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灵异记》中的儒佛融合——以“丁兰木母”为中心

《日本灵异记》作为佛教说话集编撰过程中借用了大量的儒学要素。通过对作品中的"丁兰木母"这一儒学典故的考察,可以发现其对中国的儒学接受除了通过引用儒家典籍的形式之外,往往还通过沿用与儒学融合后的中国佛教作品中的儒学典故。可以说,中国僧侣在编撰佛书的过程中通过借儒释佛的方式实现了第一次儒佛融合,在日本通过僧侣的创作实现了儒佛在异国文化语境下的再次融合。     

文化冲突、文化融合与文化演进——以中国历史上的儒佛会通为例

作为两种异质文化,儒佛在道德伦理、人生虚实和因果报应等方面存在着冲突,在长期的论争中,双方不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佛教在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伦理思想后,逐渐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儒学通过对佛教思想的吸纳,构建了儒学的本体论,为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等差"的伦理政治找到了形而上的根据。两者的成功结合,启示我们一方面不同文化思潮之间冲突与融合,可以促进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有利于本土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报应、地狱及忏悔观念的传播与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因果报应、地狱受过和忏悔负罪等宗教观念也传入了中国。忏悔之法,作为佛教的一种宗教仪规,对中国一般僧尼乃至普通士人和民众的历史影响十分突出。忏悔观念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儒学道德自律的某种缺失,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文化产物,成为影响中国士人文化品格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因素。     

佛教中国化的再探讨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初传时依附于道术、玄学、儒学之上,南北朝时转而发展玄学,隋唐时佛教宗派形式。各宗派在修持方式、义理建构上各有不同,但都以心性论作为宗派重心及以儒论佛,融摄儒家伦理道德,发展了中古心性论及融合儒学伦理而中国化。其中禅宗的佛性说及顿悟成佛说,则是对中古心性论的重要发展,其倡导的出世与入世圆融一体的生存方式,契合了儒家人生理想而成为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求同存异——儒学与佛学"孝亲观"之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作为主流的儒学与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的佛教的交涉。这种交涉是既反对、抵抗,又同情、接受,以至交渗互涵、趋于统一的过程。而“孝亲观”便是这一过程的矛盾集中点。以佛教传入中国的进程为背景,以儒家文化为参照,探讨佛教与儒家“孝亲观”问题,分别通过对二者“孝亲观”的纵向和横向的交叉分析,力图解读二者在“孝亲观”问题上求同存异之发展状况。     

佛教中国化的再探讨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初传时依附于道术、玄学、儒学之上，南北朝时转而发展玄学，隋唐时佛教宗派形式。各宗派在修持方式、义理建构上各有不同，但都以心性论作为宗派重心及以儒论佛，融摄儒空伦理道德，发展了中古心性论及融合儒学伦理学伦理而中国化。其中禅宗的佛性说及顿悟成佛说，则是对中古心性论的重要发展，其倡导的出世与入世圆融一体的生存方式，契合了儒家人生理想而成为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佛教伦理与道教伦理的“儒学化”

古中国有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说,但三教实际上又不可等量齐观。就伦理道德层面的功能与作用而言,佛教和道教确实是不可与儒教比肩的。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便在伦理道德上自觉地选择了“儒学化”这一路径。道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走向与佛教基本上如出一辙,即在伦理道德上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佛教伦理和道教伦理的“儒学化”,主要体现在阐述忠孝思想作品的撰写、忠孝思想的提倡、戒律与“五常”的会通、以忠孝作为宗派立教之本等方面。     

隋唐时期佛教禅宗对儒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佛教在隋唐时期迅速勃兴，作为这个时期社会历史和化发展的结果，佛教广泛地影响着隋唐及以后中国的政治、社会、学、艺术、哲学甚至于生活观念等诸多方面，这是对中国儒学思想影响的社会基础。借鉴本土的儒学“心性论”，佛学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丰富了中国古代儒学思想，其中禅宗的思想对中国儒学的影响最为深刻。     

中日两国对印度佛教术语的吸纳

本文认为，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有着若干文化共相，诸如汉字、儒学、中国化佛教等等，而汉字与中国化佛教汇合的产物，便是汉译佛教术语在两国语文里大放异彩。     

