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叙事艺术简论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传《春秋》侧重点各有不同,宋朱熹《朱子语类》中说：“《左传》是史家,《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宋叶梦得《春秋传序》也说：“《左传》传事不传经,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既是历史著作,必定重在记述历史事实,讲究叙述历史事件和描写历史人物的方式方法。     

“绕朝”及其事新解

繞朝事见《左传》文公十三年。传日:“繞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繞朝时为秦国大夫。据孔《疏》:“正义曰:‘服虔云:绕朝以策书赠士会。’”杜注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士会当时即行,繞朝来不及书策为辞,并且事既密,也不宜以简牍赠人.此推断可能从《韩非子·说难》而来。《说难》云:“故繞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说难》虽记载了《左传》、《史记》二书之未载——“繞朝为戮于秦也”。但只记“繞朝之言当矣”.未具繞朝以策书赠人,故杜氏所疑不无道理.     

出土文献视域下的《左传》成书过程

战国社会广泛流传的春秋史短章文本,构成了编年体《左传》成书的直接来源。出土文献的事例证明,编年体《左传》之前的“《左传》原本”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些呈散编形态的春秋史“事语”。“事语”的称谓和内涵来源于战国秦汉社会的文献类别和使用惯例,而非当代学界的一般性指称。《左传》编者对春秋史“事语”的择取和加工方法,除了“割裂文本”、“整合文本”,还重在连缀文本、修饰文本,以使它们依次相序、连贯而呈体系化,进而展现自家的价值评判。同时,《左传》的成书历程也是春秋史的书写主体由史官群体经诸子百家转移到儒家学者的过程。     

自明读校手记(二则)

先秦庶人有田补证詹剑峰先生于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９日来书举三事相商：一、齐国“相土而哀征”,二、楚国“量入以收赋”,三、《荀子》“一夫百亩,世守之业”。诚案：齐国事见《国语·齐语》及《荀子·王制》。楚国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原文作“量入修赋”。此未必量一家之入。《荀子》文未检得,惟《王霸》篇有云：“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未必是私有。虽无世守之文,而世守之意则可见。今别举三事如下：一、《左传·襄公三十年》：舆人…     

《左传译文》指瑕

<正>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书出之后,他的学生沈玉成同志凭一人之力,“不避举鼎绝膑的危险”,替杨先生完成《左传》译文部分的工作,写成了四十万余字的《左传译文》。清末学者严复讲过:译事三难信、达、雅。读罢《左传译文》,觉得译者基本上是实践了他自己所订“偏重于‘信’,行有余力,才考虑兼及‘达、雅’”(见该书《说明》)这一翻译原则的。但是,四十万余言的鸿篇巨制难免白壁无瑕,细读之后,笔者觉得译文中有些句子误解了古人原意,有失于“信”。本文就译文中的这一问题谈些个人看法。     

20世纪以来《左传》、《国语》成书、作者及性质的讨论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左传》成书的讨论,一个最大的成果是否定了刘歆伪造说,而肯定其成书于战国时期,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成书于春秋末年。在研究方法上则体现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倾向,一些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受到学者关注。关于《左传》的作者,学术界提出左丘明、子夏、吴起、鲁国左姓人等不同说法,但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是左丘明,同时又指出《左传》的编撰经历了一个过程,左氏后人和孔门后学可能都参与了编撰,这种研究方法明显体现出“释古”的特色。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次成书”说、“二次成书”说等不同观点。学术界关于《左传》的讨论往往和《国语》联系在一起,学者围绕《国语》与《左传》是否同为左丘明所作,《国语》成书时间在《左传》之前还是之后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论《左传》话语

自有人类即有话语,因无文字记录,故初民话语已茫无可考,至《左传》出,开史籍记言之先。是书工于记言,春秋人话语跃然于纸上。《春秋》记事不及言,《左传》述事又记言。“辞宗丘明”允为定评。所记话语,虽有虚拟,也不无依据;但也引发了诸多话语问题,成了话语悬案,已判不大清了。     

20世纪以来《左传》、《国语》成书、作者及性质的讨论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左传》成书的讨论，一个最大的成果是否定了刘歆伪造说，而肯定其成书于战国时期，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成书于春秋末年。在研究方法上则体现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倾向，一些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受到学者关注。关于《左传》的作者，学术界提出左丘明、子夏、吴起、鲁国左姓人等不同说法，但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是左丘明，同时又指出《左传》的编撰经历了一个过程，左氏后人和孔门后学可能都参与了编撰，这种研究方法明显体现出“释古”的特色。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次成书”说、“二次成书”说等不同观点。学术界关于《左传》的讨论往往和《国语》联系在一起，学者围绕《国语》与《左传》是否同为左丘明所作，《国语》成书时间在《左传》之前还是之后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左传》评论式模式的生成及扩张

当《左传》作者完成《左传》时,他为实现主流意识,以史官的特殊身份代替社会和群体发言而高频使用的“君子曰”(含“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君子以为”)生成为“君子曰”评论式模式,影响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司马迁《史记》有意识地沿用了《左传》“君子曰”评论式话语模式,以“太史公曰”取而代之,成固定之套数为历代之正史绝无例外地承袭。宋明“讲史”和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之“入诗入话”、“结论结诗”,既为“说话”本身的艺术规律(吸引和控制引导听众)所决定,又乃《左传》“君子曰”评论式模式扩张出的新范型。“笔记小说”发展至《聊斋》,其“异史氏曰”成为《左传》“君子曰”评论式模式扩张的极致,《聊斋》正因此而攀上了古代短篇小说创作之颠峰。     

