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体史书的完善与发展——评章开沅主编的《清通鉴》

自从宋代元丰七年 (公元 1 0 84年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告成以来 ,九百多年间 ,以史事编年为特征的通鉴体著作不断问世。计两宋时期编撰的有 :刘恕的《通鉴外纪》,金履祥的《通鉴前编》,朱熹的《通鉴纲目》,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元代有陈柽的《通鉴续编》;明代有薛应和王宗沐分别编写的《宋元资治通鉴》;清代则有徐乾学编成的《资治通鉴后编》,乾隆御批的《通鉴辑览》,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记载宋辽金元历史 ) ,夏燮的《明通鉴》等。这些通鉴体的著作 ,都是记述…     

简论张须《通鉴学》的学术成就

张须的《通鉴学》是研究《资治通鉴》的史学专著。《通鉴学》构建了《通鉴》研究的完整体系,在《通鉴》、《通鉴》学派与编年体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通鉴学》集前人之大成,考核精细,观点独到,堪称＂通鉴学＂入门之书。     

论王宗沐《续资治通鉴》的"资治"特色

明代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是元明时期第一部以《通鉴》原典体例来续著宋元史的续通鉴类史书。与其它续通鉴类史书的“明道”主旨不同,它更强调史学的“资治”功能,这反映了史家对现实政务的强烈关注,体现出续通鉴类史书对《通鉴》原典的重视以及“资治”原旨的回归。     

《通鉴》年代学方法举例

《通鉴》问世已来,研究者颇多.但对其年代学方法,自洪迈以来多限于指摘其用后元的弊端,绝少论及其成就。本文拟从《通鉴目录》的作用及《通鉴》的历法划一这两个方面,对《通鉴》的年代学体例提出个人的看法。     

《通鉴纪事本末》及其同类著作

我国古代的史书,从它的编写方法来说,主要有三种体裁,即:编年体(如《左传》,《资治通鉴》)、纪传体(即纪表志传体,如《史记》、《汉书》等)和纪事本末体。这后一种体裁的创始著作,也是这一体裁有名的代表作,就是袁枢编撰的《通鉴纪事本末》。袁枢,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生于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卒于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据《宋史》本传记载,他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试礼部词赋第一,出任温州判官,后为太学录,因同宰相不合,于乾道九年(1173年)出为严州教授,《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在这个时期编写的。以后历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又做工部、吏部郎官和常德、江陵知府等官。袁枢编撰《通鉴纪事本末》的目的,《宋史》本传也曾提到,说:“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     

从《通鉴》与两《唐书》比较中看《通鉴》在研究唐史中的重要地位

《通鉴》与新、旧《唐书》修成的时间各不相同,而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比较而言,《新唐书》是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增删了不少史料写成的,这种增删又未必全好,所以它们各有优缺点。《通鉴》则是对两《唐书》的材料“择善而从”,又旁证博引,使材料更确切可靠,这就注定了《通鉴·唐纪》在研究唐史中的重要地位。     

《资治通鉴》编修考证

明清之际,研究《通鉴》的学者很多,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解放前后,又有不少学者致力于《通鉴》的研究,取得不少重要成就,但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偏向。例如偏重于《通鉴》一书本身的思想内容及史料价值方面的研究,而从中国史学发展史的角度作系统全面的研究就很不够。笔者在探索司马光史学思想中写成此义,旨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从历史编纂学方面粗略地探讨《通鉴》的编修过程。     

追寻学术论文写作的真谛——读陶富源教授所著《学术论文写作通鉴》

陶富源教授所著的《学术论文写作通鉴》是一本以执着精神追寻治学及写作真谛的论著。该书有三大特色:《通鉴》登高望远,指明了治学者所应具有的正确治学境界;《通鉴》将如何治学写作与为何治学写作融会一体,将个人治学的体认渗透进中外著名学者治学经验中并加以发展,将理论陈述与治学及写作的实践操作紧密结合;相对于其他相类著作而言,《通鉴》对治学及写作的规律挖的更深、讲的更透。     

明代宁波史学家

明初宁波人参预修史的有奉化籍的陈桱,其祖父辈皆四明名儒,陈桱继承家学,私淑黄氏(宋末黄震)尤长史学,著有《通鉴续编》二十四卷,有补于《资冶通鉴》。有鄞县籍的傅恕,有文名,明太祖嘉纳之,命其修史。永乐、成化年间的宁波史学家有鄞县籍的黄润玉,曾编《四明文献录》,还纂有《宁波府简要志》,被收在《四明丛     

《资治通鉴》编撰论略(续)

《通鉴》的故事性很强。它在每年中所记各事,既与前后相关联,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既反映一定的历史要义,又有故事情节。新近有《通鉴故事一百篇》一书行世,可以说抓住了《通鉴》故事性强的这个特点。司马光通过一个个互相连贯的故事来说明一些大道理,这就较那些干巴巴的说教更能吸引读者。     

《通鉴纪事本末》的成书及纪事本末史体的历史地位

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为我国古代一大奇书。奇在抄书而成创作,由此建立起纪事本末史体,与编年、纪传鼎足而三,成为我国古代修撰史书的三大基本体例,袁氏即因之而名重史坛。袁书盖取材于《资治通鉴》,由枢拟定二百三十九个题目(另附六十六事),将散见《通鉴》中之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称引史事年份、卷次辨误

本文通过对《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称引历史事件的年份、卷次等与《通鉴》上下文、《史记》、《汉书》作比对研究,指出《通鉴》胡注注释史事年份、卷次的若干讹误,并对胡注的相关文献学价值稍加探讨.     

