全部。”世上的男人有两种:好男人和坏男人。如果你有幸找到了好男人,就给他订一份《Esqui-re》;如果你遇到了第二种,恭喜你找到了一个拯救他的方法。——《Esquire》主编大卫·格林哲     

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

萧乾先生是著名的记者、作家、翻译家,同时也是出色的编辑家,他早年进行过大量卓有成效的编辑工作,晚年对编辑出版工作仍十分关心,就在他辞世前不久还在医院抱病为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即将出版的书评随笔集《渡涛上的足迹》作序。这是萧乾先生生前最后写的一篇绝笔文章。     

报纸要靠大家来办

早在1948年,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就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40多年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观念在人们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各新闻单位积累了丰富的依靠群众办报纸、办广播、办电视的经验;全省形成了比较健全的通讯网络,广大通讯员为新闻事业做出了不     

是谁让张教授“委屈”

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固然很“著名”,但是好像从来没有这么火红过,红火得有点“委屈”。张颐武被卷入一场莫明其妙的论争,而且纯属意外——是媒体对他的“误读”。许多媒体的转载中都有令人耳熟能详的一段话:“孔子不是很伟大么,不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么,章子怡也是中国人的代表啊,《新闻周刊》《时代》周刊都拿她当封面来报道中国呢。既然如此我们也要尊重她,崇拜她,好歹中国人就这么一张脸让人家记住了。”张教授在博客中介绍,这引号中言之凿凿的句子其实是来自某报记者的编造,更甚的是在那篇文章中还用了这样别有用心的标题—《孔…     

致李景端的信

李景端同志:您好!《安徒生童话选》我编好了。童话是从“全集”中选出来的。“全集”共四册,“译文出版社”本。选的标准是按照内容多样性(包括风格和故事内容)、长短参差、现实和幻想,免得使读者感到单调。次序我在目录中排好了,如要在四卷中找到有关的篇目,第4卷末尾(623页)有拼音索引,一下子就     

“铁肩辣手”邵飘萍

1926年4年26日凌晨,誉满京华的名记者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了。人们痛惜、愤怒。腐败黑暗的旧中国,有几个象他这样的“全能记者”?他办过很有影响的通讯社和报纸,采、写、编、广告、管理都十分出色;他对外国新闻事业也有较多的了解,担任过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的顾问;他又是中国最早从事新闻教育的少数人之一,他写的《新闻材料采访法》是第一部中国人写的采访学的著作。曾有半年的时间听过邵飘萍讲课的青年毛泽东,赞扬他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全国解放后不久,邵飘萍的家乡浙江省金华县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新闻救国——青年时期即立青云之志     

《国闻通讯社》和旧《大公报》

《国闻通讯社》曾是《大公报》(新记)的姊妹企业,而且可以说,它是《大公报》的母体。这不仅因为旧《大公报》革创时期的“班底”大多是从《国闻社》调集的,而且作为《大公报》的三“巨头”——吴鼎昌、胡改之、张季鸾也是在创刊《国闻周报》之初,开始紧密结合的。他们三人,在早年同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但大概只是泛泛之交。归国以后,就各奔前程。吴、张二人,都挂籍同盟会;而吴在清末,就进了大清银行(中国     

张骥良的记者路

他的视力仅有0．01．几近失明。写字不得不整张脸“趴”在稿纸上,可他却一笔一笔写出了长达28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终结一个时代的人——溥仪正传》,而且即将由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40岁那年,他曾遭遇下岗,但他笔耕不辍,44岁时被《民政之声报》聘为记者……身高不足1．5米的他．绝对是个“小人物”,但他却做出了不少让人们刮目的大事。他的名字叫张骥良——     

信息四则

台北出版业者诧异——《毛泽东语录》如此热销【台湾消息】台北出版业者杨一峰投身出版业只有三年时间,最近他在岛内出版界做了一件倍受关注的事——出版《毛泽东语录》。该书在台湾出版后热销,一版再版,迄今已出第四版。这样的业绩连他自己都诧异:“本以为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此热销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杨一峰说,出版像《毛泽东语录》这样的书,就是要填补学术“拼图”上的空缺。他认为《毛泽东语录》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且不论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就字里行间所透出的智慧对做好企业管理就很有帮助。他还举例说,“甚至毛主席还在书中告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