苏辙《春秋集解》以史传经初探

北宋《春秋》学以争论褒贬、臧否义例为主潮，滔滔汩汩，席卷天下之际，苏辙《春秋集解》特出其间，以矫俗规过为著书旨趣，极力诋斥孙复诸家“以意说经”之穿凿钩深。家学、庭训、地域文化与学风世俗之激荡触发，于是蔚为苏辙《春秋集解》以训诂为书法，事义兼采而又归本于“以史传经”之特色。本文考其特色大抵有三：一、解读《春秋》，专主《左传》叙事；二、据史为断，批驳“以意说经”；三、事据《左传》，义兼《公》《谷》；权衡诸家，发挥经旨隐微。此种透过考据事实，以得书法之治经风格，于北宋揣度义例、执着褒贬之《春秋》学研究主潮中，真堪为沧海横流之中流砥柱。     

《左传》的作者决不可能是刘歆——与徐仁甫先生商榷

西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明确提出《左传》的作者是“鲁君子左丘明”。他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司马迁的这段话,只是说出了当时为大家所公认的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因此,在两汉数百年间,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连与刘歆同时代的著名学者王充、班固等人也深信不疑。东汉末年以后,由于战乱频仍,图书典籍的散失十分严重,才有人开始对《左传》的作者提出疑问。但意见多数集中于《左传》”、《国语》两书不是同一作者这一问题上。对《左传》的成书年代,虽有一些争议,但一般都认为是先秦的     

《左传》的两种特殊叙事体例

<正> 《左传》有两种最基本的叙事形式,一为“每事自为一章”,一为“分年散见,隔《传》相接”。前者这种类型笔者曾已具文讨论过。本文所要分析探讨的是《左传》“分年散见,隔《传》相接”叙事之例,它是《左传》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叙事形式。另外,还准备谈谈由上述两种基本叙事体例演化出来的一种变例,即“绝不相蒙而连缀成篇”者。明了这几种叙事体例的特点,对于认识《左传》这部先秦历史名著     

品悟人物语言，与历史合个影——《祁黄羊》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教材分析：这是一篇根据《左传》改写的历史故事。课文以简练的笔触,生动的语言讲述了祁黄羊让位荐贤的事,表现了他“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思想境界,塑造了一个做事出以公心,行事光明磊落的人物形象。教学目标：     

论唐代"新春秋学"对《左传》的贬抑

唐代初期《五经正义》的问世使经学得到空前统一,而奉敕编纂《五经正义》的孔颖达于“三传”中独选《左传》以释《春秋》、并屡屡强经就传之举,使《左传》在《春秋》经传中的地位呈独尊之势,“遗经存传”之风盛行。但“安史之乱”后,以啖助、赵匡等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却独尊《春秋》,对《左传》进行了诸多质疑和贬抑。而啖、赵此举已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更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需之举,体现出了一片拳拳救世之心。     

说“拆白道字”

把字的组成部分分拆开来解释字的意义,这是很早就有的事。《左传》里的“止戈为武”、“皿虫为蛊”就是这种分拆,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随便乱说的。许慎《说文解字序》提到的“人持十为斗(什)”、“马头人为长”就是随便乱说的例子,向来为文字学者所嗤病。     

“立言不朽”与“以诗论政”：政治语言视角下的《左传》用诗述论

先秦原典文献《左传》存有大量用诗记录,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其用诗目的也呈现知志、观风、言事、述理的多样化特征,是《左传》区别于其他先秦文献而独具自身文本特征的重要表现。从《左传》“君子曰”类史评用诗可以看出,《左传》频繁引诗用诗实际是先秦儒家“以诗论政”思想的结果。若进一步追溯《左传》这一儒家用诗思想倾向的根由,实际是《诗》具有理论价值与阐释弹性的特点而担负着政治语言功能使然,是周代“立言不朽”的礼乐文化传统对各级贵族政治场合用语的现实需求所致。     

“觊觎”的误用

“觊觎”，《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释为“希望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王力《古汉语词典》释为“非分的希望或企图”。所引例子为：“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左传·桓公二年》）“群凶觊觎，分裂诸夏，率土之民，朕无获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可见，“觊觎”是一个贬义词。     

王闿运春秋学的整体思维意向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并形成了他治《春秋》的整体思维意向。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榖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阎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袭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晋文公重耳逃亡故事在《左传》与《史记》中的比较

《左传》和《史记》是先秦两汉的两部优秀的历史散文著作。《左传》依年纪事,传述春秋,语言简练,叙事生动,特别是其战争描写成为后代作品的楷模,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史记》是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毕生思想和智慧的结晶．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为史传文学的代表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史记》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对前代优秀文学作品的借鉴和吸收就是一个。通过晋公子重耳逃亡事在二书中的不同描写。可以分析《史记》在对《左传》的吸收的基础上的独创性。     

从《左传》描述的迷信现象看先秦宗教观及其实质

<正>《左传》中描述的迷信现象，历来是学者们颇为关注而又莫衷一是的一个争论焦点。作为史书，《左传》自然以记史为主，但也有人认为：“左氏所书，不专人事。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其失也巫，斯之谓欤？”（汪中《左氏春秋释疑》）清人的这一论断，是对《左传》很严厉的指摘，在研究界有一定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