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普拉斯和翟永明为例论中西女性诗歌

西方的“女性诗歌”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而出现得比较早,中国则是受到西方的影响和启发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诗歌”的。但是,中国的女性诗人在接受西方诗歌的同时也进行了思考和发展,使得中国的“女性诗歌”更为成熟、冷静。本文试以美国自自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和中国“女性诗歌”的领军人翟永明为例,从“女性诗歌”的题材、女性意识和女性创作几个方面将中西“女性诗歌”进行比较。     

身体叙事与女性意识——论翟永明的诗歌创作

翟永明的诗歌将身体叙事作为一种写作策略,不同于看似描写女性身体的自由与主体性,实则仍属于男性视域下传统意象的写作,翟永明的诗歌始终带有先锋性。她以身体为中心,建构独属于女性的感性私语与公共表达,在性别写作之外,用诗歌传递一种超性别意识;通过表现在商品化与物化进程中,女性身体的投诚与反抗,形成以女性身体为形式的女性主体权威;建构女性身体的叙事空间。翟永明的诗歌,始终在探究女性独立、完整的人格。     

论翟永明诗歌的"戏剧性"

1992年从美国回来后,翟永明诗风发生了很大转变,由原来的“普拉斯”式变为“戏剧化”。翟永明诗歌的“戏剧化”包含如下内容:其一,以戏剧为题材;其二,写现实如戏剧;其三,“细微而平淡的叙述风格”。     

翟永明诗歌中的“母女”关系探析

“母亲”是女性独有的一种功能,身上负载着众多的精神内涵,而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则剥离了附加在母亲身上的光环,将母亲还原为一个真实的女人。本文围绕《母亲》和《十四首素歌》,运用女性主义视角,通过文本细读法,对作品中母女之间由质疑颠覆到理性审视的过程进行整理和解析。     

有“性别”的诗歌:论翟永明1990年代以来的创作

和现实经验的变化相一致,翟永明的诗歌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中,这包括她创作中的女性立场从早期的感性经验变成了一种理性上的自觉和认同.在性别和诗歌之间,翟永明不是撷取其中某一点,而是追求着二者的统一.1990年代以来,翟永明的诗歌回望历史中有名、无名的女性,和她们的对话构成了翟永明性别思考的重要方式.诗人以一个同历史中的女性平等对话者的身份对传统的性别文化进行观察、质询、对照、判断,包括女性人物的角色和命运、女性艺术及其历史、女性形象及性别归属等内容,由此形成了一个创作系列.同时,在“性别”写作之外,翟永明也承担着对当下生活的“普遍性”问题进行表达的责任,对苦难的同情、对现代性的反思、对传统文化的回归等都反映出诗人介入现实的勇气,这类诗歌不能简单看成是和她的性别写作相分隔的另一部分,或曰“超性别的诗歌”,实质上,仍有一种更成熟的女性特质在其中发挥着效力.     

在蜕变中叩问谜底——论翟永明的诗歌创作

诗人翟永明作为中国当代诗坛“女性诗歌”的代表之一。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的“青春期”后,诗歌创作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戏剧性、叙述性以及对诗歌经验的重视等,都体现了她对诗歌艺术的不懈探索,对自我的不断更新,通过对翟永明不同时期诗歌作品的细读与分析,理清翟永明诗歌艺术探索的内在理路、诗歌风格的变化。     

论翟永明诗歌的性别意识--从唐晓渡的误读谈起

翟永明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通过“创造黑夜”、进而反抗男性“话语霸权”、最终实现“从黑夜走向白昼”的“女性主义”诗人，其实这是一种误读。通过诗歌文本分析及翟永明前后两次“黑夜的自白”，可以发现，翟永明自始至终强调的都是“性别”而非“权利”。“性别”的诗学立场使得翟永明的诗歌更具有持久魅力和意义，更准确地传达出了东方女性的内在真实。与此相关的，是其诗歌独有的特征：以女性自身的内在“深渊”为抒写对象，且以独白的方式。     

非你不可:从"蝙蝠"到"壁虎"——试论翟永明

意象是诗美形态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以象寓意"是一种最基本的诗歌表现形式,不同的意象自有着不同的含义.意象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诗歌形态的改变或是诗人情思意趣的转换,它同时也体现着诗人不同的诗学立场.对翟永明前期的"蝙蝠"和后期的"壁虎"两个意象进行分析,可以从中窥见诗人蕴含在意象转换中的深意及其对女性写作的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启示.     

