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商人习惯法的法律性质与地位

现代商人习惯法是为适应和满足当代国际经济贸易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国际贸易法统一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国际商事仲裁的广泛采用．为商事习惯法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是法律规范，其效力来源于国家认可与当事人的选择。它对国内法与国际条约起到补缺的作用，它的效力高于其他法律渊源。     

清代索伦与驯鹿鄂温克习惯法的差异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发展变化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鄂温克民族而言,在清代随着其社会经济政治等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其习惯法也随之发展变化。但由于其内部不同分支所处社会环境不同,其习惯法的发展样态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因此考察少数民族习惯法时必须要考虑到该民族所处的社会环境。     

近代工商社团的经济管理功能及其现实意义

从唐代至清代,工商社团以行会组织为主。辛亥革命后,行会组织向商会及同业公会转变。中国工商社团从一开始就执行着行规的制定和维护、商事仲裁、为会员企业服务、参与解决全局性的经济问题等经济管理功能。近代工商社团为当今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借鉴。     

论清代皖志的历史地位——以清代与前后时期的方志比较为例

方志比较研究是认识方志地位、价值的重要方法。本文以清代皖志与其前后时期的方志比较为例,分析了清代皖志的地位、特点。认为清代皖志是在前代方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沿袭前代方志内容、体例、体裁较多,但也有较大变化,内容更为丰富,体例上逐步完善,并对民国方志编纂影响较大,为民国方志的编修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商事留置权及其扩张适用研究

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现代化上市交易逐渐蓬勃发展,而商事留置权作为意大利团体的一种习惯法,主要是商事经营活动的一种产物,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如今,关于商事留置权扩张适应的研究越来越多,文章在对商事留置权扩张适用研究的同时,首先对商事留置权作了基本的概述,其次分析了法律视野下的商事留置权,最后探讨总结了商事留置权的扩张适用基本条件。     

清代黔东南苗疆地区习惯法的法律人类学阐释

黔东南苗族人民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的习惯法规范体系。至清代,习惯法成为苗疆地区维持苗民内部的社会组织秩序及其运转的主要力量。鼓社、议榔和理老作为苗族社会的三大支柱,并在习惯法的执行机制中扮演关键性角色。从法律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苗族习惯法也是苗疆地区山地耕猎性经济文化类型的集中反映,苗族原始宗教、禁忌、生态环境、社会风俗等因素对其习惯法的生成、发展和适用有着深刻的影响。     

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断裂与衔接——以黎族习惯法的适用为研究路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内化于少数民族内心深处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民间规则,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文化根系和生存土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轻视。黎族在长期生存繁衍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习惯法,而这与现存的国家法之间存在许多冲突和矛盾。本文拟从习惯法的角度出发,列举其在纠纷冲突中的表现,探寻其中缘由,分析国家法与习惯法失范与衔接,以求促进黎族习惯法与华夏法文化的交融。     

关于黎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与调适的若干思考

黎族在长期生存繁衍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习惯法,其作为黎民解决纠纷的一种民间规则,在构建和谐社会及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国家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在法律规范方面凸显出诸多冲突和矛盾,使基层司法工作经常面临两难选择。本文从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入手,分析习惯法存在的原因及与国家法冲突的表现,探寻二者之间的契合路径,以期对少数民族地区实现有效管理,增进民族团结,加强法制建设提供参考。     

我国当代回族习惯法变迁原因探析

回族习惯法是回族穆斯林在世俗生活中实践其宗教信仰的产物。由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国家权威在寺坊中的确立,国家法对习惯法的冲击,坊制裁的逐渐消亡,回族青年信仰危机的出现,回族穆斯林守法意识的加强和回族习惯法自身的局限性,致使回族习惯法在当代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影响力也在逐渐减弱。     

论四川清代至民国年间族谱的教育功能

家族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细胞,是族人启蒙教育的第一场所。族谱作为家族教育思想的载体,在社会管理、教化族人甚至维护国家统一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所得四川清代至民国年间部分家谱进行分析,结合清代教育实况,探讨其在当时所起的教育教化功能及其对如今学校教育的启示。     

