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R&D补贴与科技人员薪酬激励——基于我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政府R&D补贴对研发产出的影响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现实中,超过50％的R&D支出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薪酬,所以,政府补贴如何影响科技人员薪酬及其激励效果就是理解政府补贴影响研发产出的核心内容.利用1998-200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R&D补贴对国有企业科技人员的工资水平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政府R&D补贴对专利-薪酬敏感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三资企业的政府R&D补贴对新品销售收入-薪酬敏感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的目标和承担的责任不同,决定了它们所采取的激励策略和激励效果也不同.     

Can Government＇s R＆D Subsidies Play a Signal Transfer Role？ Evidence from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我国政府对高技术产业实施了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以缓解其融资约束。在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政策选择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政府对企业进行研发补贴前也会进行深度调研,因此获得政府补贴除了能够直接给企业带来现金收益外,还有可能向市场传递了相关的利好信号。基于此,利用我国高技术产业1998--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政府补贴在缓解企业研发融资约束方面的作用。结果发现,政府研发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进一步分析显示,这种促进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显著。     

产权性质、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政治寻租视角

利用中国2010~2015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不同产权类型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政治寻租对政府研发补贴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企业争取政府补贴行为存在明显的寻租倾向,并且相较于国有企业,寻租活动更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挤入"效应,并且对民营企业效应更强;寻租活动倾向于弱化政府研发补贴效应。为此,有必要通过加强企业补贴资格审查制度建设、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等措施激发企业研发积极性,逐步提升我国企业创新能力。     

基于信号传递博弈的能源行政执法补贴模型

由于罚没款必须全部上缴国库,而执法经费得不到良好的保障,导致能源行政执法(EALE)部门执法积极性低,使得行政处罚职能的发挥受到影响。实践中常用以提高执法积极性、保障经费支出的按比例返还罚没款方式、个案申请拨款等方法具有不可克服的缺点。寻找一种既合法、又能克服趋利性的激励机制与经费保障方式是当务之急。执法补贴是一种合法且合理的选择。本文以煤矿安监为例,运用信号传递博弈来分析这种方式的运行机理及EALE部门和财政部门的策略选择。结果表明,EALE补贴机制是否成功以及成功多少取决于申请执法补贴的EALE部门的伪装造假成本、被发现伪装造假的概率及财政部门认定其为执法型部门的先验信念。从政策角度,应对EALE补贴建立成文制度,且其关键在于防范EALE部门的伪装造假。     

政府干预与研发资源错配——基于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的省级面板数据,探究政府干预对研发资源错配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资源存在不同类型和程度的错配,其中研发资金和研发劳动力总体表现为配置过度,政府干预在不同类型和程度错配情境下干预的效果明显不同。启示政府应根据高技术行业特征和研发资源错配情况进行精准化、动态化干预,并形成研发资源配置动态监测评估机制。     

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基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一个国家的企业保持活跃的RD投入和技术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由于RD活动存在一定的外部性,政府有必要通过补贴的方式,激励企业增大RD投入。以我国高技术产业为例,对高技术产业五个细分行业2003—2008年的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研究发现:(1)政府补贴并不一定会促使企业增加RD投入水平,其效应与政府补贴率r有关;(2)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具有滞后性;(3)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的五个细分行业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关联交易与政府管制——基于信号传递模型的博弈分析

文章运用信号传递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关联交易行为与政府管制的关系,结果表明监管机构通过严格管制,加大企业虚假披露或隐瞒披露关联交易的难度,增加造假成本,加大违规处罚力度,可以使得公平关联交易型企业发送公平关联交易型信号最有利,发生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企业发送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信号能使自身效用最大,从而有效分离两类企业。     

基于信号博弈的新能源汽车研发补贴分析

通过建立政府与企业补贴信号博弈模型,分析双方策略选择机制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实际博弈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企业策略性获得补贴的动机,要实现市场完全成功的均衡关键是要提高企业投机和被发现的风险成本,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政府补贴对纺织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及制度观等,以我国纺织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政府补贴对纺织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分析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在一定界限内会促进研发投入增加,超过一定界限时会产生挤出效应,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之间呈倒U形关系;企业所有权性质与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都有显著调节效应,政府补贴发挥的激励作用在民营企业内更强,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方也较强;联合调节作用表现为:当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时,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会因为企业所有权性质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且在民营企业内促进作用更显著,反之,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程度在国有和民营企业中差异不明显;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在纺织业、纺织服装业、化纤制造业3个子行业中有区别,政府研发补贴对化纤制造业研发投入激励作用最大,其次是纺织服装业,而纺织业中则不显著。     

国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会影响本国私人研发吗?