超越以及上升 --浅析翟永明诗歌中独特的女性视角

翟永明作为80年代中期崛起的女诗人，一直以她独到的诗歌造诣称颂于以后的诗坛，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其诗歌以90年代为分割线，在女性视角上产生震撼的攀升，无论在语言还是在力图展现的意象上，都是基于本原而更加娴熟的飞跃。     

“看”的主体置换与“目光”的挪移——翟永明诗歌论

"看"是进入翟永明诗歌的关键词。"看"的主客体置换是翟永明诗歌创作和诗学理念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由"被看"到"我看"立场的变化,表明了诗人对自我和世界在认知上的根本性改变,诗歌内部结构也由此发生裂解。处在"被看"立场的诗人,以"黑夜"为时空,以独白的话语方式自我言说;处于"我看"立场的诗人,则在言说方式上发生了异变,实现了由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位移,由"我/我"的关系到"我/他"的关系的抒写以及对"文本时间"的反向延展。"看"与"被看"立场的替代、纠缠和共存,给文本增添了异质美感和无限阐释的可能性,也给诗人列出了尚需破解的难题。     

由《姜斋诗话》看王船山的诗学观

船山诗学,与中国古典文论一同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即语义的含糊性.通过辨析<姜斋诗话>中船山先生正横渠之学、斥佛老申韩的具体情况,得出对船山诗学的定义,即纯正的正统思想,而又直面现实正析善恶的伦理诗学.由船山的诗学观得出一些启示,即中国传统思想突破之难和中国诗学的实践理性之根深蒂固.     

论"诚斋体"产生的文学原由

一个文体的产生,蕴涵着深刻的社会、政治、伦理与审美的原由,“诚斋体”的产生也不例外。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从文学本身的角度探讨“诚斋体”的形成,或许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     

中国诗学“兴象”论

“兴象”是中国诗歌独特的意象类型,它受到中国诗学的普遍认同与推崇,一方面在于吻合中国人对诗性形象的设计和对某种特定审美趣味的追求。另一方面它更接近中国美学所强调的对“道”的体验,和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更易展现个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意识。“兴象”在构“象”上、喻“兴”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在审美上表现出情景交融、意存言外、自然天成等特色。     

论《聊斋志异》所暴露的政治问题

《聊紊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最后一个高峰。它假托鬼狐故事,暴露当时黑暗、腐败的政治,揭露贪官污吏以及土豪劣绅的丑恶嘴脸,抨击科举制度的罪恶,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黑暗现实。     

谈《聊斋志异》中的商人形象

《聊斋志异》中所出现的有关商人的作品之多,可以说是前代的文言小说所罕见的。因此我们在欣赏花妖狐媚和科举士子形象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这些商人形象。蒲松龄以其中肯平实的创作态度为我们描绘了各色商人,向我们展示了商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红楼梦》中的诗学观——从“诗如其人”谈起

《红楼梦》中的诗学观包罗万象,体系完备.论文从书中潜隐的诗学观“峙如其人”入手,进一步论证了作者对诗人之“真”和“自然”之境的追求,以及作为主要载体的咏物题材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闻一多诗论“脚镣说”新论

要求新诗格律的“脚镣说”是闻一多诗学理论的一个卓越表达 ,其核心内容是遵循艺术规律 ,其美学追求在于诗人征服工具的快乐 ,其艺术指归是在限制中完成艺术创造 ,作用于实践则是提高新诗的艺术水准。新诗运动初期 ,许多白话诗人注重的是“白话”而不是诗 ,其基本主张是“有什么话 ,说什么话 ;话怎么说 ,就怎么说” ,结果造成了非诗化倾向 ,直接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发展 ,到 192 2年开始陷入中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新月诗派倡导格律运动 ,试图纠正初期创作中忽视艺术自律的弊病 ,最重要的就是倡导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其中 ,闻一多的诗论和创作起着中坚和示范的作用 ,推动着中国新诗向提高艺术的方向努力 ,并使新诗在 30年代很快发展到成熟的地步。闻一多的“脚镣说” ,无论从其所依托的理论依据、艺术原理方面去考察 ,还是从其所体现的美学追求和创作规律去分析 ,都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存在着当时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