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东方情调”的审美意义

在后殖民主义文化语境中，“东方情调”的审美意义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理论问题。由于审美关系的多元性，“东方情调”必然呈现出多重性的审美意义。在分析以校方情调”为风格特征的艺术作品时，应该看到中国与西方社会在现实基础以及文化关系方面的差异和不同，进而分析对待这些作品的不同的审美态度，还应该分析中西方文化在艺术表达机制方面的区别，具体地说，也就是寓言和“韵”的区别。“韵”是一种以听觉性表达机制为基础的对象化方式，它具有丰富性、和谐性，以及以“远出”来达到交流的辩证属性，由此决定着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意义。因此，对“东方情调”的艺术作品不应该简单地作出否定性的评价。     

“病态美”的文学呈现与指真

在中国古代及近代的学作品中，“病美人”、“弱书生”之类的学人物形象和人女性化自喻艺术手法频频出现，说明一种“病态美”充当着学和日常审美倾向的主流之一。不仅是在对女性和女性形象的审美上，在对男性和男性形象的审美上以及在整个传统化的美学视野中，都普遍存在着崇高品格缺席而“病态美”泛滥的现象。对“病态美”现象的分析与解构，可以促进纯粹而抽象的美学理论和艺的综合研究。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论喜剧创作的审美艺术

喜剧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范畴，是以它的特有形式来否定丑恶的东西。喜剧艺术的基本内容是反映社会生活中的“丑恶”；喜剧创作的基本表现手法是“夸张”；喜剧的美感特征是“笑”。     

兼真幻之长--中国古代美学关于小说基本审美特征的探究

“情”与“景”是古典诗歌美学最基本层面上的问题，“真”与“幻”即艺术真实问题则是以审美认知见长的古典小说美学的最基本层面的问题。我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者倾向于小说的艺术真实是叙事的假定性与意蕴的情理性的辩证统一，正是这种辩证统一构成了小说最基本的审美特征。     

“中和”到“致中和”的审美智慧及生态意蕴

中国美学的“中和”特性既体现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本真状态,更是艺术和审美的最高境界;既含有哲学意义的生命本体论特征,又汇聚着审美智慧,呈现着深生态意蕴。由“中和”到“致中和”而归位的审美状态是由生态、生命指向艺术与美的辩证生成过程及境界。它能够以人与自然的生态感应与审美体验而铸就审美主体的心灵世界,在体悟美与艺术及生态之意味的活泼的生命韵律中,使人以一种圆融无碍的自由精神畅游于宇宙万物之中。     

"以形传神"与"模仿自然"之比较

绘画被称为“造型艺术”,具有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审美特征:绘画艺术属于二维空间的艺术,以再现为主,同时也具有很强的表现性;绘画艺术的题材非常广泛,一切可见的、或者可以转化为视觉形象的均可入画。以水墨为代表的中国画与以油画为代表的西方画大异其趣,具有“以形传神”与“模仿自然”的独特审美特征。     

“韵”之生命精神

“韵”是中国特有的审美范畴,具有非常丰富的审美心理内涵和艺术内涵,富有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生命精神,具体表现为：审美主体的生命情调、审美对象的生命意蕴及艺术表现的生命韵律和意趣。     

中西古典绘画艺术不同的“和谐”之美

审美理想是特定历史阶段中所形成的审美追求的集中表现,是一定社会的物质文明生活及意识形态在审美领域中的最高结晶。中国传统绘画,强调“写意”,不拘泥于“形似”、不“摹拟”自然,着力于事物内在神韵的把握和主观情怀的传达.构成了中国古典绘画“心理和谐”审美理想的整体结构。在西方看来,只有通过艺术的创作、加工完成这一精神飞跃,才能真正表达美的“形式和谐”的最高境界。但不论东方和西方,欧洲与中国,都把“和谐”作为其绘画艺术的审美理想。     

"龙朔变体"的诗史评价

横贯高宗朝的“龙朔变体”是初唐宫廷诗风的一次重要“新变”。同时并存的“绮错婉媚”之“上官体”和富丽谄媚之“颂体诗”．在具有共通的艺术精神的同时,在审美趣味与艺术风格、艺术特色方面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二者以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错落交叠状构成了龙朔宫廷诗坛的实际状况．又各以其审美趣味和价值内涵对初唐宫廷诗风的流变乃至一代“唐音”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我"的"印象"——析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

从史铁生的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的文本出发,重点分析《务虚笔记》小说人物性格,从而通过文字表面的映像,来了解史铁生现实生活经历,发现史铁生最内里的“自我”与“印象”,阐述史铁生小说中的“质疑真实,推崇自我”的哲学思想,发掘文学与哲学的重合方式。     

“两双”、“口嘴”的意象图式

文章从隐喻的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两"与"双"、"口"与"嘴"在语言表达中的同现限制。"两"与"双"的字形不同,它们的意象图式也不同:"两"是平分图式,"双"是配偶图式;"两"、"双"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意义和用法也就不同:选择"两"的语境强调"分而为二、两相对立",在选择"双"的语境强调合二为一、配成一对。"口"与"嘴"隐喻投射到对事物域的认识当中,但是各有侧重:"N+口"强调的是"容器通往外界的地方","N+嘴"强调的是"容器中形状突出的部分"。     

《孟子》中“正”“长”“贤”“轻”“良”的形容词用法

通过对《孟子》中“正”、“长”、“贤”、“良”、“轻”5个形容词的语义和语法功能作较为细致的描写,试图从中寻找出《孟子》中不同的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共性与个性,并进一步提出问题,即这些共性与个性的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论《受戒》的"淡"

汪曾祺的《受戒》最大的特点是“淡”,它主要表现在情节的散淡,时代背景和人物情感的淡化,语言的平淡等方面。这与汪曾祺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有着密切关系。     

人类学的“普同”与“相对”

现代人类学的开端,可追溯到19世纪,但人类学作为现代科学真正被确立起来,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长期以来,学科内部由于理念不同逐渐分野,形成两大主要分支,即以英、法两国为首的社会人类学,和以德、美两国为主的文化人类学。两派虽在学术理论、方向、思考方式等方面有所分歧,但并不妨碍他们各自为人类学学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本文旨在介绍两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在人类学四大领域研究当中的理论实践。     

"扑朔""迷离"求解

北朝民歌《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的"扑朔""迷离"作何解释,历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扑朔",即"缩动"或"爬搔"之意,为兔走时足伸缩之貌;"迷离",即"朦胧",为眼色朦胧。第二种:"扑朔",形容雄兔脚上的毛蓬松的样子;"迷离",形容雌兔的眼睛被蓬松的毛遮蔽的样子。本文对这两种说法作了较具体深入的评析,并赞同第一种说法。     

玺印类词语的注解问题

在秦朝之前"玺"和"印"是同义词,都是指印信、图章,没有尊卑的差别。秦朝以后,皇帝的印信专称"玺",臣民的印信、图章通称"印"。"秦印"和"秦玺",就战国时期来说所指称的内容是相同的,是同义词。就秦朝以后来说,"秦印"和"秦玺"的词义都缩小了,"秦玺"由通称变成了特称,专指皇帝的印章,"秦印"指称皇帝印章以外的印章,"秦印"和"秦玺"变成了在词义上互补的两个概念,成为类义词。     

再论“V个VP”结构中“个”字的性质

句法分析中,“V个VP”结构常以其独特的结构特征吸引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他们的研究视点大多聚焦在“个”的性质上,而对“VP”的重视不够,即使在论述“个”时也是说法不一。从“具体与抽象”、“指称与陈述”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个”字的性质日益边缘化且在与“VP”搭配中存在“游移”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