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学说的功利特色

本文首先从"大功利观"的角度肯定了道德论与功利论的同一性,指出迄今为止研究中国传统道德学说的论著,仍然有过分地强调两者的对立,而忽视甚至完全抹杀它们之间的同一性的倾向.同时以孔子"仁"论为例阐释了其道德学说的人本特色和功利特色,发掘其中功利论内涵与道德观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尝试着为中国古代道德思想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非功利而功利”的价值观

一日,见某报署名文章赫然写着：企业经营第一目标是赚取利润。当然,借着企业文化论述,也说了“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起来”的话,但总感觉有些言不由衷的意味。     

论毕飞宇的超空间叙事

毕飞宇的先锋精神始于他的第一部作品《孤岛》,一直延续到当下《欢迎来到人间》。这种先锋精神及其叙事集中体现在空间对时间的割裂。结合空间理论的发展,从詹姆逊的后现代超空间理论视域来看,毕飞宇以认知测绘的写作姿态,塑造了当下超空间的同质化和主体无法超越空间的生存状态。而距离的产生是毕飞宇认知测绘的前提,也是其引导受众重新定位的前提。他拉开了生活与写作、个人与社会、文学与评论之间的距离,以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融合的视角,帮助当下受众重塑空间认定和自我认知。ChatGPT的产生却恰恰是抹杀距离的科技推手,技术常态又将像以往一样消减大众认知测绘的能力。因此,当代作家需要强化先锋精神,在创作中强化距离控制力。     

光面爆破超欠挖控制技术探析

超欠挖问题是地下工程施工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对洞室围岩的稳定性、施工安全、工程造价等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文章分析了隧道超欠挖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减小隧道超欠挖包括光面爆破技术的几条途径,最后通过隧道右线实例分析了超欠挖时隧道成本的影响.     

超主权传播生态：面向元宇宙的国际传播秩序重构

当前世界局势复杂多变,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际传播“西强东弱”的格局一如既往,成为国际对立冲突的源头之一。元宇宙为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基于这一新情况,本文提出超主权传播生态和超主权传播平台等概念,以新视角和新理念破局现行国际传播秩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引领下,通过政治、技术和运营三个层面的叠合,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论墨子思想中“兼相爱”与“交相利”的关系

作为先秦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墨子,“兼相爱”是他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核心,这一核心又离不开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交相利”。在墨子思想里这两者可以说是以“兼相爱”为本质起点,以“交相利”为表现,它们借助“义”融合在了一起,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并以博爱的功利原则展现出来。对这两者关系的探讨将有助于多角度、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墨子思想,从而更为清楚地看到当时的社会状况,使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具体地呈现出来。     

论生态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行与思的逻辑,和生态规律与目的对应,形成了生态方法。行与思的逻辑,与超循环生态的大道与公理一致,形成了网络生态辩证法。网络生态辩证法,是中国传统的中和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融合与发展,它规约人类之思,提升生态文化;规约人类之行,发展生态文明;规约生态美学的研究,使之形成新的理论系统。     

士官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克服的两种错误认识

士官校园文化建设是当前士官学校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功利论和不良环境论是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克服的两种错误认识.要拒绝功利论,以科学发展观引领校园文化建设,创建士官特色文化.要破除不良环境论,坚持以人为本,提升校园文化质量.     

否定“殉清”说着实不易——与邓云乡先生再论王国维的死因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 ,邓云乡先生在《吴宓与王国维——静安先生自沉实录》一文 1中是否定“殉清”说 ,而赞同“殉文化”说的 ,拙文《也谈王国维的死因》2 (以下简称“《也》文”)对此提出异议 ,认为中国文化之遭遇“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至 1 92 7年已有“数十年”,“殉文化”说既无法回答“为什么王国维经此‘数十年’不死而到 1 92 7年才死”的问题 ,也无法回答对王国维遗书中“再辱”之语“该作何解释”的问题 ,而“殉清”说则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最近 ,邓先生又发表《静安先生死因之谜——奉答蔡仲德先生》一文 3(以下简称“《答》文”) …     

日源新语对王国维美学话语转换的影响

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美学的"中间人"对中国美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日源新语的影响为最甚。本文主要论述日源新语对王国维美学话语转换的影响。王国维接纳日源美学新词汇、新概念为前提,积极倡导美学作为独立学科进入中国现代新兴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同时利用日源新词汇传播美学新概念,借以表达美学新思想,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内在精神结构添加了学理选择和判断的诸多内涵。     

为"中学"寻找价值依据--王国维学术观的一种新解读

王国维曾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学术观 ,论者往往以之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出现的重要特征 ,从而将其看作现代学术的开山祖。其实 ,其学术观与国粹学派有很深的渊源 ,并且其论学重点在于为“中学”寻找存在的价值依据 ,而不在输入西学。而且他的学术观只在使自己的学术心灵得以安顿而取得暂时的平衡 ,他关于中、西学关系的论断并没有突破旧的“中体西用”的思想旧格局 ,所以没有形成现代学术的新“典范” ,其治学方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与“实然”的现代学术相背反 ,所以说他并不能扮演现代学术开山祖的角色。但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自有不可抹杀的贡献 ,其学术观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恰在于可以纠正现代学术建立之偏。本文旨在从国学的角度谈王国维对现代学术的贡献 ,纠正以往在“应然”的角度来判断他学术观意义的失误。     