张栻佛教观探微

张栻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主要表现在对佛教影响状况的评论和对佛教教义异于儒学方面的深刻揭示。张栻认为,识得“天命”与否,是佛教与儒学的根本性差异,也是佛教与儒学其它差异的基础;而学者之所以陷于佛教而不自知,就在于没有培植起儒学本根,因而提出“反经”和“固本”作为消除佛教影响的策略。与宋代其他儒者一样,张栻亦存在对佛教误读之情形。     

儒道佛与中国旅游文化

中国旅游文化是以儒道佛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人文旅游资源多为儒道佛思想文化载体。中国旅游文化对儒道佛思想文化的传承及走向世界具有积极意义。     

略论中国传统三维结构之幸福观

人的幸福是多样的,于是“幸福”也就成了人类生活当中最捉摸不定的问题。幸福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中国传统儒、道、佛三家幸福理念,对于中国人幸福观点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儒家为主干,道家、佛家为两翼的三维结构。儒家的“德福一致”、道家的“自然无为”、佛家的“涅槊之乐”产生了和谐的碰撞与交融,为今天中国人的幸福观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为中国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底蕴。’     

论儒道思想对孟浩然思想的影响

儒、道思想对中国思想化的渗透既深刻又悠远，因此历代士无不受其影响。孟浩然受儒、道思想影响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孟浩然所受儒、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诗歌作品中所用的儒、道典故，所表现出来的儒、道思想观念以及他的人生追求和心性情趣上。就儒道两家思想对孟浩然思想的影响力而言，儒家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道家的影响力。     

金庸武侠小说儒、道、佛创作思想的衍变融合

金庸的武侠小说风靡华人世界,不仅是因为其塑造的绚丽江湖,更是因为充溢其中的中国传统儒家、道家、佛家思想。金庸做为一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潜意识里就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中国传统的儒、道、佛文化进行参照思考,并将这些人生领悟蕴藏于作品之中,沿着由儒至道、由道入佛的轨迹来塑造人物形象和设置情节。这个衍变融合的过程不仅仅体现在创作思想上,更是金庸做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思辨过程。     

论儒学的传入对南诏大理国教育的影响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儒学的传入对南诏大理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诏大理国制度化教育始于儒学,形成于"儒释"阶层的出现;从南诏到大理国,虽然经历了从"以道治心"到"以佛治心"的转变,但始终坚持以儒学教育为根本;儒学为先,儒释道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理白族本主文化,对其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京梦华录》中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研究

儒学、佛教、道教发展到北宋,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局面。儒学吸收佛道思想,佛教、道教也积极向儒学靠拢,由此形成"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文化特征。历经发展的儒、释、道三种文化呈现出新的面貌,糅合并倾向于世俗化,对北宋社会民俗风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唐五代白话小说的伦理观

唐五代白话小说往往儒道释三教观念并存,作品援儒入佛,宣扬忠孝,意在借助中土传统伦理观,搭建中土受众对佛教文化的心理接受平台.     

谈儒道释文化对苏州园林设计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儒道释文化直接影响了苏州园林文化的生成,同时对苏州园林设计手法、设计理念的形成和完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研究儒道释文化对苏州园林设计的影响本文从儒道释文化入手,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对苏州园林设计的影响,探寻隐于苏州园林设计中的精神内涵。     

儒法道释的融合与个体的和谐存在

儒法道释之间的互补及融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儒、法、道、释的融合是一个完整的人、和谐的人的内在要求,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欲求与自足,它反映着人的存在本质的复杂与深邃。     

越南汉文小说与汉文化刍议

越南汉语文学与中国汉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由中国传入的儒家思想、老庄哲学和佛教（尤其是禅宗），深刻地影响了越南文学创作者的思想与认知方式，而且，儒家和老庄的经典以及许多佛经，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可以作为越南文学创作的蓝本。因此，在汉文化的浸润下，在越南汉语文学的作品中，找不到完全不受儒、佛、老庄思想影响的作品。当然，对于越南汉文小说影响最为直接的还是中国古代文学，相对说来，唐宋传奇和明清小说对越南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较为明显，无论在内容取意，还是在体例技法乃至审美趣味上，都表现出与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