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九歌》之“九”字

屈原《九歌》之“九” 的含义,历来有多种说法,本文认为“九”为实数,《九歌》共十一篇,首篇《东皇太一》是这种歌,为这组歌的序曲,末篇的《礼魂》是这种曲,为这组歌的尾声,都不算这组歌的正文,除去头尾,正好九篇。《九歌》之“九”为实数比较合理。     

典籍英译中的形制研究——以《九歌》为例

文章采用描述、个案研究、文献研究、互文参照等方法,对《九歌》的篇数等颇有争议的形制问题进行辨析,阐明《九歌》有九篇而并非十一篇,进而论证形制研究在典籍英译中的重要性。     

《楚辞·九歌》名称考释

《楚辞·九歌》,是一组祭祀的乐歌,计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礼魂》等十一篇诗。为什么名为《九歌》,而实有诗十一篇呢?从王逸以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王逸在《楚辞章句》注释《礼魂》第一句诗时说:“言祠祀九神”,好像是说名为《九歌》,是因为祭祀的是九种神祇。但在《九辩序》中又说:     

《九歌》释名补证

<楚辞·九歌>共十一首,所有传本均如此,无一例外. 既然是十一首,为什么取名"九歌",是"九"字错了,还是诗歌的篇数错了?郑振铎说:"<九歌>有十一篇,或以<礼魂>为'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适用.     

《国殇》与《九歌》

《九歌》。名为“九”而实为“十一章”的现象，为历来《楚辞》注家重视而不断进行探讨的问题。通过考证：我们发现《九歌》，原本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九章，《礼魂》是前九章的“乱辞”。屈原《国殇》写于楚怀王十七年，是作者后来或后人编入《九歌》的，因而形成名为“九”而实为“十一章”的格局，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九歌》是屈原创作的楚国郊祀祭歌。     

祭歌之绝唱——《国殇》赏析

《国殇》是屈原《九歌》中的第十篇。《九歌》是屈原以楚国民间祭歌的形式写成的抒情组诗，共十一篇。《九歌》从《东皇太一》到《山鬼》所祭的都是自然的神灵，而本篇所颂的则是人鬼。     

略说“东皇太一”

略说“东皇太一”郭杰在楚辞《九歌》中，《东皇太一》居于十一篇之首。其场面之宏大、气氛之热烈，均为它篇所不及。近代以来，许多学者认为该篇是《九歌》整部乐舞的“迎神曲”，有人甚至提出，整部《九歌》“在理论原则上，被迎送的又非只限于东皇太一不可。”①这虽非...     

屈原《九歌》创作新探

通过探究《九歌》的性质、屈原在怀王朝的任职、《九歌》内在系统存在的矛盾及屈原与《九歌》的关系等问题,我们认为,《九歌》为屈原任三闾大夫时所作。这些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并非作于一时一地,其祭天神、地祇的九篇为屈原初仕怀王时依据民间祭歌所加工整理的国家祀典,《国殇》《礼魂》则是丹阳、蓝田大战后屈原再次被起用以三闾大夫身份所作祭奠两次大战中阵亡将士的祭歌,后来二者合流,最终形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九歌》。     

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演变（二）

《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     

《国殇》简论

《国殇》全篇洋溢着作者充沛的爱国激情。它是屈原的作品,这一点历代主要研究者均无异说。但情调悲壮的《国殇》与《九歌》其它篇章的风格迥异,是《九歌》中最特殊的一篇。近来又有一些楚辞研究者认为它不属于《九歌》,大有将其注入另册的趋势。这主要因《九歌》篇名与章数不合的问题引起的。     

《九歌》章数释疑

屈原所作《九歌》,传本《楚辞》分为十一章(首),篇名与章数不合。这个问题自宋以来,即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提出了若干不同的解说。这些解说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意见是存而勿论,如朱熹说:“篇名《九歌》,而实十有一章,盖不可晓,……今姑阙之,以俟知者;然非义之所急也。”(《楚辞辩证》上)由于不可晓而阙疑,态度是慎重的;但他说非义之所急,就不对了。因为这实在是文学史上一个不小的问题。辩明《九歌》的章数,解决篇名与章数不合的矛盾,对于我们准确地了解《九歌》的性质与内容,了解《九歌》这种体裁——姑且称之为“九”体吧——的体制及其渊源,以及屈原所作《九歌》对后     

