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季良(唐纳)文选》序

我国著名爱国新闻工作者、作家马季良(唐纳)先生于1988年去世,本刊曾发表夏其言《怅抚残简忆唐纳》一文,以志悼念。此后,马季良夫人陈润琼女士曾两次从巴黎来到上海,在马季良生前友好的帮助下,收集、整理马季良遗作,编成《马季良(唐纳)文选》(暂定名),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征得陈润琼女士同意,本刊将杜宣为“文选”作的序言先予发表。     

我的后妈:蓝苹之后离开唐纳的影星陈璐

曾经的唐纳夫人,我的后妈陈璐 提起陈璐这个名字,大多数人都很陌生;但提到蓝苹和唐纳,大家都耳熟能详. 他们三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说来也简单,陈璐和蓝苹都曾经是唐纳在中国时的妻子(唐在解放初期离开中国去了法国).不仅如此,陈璐和蓝苹还有许多相似之处:她们在舞台艺术方面都得到过唐纳的点拨和帮助;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影星;岁数相近(陈璐比蓝苹小两岁).     

陶行知开罪江青始末

1936年4月26日，赵丹、唐纳、顾而己这三位好友，特邀陶行知的好友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报端披露后，顿成上海市民酒后饭余谈话的一大艳事。然而蜜月未满，江青和唐纳即发生婚变。江青借口返乡探母，迟迟不归上海。据陶门弟子中知情者的说法，是江青对唐纳有不满，认为唐纳有小市民习气，故而怀念旧情，又去寻找俞启威。     

唐纳:“要热爱祖国”

<正>他曾经是蓝苹的丈夫1987年。法国巴黎。这一天,中国新闻社驻法国记者站在巴黎设晚宴,热情招待来自祖国的访法电影代表团。上海美术电影厂导演章剑萍随团访法,也躬逢其盛出席了当天的晚宴。在乡情浓浓、气氛热烈的盛会上,他与时在巴黎且应邀与席的马季良、陈润琼夫妇不期而遇。聊谈间,马季良对来自上海的章导演说:"听说上海成立了老新闻工作者协会,我过去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也是地道的老新闻工作者,可以做个理所当然     

陶行知开罪江青始末

1936年4月26日,赵丹、唐纳、顾而已这三位好友,特邀陶行知的好友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报端披露后,顿成上海市民酒后饭余谈话的一大艳事.然而蜜月未满,江青和唐纳即发生婚变.江青借口返乡探母,迟迟不归上海.据陶门弟子中知情者的说法,是江青对唐纳有不满,认为唐纳有小市民习气,故而怀念旧情,又去寻找俞启威.     

怀念国际主义新闻战士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今年九十岁,我九十五岁,而他却先我而去了,走得是那样平静和突然。2004年10月我从旧金山回北京定居,跟他通过几次电话,他还答应为将重新出版的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所写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写篇序言,这本书是1937年初由我主持翻译出版的。今年春天我看到中央有关部门为他庆祝九十大寿的消息,也在4月间到他的寓所致意和叙旧。那天,他兴致很好,紧紧握住我的手,我问他是否常到院外去走走,他说是的,后来我们还一起照了像,但从他家回来不过一个多月竟然传来噩耗,使我十分悲恸,想不到这张照片竟成了他与我们诀别的最珍贵纪念,留下不尽…     

我收藏的十八封唐弢来信

北京鲁迅博物馆寄来一册《唐弢文集·书信卷》,内中收录了唐弢先生给我的三封信。其实,在我的书箧中,收藏先生的书信远不止此数,计有18封之多。今日重读这些手泽,往事历历,不免有物在人亡之痛。 唐弢先生是我素所敬仰的作家之一。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他是“鲁学”专家,曾与鲁迅先生有过直接交往。鲁迅逝世后,他编辑出版《鲁迅全集补遗》和《续编》,对搜集和保存鲁迅遗著作出贡献。他的杂文,被认为深得鲁迅笔法,有些篇什足堪与鲁迅媲美。他的旧体诗词也极有功底,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更使我倾慕的,是他与我同乡,都是宁波人,我为有这样一位前辈乡贤而感到自豪。 1956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当时是新闻日报《人民广场》副刊的编辑,到上海作家协会去组稿,第一次拜识任《文艺月刊》副主编的唐弢先生。胖胖的身体,圆圆     

“一个真诚求助者”与我的情缘

在我近40年的记者生涯中,曾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先后四次给我写信。第一次,他在信末落款的名字前,冠上“一个真诚求助者”;第二次,在信末落款的名字前,冠上“一个不该忘记您的人”;第三次,在信末落款的名字前,冠上“一个知恩难报的人”;第四次,信末落款就只署了自己的名字。他每次来信,我一般都回信,于是,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书信交往的情缘。     

与柯灵老人相约

我是因为拍摄电视纪录片《巴金晚年身影》,而得以在1999年秋天认识和采访柯灵老人的。想不到时隔不到一年,却传来了他远行的消息。那天早晨,我听着广播,既感到意外和吃惊,更感到痛惜与遗憾:我再也看不到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了,而他曾经是与我有约的呀!在《巴金》电视片拍摄的前后,我一共见了三次柯老。说起来可能很难使人相信,在初见柯老之前,我的心里似乎早就有他的具体形象了。细细寻思,那是三十多年前,因为他的《不夜城》被蹂躏,我反而专门去寻读他的美文,是那些文中所包涵的精神品格,在我心里逐步勾勒出了他男子汉的伟岸身影,我记不清当…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法国巴黎,再从那里流亡到英国伦敦.他在巴黎时就萌生了创办一家定期刊物的设想,目的在于总结欧洲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使革命年代产生的思想系统化.为此他在巴黎写信给流亡到瑞士的恩格斯说：“我已经开始商谈在柏林出版一种定期的政治经济杂志（月刊）,写稿的主要应该是我们两人.”“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有肯定的希望.一部分钱已有保证.”“在伦敦我们将有事情干.”     