《资治通鉴》编撰论略——为《资治通鉴》成书九百周年而作

公元一○八四年(宋神宗元丰七年),是司马光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成书的年代。今年,适逢《通鉴》成书的九百周年。司马光费时十九年,以二百九十四卷的巨大篇幅,再现了从三家分晋到五代末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历史画卷。在传播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培植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等方面,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自从《通鉴》问世以来,它一直被人们视为“此天地间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     

评欧阳修的史学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史学家。其史学著作有与宋祁等人合撰的《新唐书》和自撰的《五代史记》(后世称《新五代史》),都列入正史。他又研求金石,撰《集古录跋尾》,开金石学著作之先。对他文史的评价,当时就毁誉兼存。苏轼推崇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并且说:“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可是,欧阳修的至交刘敞却偏偏说:“好个欧九不知书”,其弟刘攽(司马光撰《通鉴》的得力助手)认为《新五代史》只能算“第二等文字”。司马光撰《通鉴》,多取《旧唐书》、《旧五代史》而极少用《新唐书》、《新五代史》。后人评欧阳修,多以为他“文胜于史”。史学家对他也褒贬不一。今略抒管见,以求得到教正。     

召齐丘之使者考——《资治通鉴》勘误一例

《资治通鉴》是向以取材精审著称的。本书的参编者,皆为一时名家;总成其书的司马光亦曾对各长编史实进行过认真校订;其子司马康又专门负责文字检阅,所以统观《通鉴》全书,确为不可多得的史学名著。但是作为一部二百九十四卷的通史巨著,《通鉴》包容了一千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其间难免偶有舛误,虽谓瑕不掩瑜,可历史科学讲究史料的准确性,治《通鉴》的学人还是要认真纠缪勘误,本短文本此精神试勘一误,以求教于大方。     

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

在1988—1995年间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中,北区第64窟、137窟出土了共11片汉文残文书。荣新江先生首先将其比定为汉文《资治通鉴》。本文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考了残片的版本、年代。据其照片进行初步复原,残片应当为左右双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的无音注大字建本《通鉴》,版心有刻工名"登"。通过与存世十一行无音注本《通鉴》的比较,可以发现,残片之刻本与张元济1918年购自广东,曾作为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底本,建国后转入国家图书馆收藏(编号7372)的涵芬楼藏本《通鉴》为同版之别本。又据其不避宋讳及刻工姓名,可定为宋刻十一行本的元代覆刻本。借助B137窟的考古学年代及相关信息,可将残片年代进一步断于13世纪末到14世纪前中期。这反映了元代的敦煌与当时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依然保持着密切的交流。     

论《资治通鉴》的编纂体例——《资治通鉴》研究之三

司马迁撰《史记》,首创通史纪传体,百代而下不能易其法。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继《左传》之后,集宋代以前编年体史书体例之大成,创通史编年体,是当时史学上一个伟大的创举。《史记》和《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和卓越的贡献。因此,它们的作者被誉为史界“两司马”。本文专谈《通鉴》的编纂体例。     

求实——司马光史学思想最突出的特点

我国史学历来较重视如实写史,一些正直的史学家以作信史为己任,司马迁就享有“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①的美誉。司马光以其《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垂名青史,而在过去一个时期里,由于某些政治原因,司马光在史学上所起的进步作用被埋没或削弱了,更由于《通鉴》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易使后人忽视作者在学术上的良苦用心,往往将其学术观点等同于政治观点。实际上,作为一位严谨的史学家,司马光比前代史家更重视史学的求实求真,并总结、开创了一整套求实的史学方法,这是应当充分肯定     

论李焘的历史编纂学成就——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中心

两宋之际,私家修史之风尤盛,李焘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一时之代表作。此书远绍《春秋》,近承《通鉴》,下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不仅史料价值颇高,而且编纂体例灵活而不失谨严,注重吸收纪传、纪事本末诸体之长,言事相兼而人物突出,寓论于史,褒贬自现,叙事从容、紧凑,是继《通鉴》之后再次出现的编年体史书的高峰。     

宋元史学家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语言学考释

宋元史学家胡三省之《通鉴释文辩误》蕴含了较为成熟的语言观及史籍专名语义考释的方法和原则。语言观主要包括对外来词、行业用语和专有名词等的语言特征的认识及其语言发展观。在史籍专名语义考释的方法上融史学和文献学思想于语言研究,源流并重,纵横结合。考释原则上重视参考文献的时代性,训释对象的民族性和同名异实现象等。胡三省及其《通鉴释文辩误》的学术思想不但对元明《通鉴》学研注一派影响重大,在史学界和文献学界有承前启后之功,其语言观及语义考释方法和原则对后世也有开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