论王夫之关于《诗经》中的性爱描写的思想

《诗经》与《圣经》中的诗歌之间具有许多契合点 ,王夫之的诗学观念与基督教圣经学的诗歌理念比较接近 ,因此其间存在着可比性。王夫之重视诗歌的情感侧面 ,对所谓“艳诗”持明确的肯定态度并且加以提倡 ,重视《诗经》中涉及性爱的内容并肯定其价值。王夫之的诗经学说凸现了儒家经典《诗经》歌颂生命主体意识 ,高扬人性 ,肯定性爱 ,赞美爱情的本质。王夫之的诗经学研究成就丰硕 ,这得益于他的整个哲学体系     

儒学的现代开展与东西文化调和之检讨--论贺麟的文化观

回顾一下 2 0世纪儒家人文学的发展 ,就会发现一条由思想到学术 ,亦即从新儒学体系的建构到儒家文化的学术研究的演进线索。这表现在 ,不仅本世纪几个著名的新儒学体系均产生于前期 ,而后期则极少此类建构性努力 ,而且 ,新儒家本人亦多有由思想到学术的学思历程。对此 ,人们可能会满足于从社会—政治、历史的变迁层面来解释 ,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 ,贺麟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自觉开始了这一转变。贺本人以一种非建构的态度对待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展 ,作于抗战时期的《文化与人生》就是其具体表现。只是他对于儒学“现代化”所具有的方向性意义…     

论董逌的绘画美学思想

董是北宋的著名画论家 ,其画论不满于画家刻意追求“形似” ,但是并非反对作画以“似”为标准 ,而认为画的价值在于得物理、物性 ,这才是真正的“似”。而物理、物性 ,都是指事物得之于‘造化“的内在律动、生命感、变化感及此事物的独特的形态。董主张以“天机”作画 ,“天机”意味着艺术创作的最佳契机是只可有一、不能有二的 ,是审美创造主体和客体的不可再遇的契机。画家要获得“天机”要时时造访自然 ,在邂逅相遇的方式中体验“物我两忘”的境界。董还提出“以牛观牛”之说 ,其实是主张“以手观物”的审美观照角度     

元代审美风尚特征论

蒙古人"大元"的建立,对汉民族文明和传统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使因循守旧的传统思想文化和温柔敦厚的审美风尚在游牧民族迅速崛起和物质力量骤然增强的直接冲击下,遭受了历史性的颠覆,从而使元代审美风尚偏离传统,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呈现出与前不同而为元所独有的特点来,即它们的异变性、民族性、开放性、质朴性和阶段性五大特征.     

论商代"拨尔而怒"的审美风尚

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是经过变形处理的兽面纹,它综合了各种现实中与想象中的动物形象.这种被后人视为凶恶、丑陋、狰狞、恐怖的形象,却是商代人崇拜的对象,也是其心目中最美的形象.它代表了商代人普遍的审美追求,亦即拨尔而怒、刚健奋发的审美风尚.其他如青铜器上狞厉的动物造型以及"万舞"和"桑林"舞等,也都体现了这种审美风尚.     

王维的禅修内涵与诗歌创作

王维的禅修内涵包括北宗和南宗两个部分 ,前期以北宗为主 ,后期以南宗为主。不同的禅修内涵对王维的思想和人生道路选择影响巨大。在北宗影响下 ,他念佛、坐禅、归隐 ;在南宗影响下 ,他“身心相离” ,隐于朝和吏。不同的禅修内涵也使他的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前后期特点。     

王夫之《春秋》学中的华夷之辨

王夫之激于明亡的惨祸烈毒,在他的经学著作特别是关于《春秋》的著作中,对华夷之辨予以极大关注。他反对诸侯与夷狄会盟,斥孤秦陋宋,肯定齐桓晋文之霸业以夏变夷的功绩,批评春秋时期诸侯力争、弃绝仁义礼法的做法为师夷狄故习。从中可以看出王夫之对满清入主中原的强烈不满和存续中华文化的良苦用心。     

论中国文化的听觉审美特质

古希腊视觉中心主义的真理观奠定了相应的西方认识论范式,并促使其后的艺术美学理念逐渐向俗世的实在维度靠拢;而一向注重听觉的中国心学却始终以静、空的时间体验方式将真理的理解置入了超越于空间之上的虚无维度,以谦卑的姿态在视觉霸权的压制下顽强进行着人生归属感的寻求,也正是这种归属感型塑了中国艺术文化内敛、体恤以及高蹈的独特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