论环境习惯法的司法适用

环境习惯法是环境法的重要渊源之一,在环境法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阶段环境习惯法虽多,但环境习惯法的适用面临着很大的问题。要充分发挥环境习惯法的积极作用,袪除其负面影响,必须在促进习惯法与国家法相融合的基础上加强应用研究,明确法制建设过程中环境习惯法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及适用方式。     

有清一代西北边疆民族立法措施评析

清王朝在取得对西北地区的军事胜利以后,制定了宏大的边疆治理政策,承历代"因俗而治"的边疆管理思想,推行历代所未有的边疆民族立法之策。在少数民族居住的新疆、蒙古、青海地区,针对民族地区特点进行了有所区分的立法。清代将国家立法推及边疆地区,形成了国家法和边疆民族习惯法并存的二元结构,这种法制结构有利于清王朝对边疆的有效治理,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分析了清代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立法的指导思想、具体立法措施,对清代边疆民族立法的作用及现实借鉴意义进行了简要评析。     

土家族婚姻家庭习惯法的现代变迁及其价值

现代社会中的土家族习惯法与过去相比,在结婚要件、婚礼步骤仪式、离婚改嫁、族训家规、上门过继等方面的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其变化的原因在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习惯法本身存在的缺点、宗族势力逐渐削弱以及国家法律的影响等。土家族习惯法虽然在发生变化,但其所蕴含的团结互助、男女平等和融入乡民生活的制度价值应得到传承与发扬。     

习惯法与国家法互动关系研究

习惯法是民族地区的民众千百年来在生产和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成果,是少数民族"行动中的法"和"活的法"。文章从习惯法的地域性、多样性、物质制约性等特征入手,在公平与效率的视野下对习惯法进行进一步解读。提出习惯法与国家法应建立良性互动机制,一方面充分发挥国家法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重视习惯法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习惯法更加贴近于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接近于传统的礼仪和禁忌,习惯和风俗,能够产生法律的功效,并作为国家法的良好补充。     

刍议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调适

法律起源于习惯法,古今中外的法律中都有习惯法的痕迹.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地区人人信守的法律,它在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秩序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反映现代城市文明的超前的国家法进入民族地区时,必须慢慢渗透.习惯法不一定落后,法律也绝非一成不变,它们都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国家法都要与民族习惯法做好相应的调整,以寻求适合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居民安居乐业、社会繁荣稳定的法律.     

我国商法的基本原则

随着时代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商事法规虽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但仍处于逐步完善的阶段。所以作为整个商事活动总的指导思想的商法的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交易中显得尤为重要。商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有利于弥补商事法规的不足,调整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然而关于商法基本原则的概念、确立标准以及具体内容,学术界还未统一。     

民初苏州商会的发展演变

苏州商会作为商办的民间社团,在民国初期的一系列发展,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其具体表现,不仅仅是苏州商会能够在辛亥革命后政体变更的新形势下,与时俱进地采取新的应对举措和发展措施,从而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还不断完善自身的选举制度,使商会的选举与以往相比较更具有广泛性和民主性。此外,苏州商会还积极成立商事公断处等新的机构,在受理商事纠纷方面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五四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中苏州商会的态度更加积极,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更加显著。     

清代地方经济立法探析--以孤本同治《河南省例》为例

同治《河南省例》是迄今为止新发现的河南省地方法规文献,其内容涉及时间段为雍正至同治年间,不仅对研究清代河南社会变迁有重要价值,而且对研究清代地方法与国家法关系也是极重要的第一手文献。该省例"户例"占全书页数近42%,显示地方立法以社会经济为主,其中有关房地产市场、黄河河滩开发等法规,突出了清代河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特色。这些条例因应社会变化而不断调整。     

清代至民国闽词集编年（1644-1949）

在广查清代至民国闽籍文人著述的基础上,著录了清代至民国闽人词集和词话著作的版本、序跋、卷数、词篇数以及词人活动等资料,制成闽词集编年。意在系统地反应清代至民国闽词的创作全貌,为从地域角度研究闽词者提供线索。     

习惯法的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趋势

习惯法存在具有客观性,通过习惯法存在的合理性和对与社会关系调解中的作用的论证,探究习惯法在调控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方面的积极意义以及习惯法尤其是民族地区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揭示习惯法存在的长期性及其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