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澧县第二中学

湖南省澧县第二中学坐落在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澧阳平原,是一所市级示范性高中。她的前身为溪东书院。九百多年前,宋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范仲淹曾读书于此。1902年,溪东书院易名为澧州官立中学堂;1921年,更名为澧县县立中学;1925年,开国元勋贺龙担任澧州镇守使,大力兴办教育,曾任学校名誉校长,将学校更名为澧县县立初级中学。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加强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于1952年10月将学校定名为湖南省澧县     

评周秋光著的《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

熊希龄是清末民初的政界要人。他曾以组织“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国务总理而名震天下,但是,人们却很少知道他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也还有着种种施为。熊希龄所从事的社会慈善事业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慈善救济,即在全国各地救灾办赈;二是慈善教育,即将各地受灾中孤苦无告的儿童收容起来教养成人。1991年3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周秋光先生所著的《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一书,是专就熊希龄慈善事业的第二个方面著述立论     

评周秋光著的《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

熊希龄是清末民初的政界要人。他曾以组织“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国务总理而名震天下,但是,人们却很少知道他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也还有着种种施为。熊希龄所从事的社会慈善事业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慈善救济,即在全国各地救灾办赈;二是慈善教育,即将各地受灾中孤苦无告的儿童收容起来教养成人。1991年3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周秋光     

李金镛与晚清义赈

光绪初年,“丁戊奇荒”发生.江南绅士募集巨款,跨境赴华北赈灾,是为晚清义赈.李金镛是这批绅士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先后在苏北、山东和直隶主持赈务,对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赈

农赈作为一种赈灾方法被明确提出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一种与急赈、工赈并列的救灾方法,它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救灾史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考察这一时期农赈的起源、发展及具体操作情况,对我们现在的社会救济机制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政府救灾探析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其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西北地区救灾方面采取了急赈为主、防治为辅的原则。各级政府基本承担了救灾职能,建立了救灾机构,进行赈款救济、粮赈、粥赈、平粜、蠲免等,辅以工赈,救灾与防灾并行。一定时期内,以救灾机构日常化、救灾手段多样化等尝试了现代救灾体系的建立。     

论澧州政治讲习所始末及作用

澧州政治讲习所是1926年贺龙、周逸群创办的培训军队基层政工干部的学校。它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培养了大批干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关于这一历史事件,许多回忆文章虽有谈及,但是事情的起因、开办时间、地点均有出入,对开办过程的论述尤为不详,只是断断续续作了反映。为了较全面了解澧州政治讲习所始末及作用,我根据文献记载兼采诸家之言,恢复这一历史事件的概貌,以缅怀于先烈,求教于先辈。     

1942——1943年国民党政府救济豫灾述评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1943年,中原地区遭到历史上罕见的震惊中外大灾荒。旱、蝗、涝灾接踵而至.挣扎于水深火热中的河南人民陷入更悲惨的境地.在此情景和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及河南省当局调查灾情,制定救灾方案.筹集粮款、疏遣灾民、举办工赈、设立粥厂等措施在救灾初期曾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战火肆虐、政府腐败、财力困乏,各级官吏贪污中饱、地方富豪趁机盘剥等,人祸更加重了天灾。救灾收效甚微。     

《周礼》备荒救灾思想浅论

<周礼>中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备荒、抗灾、救灾思想,其主要措施有储粮备荒、禳天弭灾、节财省用、减赋免役、调粟赈民等.救荒赈灾的费用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同时,积极鼓励邻里互助,共度灾荒.     

陈济棠主粤时期的军事教育初探(1931-1936)

民国时期的军事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南京国民政府,是着眼于一个整体.而对广东地区的军事教育的研究则较少;另一方面,对陈济棠的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主要是集中在他在广东所实施的“复古读经”方面,而对其的军事教育的思想的方面的研究较少.故而通过对其进行研究,理清陈济棠在广东所实施的军事教育特点,能进一步丰富前人的研究成果.     

澧水明珠，人才摇篮——湖南省澧县第二中学

澧县二中是澧水河畔的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校园充盈着浓郁的湘楚文化气息。其前身溪东书院是北宋范仲淹求学过的地方。1925年,共和国的元勋贺龙任澧州镇守使期间兼任过学校名誉校长。朱作言院士是从二中走出的众多优秀学子中的杰出代表。跨入新世纪后,学校传承文明,锐意进取自主创新,形成了"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校训,"合作、多思、探究、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赈运减免车价法规研究

赈运减免车价作为近代政府救灾的重要举措,在北京政府时期完成了从实践到立法的跃升,并在1920年代的救灾实践中不断完善,走向成熟。通过对赈运减免车价法规文本的分析,发现在其演变过程中法规结构更为清晰,规定更为细密,程序更为规范,但赈运减免车价的优惠力度渐趋收紧。北京政府时期,赈运减免车价法规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得以确立,法规的施行推动了救灾物资与人员运输便利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时期的救灾法制建设。但由于军阀混战的影响,法规规定与具体实践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其施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宋朝江西地方官员与士人的救灾活动