我所认识的穆青

"与这样的人共事心里踏实" 我认识穆青是在50年代中期.当时,苏联舰队访问上海,我和戴煌奉总社之命去上海采访报道.我还记得,当时担任上海分社社长的穆青正在生病,面色苍白而虚弱.他躺在锦江饭店一间客房的沙发上,同我们一道研究报道.苏联舰队驶入黄浦江口情景的特写,就是他出的主意.戴煌搭乘一只小艇,冒着风浪颠簸,迎到外海发出第一篇新闻.另一次,则是苏军红旗歌舞团来华访问演出,我奉命随团采访再次到上海,也是在他指导下完成报道的.     

喜看新闻有新人--序蒋剑翔杂文评论集《两副面孔》

剑翔同志在地市报工作,我和他有过一些接触。最初的交往是从书信开始的。那是2001年夏天,他给我写来一封信,要求购买我的《新闻三部曲》。他说在报刊上读了我的一些文章,非常喜欢,很想系统地读读我的作品,而当地书店买不到这些书。他不认识我,怕我不寄书,特地随信寄来2篇他已经     

中国人的“大门”崇拜

前些时候一则关于大学豪华校门排行的消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其实何止大学,哪个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不在大门上下功夫,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大门"崇拜。一位善于观察的法国朋友对我说,中国人最喜欢大门。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在巴黎街上看看,但凡是一个高大建筑,有一     

怀念我的师友曹余章同志

曹余章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四年了,我还经常想起他。我们相识于1983年,我出任浙江教育出版社负责人,而他是上海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当时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四省市正在合作编写出版六年制小学教材;上海、江苏、四川、浙江四省市又在合作小学教师进修教材。     

璀璨星空不仅可以仰望——访中国第一代“造星人”孟执中院士

正题记:三十二年前,上海研制成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笔者作为《解放日报》记者,访问时任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所长的孟执中,消息刊登在1988年6月8日《解放日报》一版显要位置。2019年,想不到笔者又与孟老相逢。在航天科技集团八院院士办公室,造星人孟执中如是说:新中国领导人的殷殷嘱托依然荡漾在航天人的脑海。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豪迈地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969年1月29日,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地提出,"要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     

我珍藏的朱自清手迹

《上海档案》杂志编辑几次向我约稿,由于琐事多,久久没能交卷。近日整理旧稿,翻出了珍藏着的朱自清先生的亲笔书信和文稿手迹。这几份朱自清的手迹原本都是他写给我的老师林仲铉先生的,后来林先生因见我研究朱自清,便将他珍藏着的朱自清先生的书信和文稿手迹割爱转赠予我。以下,我就讲述一下这几份朱自清手迹的背景故事吧。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闻一多在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时,朱自清正在四川成都。当时他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夫人陈竹隐和子女住在成都,暑期放假,来自清乃回家和妻儿相聚。门日,他在四川报纸上得知闻一多遇害的噩耗,当晚即给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写了一封信,表示对闻一多被害的愤慨,对闻夫人进     

长江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我和长江同志都在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工作。由于我们共同负责采访工作,曾坐在一张办公桌的两边办公。我们两人的分工是明确的:他负责战地记者的派遣与联络工作,我负责上海市内外勤记者和通讯员的安排、布置工作。他还兼任编辑部社评委员会委员,我还兼任本市新闻各版的主编责任。     

为图书馆事业辛勤奋进的一生--为吴观国同志逝世二周年而作

<正> 吴观国同志离开他热爱的图书馆事业和学术研究已二年多了。想不到《学报》的编辑还能想起他,他地下有知,和我们一家一样感到荣幸。我作为他的伴侣、同班同学、同事,携手并进50多年,我应义不容辞地答应编辑写一篇关于他对图书馆事业和学术的贡献,以慰他在天之灵。     

怀念孟秋江同志

早在一九三五年,当长江同志旅行西北,为大公报写《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长篇通讯时,秋江同志已经是他的旅伴了。我首次认识秋江,时间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下旬,地点在呼和浩特市(前名绥远)。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我们曾随同以陈波儿同志为团长的上海市妇女、儿童前方将士慰劳团出发到百灵庙前线劳军。一路上,风雪载道,饥寒交迫,秋江同志对于我们从上海初到塞外的人,照顾周到,处处乐于助人。当时他身穿皮大衣、马裤和高统皮靴,真象一个青年军人。他说话豪爽,而又言出必行,动作敏捷,而又讲求效率,我由衷地敬爱他,我     

忆陈原

春去秋来,陈原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去年突然听到噩耗,我还不敢相信,因为就在前不久,我和徐砚华走进他的病房,他高兴地和我们握手的情景还在眼前。他不说话,他不能说话了,他用表情和我们交流。临别时,他还举手表达谢意。那一天见到的陈原,跟一年前在天坛医院的陈原比较,病情大有好转。想不到,正在等待他恢复说话功能的时候,他突然走了。我认识陈原是先从认识他的大名开始的。皖南事变后,我到香港,在杜国庠主持的孟夏书店做出版。有一天在印刷厂见到吉少甫在印《苏联名歌选》,封面上有“陈原编译”四个黑体字。在那个年头,我等年青人,不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