政策工具如何有效促进私人研发是一国保持创新活力的重要议题。已有研究多从时间维度探讨政策工具对本国私人研发的影响,较少从空间维度探讨国外政策对本国私人研发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6年2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首先在时间维度上引入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的交互项探讨两种政策工具的综合影响,随后引入空间滞后项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索国内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本国私人研发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国内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第二,国外政策工具削弱了国内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对本国私人研发的影响,也削弱了两者间的替代效应;第三,国外政府补贴对本国私人研发具有正向影响,国外税收优惠对本国私人研发具有负向影响。     

政府干预、外部投资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信号传递博弈模型

针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普遍面临着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运用信号传递模型,对政府干预、外部投资与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行为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致力于基础建设和创新开发的政府都会选择对辖区内企业实施高干预;企业接收到信号会选择实施创新开发活动,外部投资者会采取投资行为,其参与与否对最终均衡结构产生显著影响;最终的均衡与企业创新成功的概率、外部投资活动成功的概率及收益有关。     

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规模以上高新技术工业企业数据

政府财政补贴是企业创新资金投入的重要渠道.政府研发补贴作为企业主要外部资金来源,与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有密切联系.基于全国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0-2019年的数据,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全国政府性基金对规模以上工业产业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有显著的正相关.政府...     

工业企业研发活动与政府研发补贴理念转变——基于演化博弈视角

我国作为工业技术落后国,近些年不断增加对企业技术的研发补贴,但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产出结构仍然处于失衡状态.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研究我国政府与工业企业在研发补贴活动中相互作用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除了完善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加强补贴资金使用监管、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外,更应该改变原有的“选择性”资助工业企业的理念,进而解决企业申请“策略性”,从不同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特征角度出发,制定出适应企业研发活动的研发补贴政策.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双重作用机制研究——以生物医药上市企业为例

应用2012-2016年中国生物医药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提出并验证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资源倾向机制及信号传递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能够通过资源倾向机制和信号传递机制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补贴通过信号传递机制释放的信号,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对机构投资者持股作用不显著;银行贷款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均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两种方式相比,机构投资者持股更有效。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企业规模质量与政府补贴——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28个省份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是否随企业规模质量水平而变化,并将28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以此来比较分析这种影响的地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并且这种门槛效应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在不同企业规模质量区间内,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不同,其中对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但随着企业规模质量阈值的提高作用效果递减;对东部省份的影响效果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特征;对于中西部省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特征。因此,政府应针对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规模的企业实施差异化、动态化的补贴策略。     

政府支持能否提升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基于省级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高技术产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载体。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提升研发投入中的作用,本文探讨政府支持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并且使用两阶段系统GMM方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政府支持能够提升医药制造行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研发投入,但对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和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根据行业特征加强政府支持、基于实际绩效调整政府投入、面向研发需求优化支持方式的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市场集中度与种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为促进种业技术创新效率提高,基于2013—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种业企业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和动态分析,并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分析政府补贴与市场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种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偏低,全要素增长率提高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市场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负面影响;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但效果会受到市场集中度的调节,市场集中度过高会抑制政府补贴的积极效果.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强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的协调和控制种业市场集中程度等促进我国种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政府研发补贴有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研究

政府研发补贴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政策，如何发挥其应有效能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MinDS模型测度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创新效率，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研究了各要素联动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效率。结果表明：（1）身处欠佳市场环境中的民营企业若能取得政府补贴，无论是事前补贴还是事后补贴都将有助于创新效率的提升；相反，身处良好市场环境的民营企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较弱；（2）身处欠佳市场环境中且无丰富政治关联的企业，政府研发事前与事后补贴相辅相成才能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其中事后补贴起关键作用；（3）身处欠佳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如果拥有较多的政治关联，则最好不要借此寻求事前补贴，否则企业会陷入“政治资源诅咒”的漩涡。     

金融错配影响技术创新的政府补贴效应分析——基于企业控股权性质差异视角

    基于控股权性质差异视角,本文首先理论分析金融错配对国有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及其模式选择的差异性影响,以及政府补贴在缓解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时的政策效应;然后再以我国A股市场2012—2019年期间上市企业为样本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金融错配有助于增加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但它在降低民营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同时,会严重阻碍国有与民营企业原始发明创新能力的提升;政府补贴能有效缓解金融错配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与原始发明创新能力的不利影响,并对其研发投入产生正向“挤入效应”,但它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政策效果均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