江西在宋代获得大发展,但也不时遭遇自然灾害。江西地区的官员与士人是救灾的核心力量,主要通过赈给、赈粜、赈贷和办社仓来实施救济。官员与士人之所以积极参与救灾,既是因为地方财政的窘困和政府考核的压力,又受到了自身社会理想和赢得民心的双重驱动。     

晚清州县官视野中的救灾活动——以柳堂《灾赈日记》为中心

光绪二十四年夏,山东境内黄河决口,沿河地区受灾。时任惠民知县的柳堂在主持赈灾过程中写有《灾赈日记》,详细记述了他在水灾发生后持续半年多的时间里组织救灾的经历,较为具体地展现了州县官在救灾实践中的心态变化以及救灾中州县官所处的官与民的复杂人际网络。透过《灾赈日记》的记载,大体可以观察晚清州县官的素质和能力以及其在救灾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分析清代救灾模式下州县官的实际角色及功能,考察晚清救灾机制的运作及其实效。     

浅谈澧州大鼓的现代传承和发展

澧州大鼓原名丧鼓、孝鼓,曾名湘北大鼓,流行于湘北大地及湘鄂边境地区地区.由于澧县地形复杂,水路入编如织,故自古陆路交通不方便,至解放,全县基本上无公路(仅30KM),货物流通全靠水上及山间骡马驮运.交通的不便造成了相对封闭的环境,保证了民俗文化传承的纯正性.他的节奏自由,具有浓郁的民族地方特色,风格现实,具有典型的时代精神,他是一朵绽放的民间艺术之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本文通过对澧州大鼓的了解和认识就其传承和发展上做出了些探讨.     

论丁戊奇荒期间江南士绅对河南的义赈

丁戊奇荒期间,江南士绅在华北开展了大规模的义赈活动,尤以河南为重点。他们通过刊印《河南奇荒铁泪图》,借助《申报》大力劝捐,为河南筹集赈银达40余万两。与此同时,数十名江南士绅亲赴豫北、豫西重灾区,采取自筹自办、随查随放等方式实施赈济,其赈济内容包括查放钱粮、收赎妇幼、周恤寒士、开办粥厂、掩埋尸骨、以工代赈、开办善堂、兴修水利、代置应差车马等。江南士绅在河南的义赈活动历时一年有余,赈济范围达27县,受赈灾民达80余万人,是近代义赈第一次大规模的实践。这次义赈不仅拯救了数十万河南灾民的性命,也引发了近代救荒格局的改变,义赈从此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救荒方式。     

宋代救荒中的赈济、赈贷与赈粜

宋代官方的救荒措施,可分为赈济、赈贷和赈粜。赈济主要是对大灾、特大灾年导致流离失所的流民和灾歉时城乡贫困户及鳏寡孤独病残人群的救助措施;赈贷一般多是在灾害发生后的恢复阶段,在这一阶段如是冬春青黄不接之际,受灾民众的生产和生活难以为继而需要救助;赈粜是通过平抑粮价达到救助灾民的一种方法,亦即常平法的基本职能,其对象主要是家中无粮食积蓄的下层民众。赈济、赈贷和赈粜的粮食来源,属中小灾的,一般由州级路级地方官府主持,从常平仓和义仓调拨粮食,或置场籴买。大灾、特大灾则主要由中央官府调集粮食和筹措资金。     

近30年来中国近代民间组织救灾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近代民间组织救灾问题涉及到中国近代灾荒史、中国近代慈善史和中国近代社团史等领域,对此进行专题梳理后认为,当前研究受“传统-现代”视阈影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具有“现代性”的民间组织如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个案研究上,而对传统社会组织、临灾所设民间组织及相关理论研究尚缺乏足够关注,这势必会影响对近代中国民间组织救灾问题的整体把握.     

贺龙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卓越贡献

翻开新中国体育史,人们可以发现新中国体育事业方方面面的建设,一系列的巨大成就,都是与贺龙的名字紧密相连的.贺龙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开国元勋.建国之初,他接受党中央委派,欣然兼任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为新中国体育事业作出了开拓性的伟大贡献.今天,我们研究贺龙对新中国体育事业卓越领导活动,对于全面了解贺龙的丰功伟绩,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深入发展,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贺龙对于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卓越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何绍基掌教泺源、城南两书院考

何绍基(1799——1873),湖南道州(今属道县)人,字子贞,号东洲,晚年称(虫爰)叟,进士出身,最后任四川学政而遭谤去职.他是我国清代著名的书法家,然而在我国书院教育史上,也不能忽视他的地位,他曾掌教济南泺源和长沙城南两书院多年.据《道州志》和有关文章记载,他还担任过湖南岳麓书院山长.我国的书院教育历年来是重视书法教育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写得一手好字,不过象绍基这样杰出的书法家,在山长中则不多见.因此,研究绍基的书法理论及其书院教育思想,是有其特殊意义的.今根据何著《东洲草堂诗钞、文钞》(下引只注明卷数)的有关资料,对何氏主讲泺源、城南两书院的时间、教育思想及其书法理论等方面作如下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