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中的媒体作用

“颜色革命”与苏东剧变一脉相承,都是通过“街头政治”实现政权更迭。但“颜色革命”来势迅猛,发展极快,没多少时日便宣告成功。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仅半个月就见了分晓;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前后不过1个月,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仅5小时就将总统赶跑了。而苏东剧变中,政权变化,短则1年,长的达到5年以上。“颜色革命”为何能如此轻易得手昵?其中,媒体的“功劳”不可忽视。一、反对派媒体“大显神通”“颜色革命”不同于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革命”前就存在合法的反对派,而且反对派拥有能够传递自己声音的电视台或者报纸…     

“五四”前后的革命报刊

五四时代是我国现代革命报刊第一次大发展的时期。而革命报刊的蓬勃出现,当然是由于社会的需要。这一时期的革命报刊,主要的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共产党”、“新社会”、“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天问周刊”、“人道月刊”等等。“新青年”月刊,1915年9月15日创刊,在北京编辑,在上海出版。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才改称为“新青年”。该刊诞生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首倡     

从一封亲笔信看朱德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

朱德经历了中国革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过程,可谓功勋卓著。1946年在他60寿辰时,中共中央在祝词中赞誉他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周恩来把他的革命历史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毛泽东则称他是“人民的光荣”。这样一位足可印证中国革命里程的伟大人物,他所留下的遗物也就成为了研究他不同时期思想、经历以及中国革命的珍贵资料。有幸的是,在会泽县档案馆,     

出版产业数字化生产路径与竞争策略

出版产业遭遇“数字化革命”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出版业必须面对“数字化革命”的“单选题”。这是出版产业必须逾过的一道坎。     

浅谈如何加强印刷院校的信息工作

当今,一场新技术革命已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这场革命被称之为“信息革命”、作为“信息革命”标志的信息意识,逐渐为大众所接受。       

传达政令:新闻媒介的主要功能——毛泽东新闻思想要点之二

毛泽东一直把新闻媒介看作“最好的东西”。他之所以把新闻媒介看成“最好”、“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东西,就是因为新闻媒介同“革命”是紧紧联在一起的。早在68年之前,毛泽东就这样明确地提出了报刊同革命的关系。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他开宗明义地写道: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鲁迅谈读书方法

“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他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真理,辛勤读书,献身祖国,钻研学问。他所以能成为一代文化巨人,主要是由于他具有先进的世界观、战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品质,还和他永远手不释卷的学习精神是分不开的。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许     

革命者的智和勇

凡做事,必先认清是“为谁服务”。要这样,才有路数,才有目标。看定方向,向上者前进,向下者后退。凡说话或写作,必戒无的放矢。无的放矢是没有责任心,是盲目,是瞎干。因为无目的就只能瞎干。要弄清是“为什么”即为谁服务;“做什么”为谁服什么务;“怎样做”用什么方法去做。一切行动必须有以上三点,才不是无的放矢。革命是一种行动,凡有行动,必须先对此行动有认识,如不认识就是盲目的,必致失败。你在中国搞革命,如不对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前途等等,有透彻的认识,决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你做一件工作,如不对…     

“宣统西迁”计划的产生与失败

“宣统西迁”是清顽固保皇派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企图割据西北对抗革命势力,延续其自身统治的自救措施。为实现此计划,清廷在其统治末期对西北进行重大人事变动,并对西北革命进行坚决镇压。但后因清帝退位,清军镇压革命无果而破灭。“宣统西迁”作为清廷的第三次西逃计划,不仅因陕甘新三省革命的爆发而破灭,也在理论层面上无法实现,仅仅是顽固保皇派的一厢情愿,其失败也是西北地区革命军民们的伟大历史功绩。     

台湾出版面临大变革?