《九歌》的体式与原始“倚声填词”臆测

文章将《九歌》与《九章》的体式进行对比，发现二者篇幅一短一长，体式一复杂多变一简单，其中“二湘”与“二司命”在篇幅、句式及押韵换韵等方面都相同或相似。因此，推测《九歌》既是据楚民间“九歌”的改创之词，又是倚“九歌”曲调而填写的歌词，即屈原《九歌》是据“九歌”的九支曲调填写的十一首诗歌；进而论证“倚声填词”之法并非起于唐宋或六朝，而是古已有之。     

《九歌》与屈原

一、《九歌》溯源《楚辞》每以《九歌》与《九辩》相提并论,而关乎夏后启,《离骚》则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天问》则云:“启棘宾帝,《九辩》、《九歌》”。但是《九歌》并非夏后启所创,从《天问》看,是夏后启请“帝”降临作客,“帝”就把《九歌》、《九辩》交给了夏后启。而结合《离骚》,能令太康一度失国的歌舞大概不外乎一个“淫”字,则“帝”之“淫”亦可见。问题是这位传此歌舞于启的“帝”是谁,《天问》未言其详。不过联系禹肇分九州、始铸九鼎的传说,再联系卜辞祖先考妣之有“宾”祭的事实,《天     

关于《河伯》篇错简和《楚辞·九歌》的解释——和孙常叙先生商榷

孙常叙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一、二期上,发表了《<楚辞·九歌>十一章的整个体系——<楚辞九歌>通体系解·事解》之一、之二,对《楚辞·九歌》作了新的解释。对孙先生的解释,我有不同看法,现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来商讨。先说《河伯》篇的错简:今本《河伯》篇共五节,第一节是:“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第二节是:“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第三节是:“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灵何为兮水中?”第四节是:“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     

《楚辞·九歌》考略(上)

《九歌》本是古代原有的乐歌名,《离骚》、《天问》、《山海经》都曾提过: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离骚》)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日以媮乐。(《离骚》) 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天问》) 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山海经:大荒西经》) 这些诚然是神话、传说,并非信史;但也足以说明古说相传《九歌》是出自夏代,是从天上取来的,能“奏”的、“乐”人的乐曲。它是否出于夏代虽不一定,但远在屈原以前就有过《九歌》这一较古的乐曲,则是没有疑义的。     

论《国殇》与《九歌》的关系

《国殇》是一篇为祭祀阵亡的爱国将士而作的乐歌,在思想内容以及表现手法上都和《九歌》的其它篇章存在差异,本文皆在通过分析比较《国殇》与《九歌》它篇的异同进一步解读《国殇》,论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九辩》与《九歌》的异同比较

宋玉的《九辩》与屈原的《九歌》虽都是以骚体形式委婉巧妙地抒发伤己不遇之情怀,然而两者在抒情方式、思想内容、体裁等方面有不同。在抒情方式上,二者与古乐的结合程度不同,描写的侧重点亦有别;在思想内容上,虽同为伤己之曲,《九歌》的自荐意味更浓厚;在体裁上,《九歌》是典型的骚体,《九辩》则更趋于向赋体发展。     

论《九歌》的结构艺术

关于《九歌》的结构．我国现当代的楚辞研究家们大都有所论述，闻一多、徐嘉瑞、孙常叙、萧兵等先生且著专文考参证。诸家的论证主要都是就《九歌》的篇目次序和各篇性质作用而言。笔者认为还有必要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探讨《九歌》的结构特征和成就，因为《九歌》是我国古代组诗艺术的难以企及的典范，充分认识和评价《九歌》的结构艺术．将有助于全面认识《九歌》的艺术成就和美学价值，而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另外，通过分析其结构艺术，也有助于解决关于《九歌》的某些争论已久的问题。一、宏伟辉煌的整体结构文学作品的结构是指作品的组织…     

《九歌》、《九辩》校证(二十九则)

今本《楚辞·九歌》《九辩》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尤其是小学类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九歌》《九辩》文本的进一步校理以及相关学术史的梳理。     

《楚辞》神秘数“九”的文化意蕴——解读“九歌”、“九天”、“九阳”

神秘数“九”在《楚辞》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一是祭祖。《九歌》是一组民间祭祖乐歌，十一篇内容都与祭祖相关；二是崇天。“九天”的“九”是楚族神圣的、神秘的表现崇天观念的数字符号；三是崇日。楚是一个崇拜太阳的民族，“九阳”神话潜藏着楚族炽热的崇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