最近,台湾报纸报道,有人认为:现在台湾出版界正面临着一场“革命”。持“革命论”的依据是这样的: 一、经销网在缓慢地趋于重组。“金石堂书店”连锁店一一开张,庞大的营业额不输给历史悠久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民族意识表达

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表达的民族认同、民族想象和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并不完全相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鲜明表征了“阶级—民族”意识;进入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民族国家”认知与表达建构出理性民族意识;近十年来,传统伦理表达揭示出“文化/民族”意识。这一结论将民族意识视为动态媒介过程,具有视角的延续性、递进性,避免了仅从“现代性”看待“民族”,从而突破了将“革命”与“世俗”、“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简单二元对立的理论局限。     

热昏的胡话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和国家,给全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内乱中,党报及其新闻评论,被推到“阶级斗争第一线”,扮演了极不光彩、也是极其可悲的角色。这种“最最最革命”的评论,对党报新闻评论的革命传统是一种反动,是党报新闻评论史上的一次倒退。下面一篇评论,题目叫《文艺革命的光辉样板》,从中大略可见“文革”评论之一斑。象这个“绝妙”的评论,现在读来,简直是“奇     

我国新闻出版与广电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2013年“署局合并”之透视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新闻传媒领域的管理机构框架先后经历了11次重大调整,其演进轨迹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4年是机构设置“调整频繁、分合并立”的探索阶段;从1975年到21世纪初是机构设置“动态微调、逐步定型”的规范化建设阶段;以2013年“署局合并”为节点,是我国新闻出版与广播电视领域行政机构开启“大部制”改革的新阶段.大部制改革将对新闻出版与广电系统带来四个方面的影响:“减法革命”,凸显行政“减肥”带来的成本递减效益;“加法革命”,激发多元主体创新改革的正能量;“乘法革命”,释放交叉跨界的裂变效益;“除法革命”,提升行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熔炉岁月

<正>湖北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湖北革大”或“革大”）是解放初期湖北省在武汉地区举办过的一所“抗大”式、大批量、短期培训革命干部的学校。“革大”源流解放之初,各项民主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急需大批工作干部,而在革命形势鼓舞下,广大青年学生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批失学、失业青年知识分子,也迫切要求学习和进步,参加革命工作。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重塑“物-人”联结交往体系:革命文物新媒体传播的转译困境与融合路径CSSCI

探索革命文物及纪念地的媒体传播路径、提升其传播效能是学界热点课题和社会实践难题。在媒体融合背景下,“互联网+”成为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新引擎。当前各方充分利用新媒体创新革命文物宣传方式,积累了实践经验。面对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文试图辩证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阐释革命文物、新媒体、人以及相关社会主体“建立网络的行动者”身份,继续推动新媒体与“革命文物-人”联结交往体系的深度融合,以新视野、新技术、新思维优化内容供给结构、调整社会需要结构、协调泛在连接机制,为革命文物新媒体传播创新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     

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探析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一方面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发展和批判,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创新。他的“民权与共和、革命的关系”、“五权宪法”、“四种民权”、“权能分治”和“革命程序论”思想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

“预备立宪”的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革命时机的渐趋成熟。 列宁曾经多次指出,革命形势的特征,不仅表现在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因而“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而且还表现在统治阶级遭到严重的政府危机,因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了。     

民国时期的山西:政治发动与经济剥夺--兼议同期之山西社会发展主线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二十世纪被称为革命的世纪是非常合乎实际的。虽然现在学界一些大腕级人物认为“革命”不如“改革”，呼吁要“告别革命”。但其动机虽好，书生意气太盛，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残酷一面；也有学以现代化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主线，但其实也未得要领，因为除了世纪初、末不到30年的“新政”与“改革”外，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在革命的口号与战争的炮火中行进的，     

吉尔吉斯搬起“民主”的石头

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和乌克兰“橘色革命”在独联体国家引发的政治地震，终于波及吉尔吉斯斯坦。     

孝的正反面

“孝”的反面不一定是“不孝”,就像“革命”的反面不一定是“反革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