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与身份问题研究

刑法中的身份犯是指以行为人具备一定的身份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我国刑法理论界对身份犯的研究应该说尚处于起始阶段,特别是对其在共同犯罪领域中的探讨就更显单薄。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是构建合理刑法理论体系的必要内容而且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也尤为重要。     

对真正身份犯共犯问题的思考

真正身份犯的共犯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无身份者加功于有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定性问题;有身份者加功于无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定性问题;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定性问题。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应该保有什么样的刑法观,选择哪一种共犯正犯的区分标准以及如何理解共犯正犯之间违法连带性与违法身份连带的关系。在中国刑法语境下,结果本位的刑法观、规范的形式客观说以及违法身份的连带应为我们所坚持,真正身份犯的共犯的基本问题也可在此立场与前提下得到妥善解决。     

论混合身份在纯正身份共犯中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纯正身份犯是刑法规定的以行为人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在混合身份共犯中,非身份者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与身份者共同构成纯正身份实行犯的共犯,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非身份者在与身份者构成共犯划分责任时,如果利用了身份者的身份,应以身份者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定罪量刑;如果没有利用身份,则应具体区分。     

论纯正身份犯之共同正犯

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的认定和定性在刑法理论上颇有争议。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要求两人以上共同实施了身份犯的实行行为。文章探讨了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和不同身份者能否构成共同正犯,在何种情形下可以构成,无身份者和不同身份者的定性应适应什么原则。     

共同正犯的定罪与身份问题探讨

在我国,刑事立法并没有采取把共同犯罪人划分为正犯和共犯,而是依据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不同作用划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只从刑事立法层面来看,并不会产生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能否构成共同正犯的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和学理层面上,这却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学者也颇多争议。笔者选择了共同正犯的定罪与身份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共同犯罪的定罪与身份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无身份者构成身份犯共犯乃法律拟制——对《刑法》第382条第3款性质之辨析

依据身份犯主体具有身份之要求及共同犯罪之犯罪共同的本质,构成身份犯共犯的行为人亦须具备该身份犯所要求之身份。那么,无身份者因其主体身份的阙如就无法充足身份犯之构成要件,即使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罪行为,也不能依据共同犯罪理论成立身份犯的共同犯罪。根据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的不同特征,我们也可以判定无身份者构成身份犯共犯是法律拟制而非注意规定的结果。因此．《刑法》第382条第3款的规定是法律拟制而非注意规定。虽然包括《刑法》第382条第3款在内的一些法律拟制的设置存在不舍理之处,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将其认定为注意规定甚至对法律拟制予以整体否定。某些法律拟制设置得不合理无法否定法律拟制追求实质公正或罪刑均衡的实质内涵。《刑法》第382条第3款可以根据实质公正的要求进行调整,以实现真正之法律拟制。     

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之本质——从一则典型案例谈起

共同犯罪在刑法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尤其在涉及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场合,要正确认定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本质,就必须对刑法中的身份进行科学的界定,并由身份来界定共同犯罪的本质。因为身份的本质是行为人犯罪时的特殊认识能力与控制能力。同样,身份犯与非身份分共同实施身份犯罪行为时的本质是他们对特定犯罪行为具有的特殊认识能力与控制能力。     

消极身份犯概念之考量

身份犯是刑法所规定的一类"特殊"的犯罪形式,由于对犯罪主体资格的特殊要求而与一般犯罪相区别。刑法学界对身份犯的研究一般是将重点置于"身份犯之共犯"问题的研讨中,而对于身份犯自身体系的研究则鲜有论及。为弥补此一理论空缺,试图将身份犯概念的研究作为重点,以此为前提检视消极身份犯概念。     

混合身份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混合身份共同犯罪指的是有特定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利用有身份者的特定身份实施的,仅由有身份者才能构成的犯罪。混合身份共同犯罪的核心问题是其定性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在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学者们提出了主犯罪质决定说、实行犯罪质决定说、分别定罪说、身份犯罪质决定说等四种学说。这四种有关定性的学说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缺点,很难较为完美的解决混合身份共同犯罪的定性问题。笔者提出了以实行行为为混合身份共同犯罪的定性标准,较为妥当的解决了混合身份共同犯罪的定性问题。     

论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

犯罪中止缘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主要有刑事政策说、法律说和折中说,比较而言,折中说具有相对合理性.我国的刑法理论界对犯罪中止减免处罚的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主流观点基本上是大陆法系折中说的翻版.事实上,我国刑法规定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原因,首先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同时也因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减小和刑罚目的的（部分）实现.     

对取消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思考

收受型受贿罪的成立，“97刑法”规定要求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而在刑法理论上对这一要件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着不同的主张。本在对这种种主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主张，都会造成宽纵罪犯的后果，使其逃避受贿罪的刑事制裁，应从现行刑法第385条的规定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论同种数罪的并罚

对于异种数罪按其犯罪时间的不同分别依照刑罚第六十九条、七十条、七十一条的方法实行并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并没有太大争议,然而对于同种数罪的并罚问题,在理论界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目前刑法典也缺乏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对一部分实行并罚,但大多数情况下不并罚,而是依照一罪从重处罚的原则处罚。这不但造成量刑上的不平衡,有违罪刑相应原则,而且给司法实践也带来了不少难点与困惑。同种数罪和异种数罪在本质上并无差异,从根本上解决同种数罪的处罚问题,应当也和异种数罪同样实行并罚。     

罪刑均衡的历史性考察--罪刑均衡价值观的嬗变

对罪刑均衡的历史性考察实际上是对罪刑关系的解读,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确立,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同态复 仇,但是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罪刑均衡又依托于广博的理论学说,由理论观点的差异必然导致罪刑均衡价值观的流变。通过对罪刑 均衡的历史性考察,分析罪刑均衡的兴与衰以及不同学派所蕴含的不同的价值观。     

论走私犯罪案件中身份犯的认定

尽管在理论上有单位身份犯,但单位走私犯罪不是身份犯。在走私犯罪活动中或在案发后正在查处中国家工作人员有受贿情节,只受贿不枉法的,只定受贿罪;海关工作人员受贿后放纵走私的,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在受贿罪与放纵走私罪中,择一重罪从重处罚;非海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放纵走私的,在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中,择一重罪从重处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又直接参与走私的,应当分别定受贿罪和走私犯罪后实行数罪并罚。单有放纵走私而没有受贿情节的,海关工作人员定放纵走私罪;非海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定滥用职权罪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值性

不纯正不作为犯在刑法中没有予以明确的规定,对其的处罚是以作为犯罪的法条定罪处罚的,那么如何实现不作为与作为的等值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通过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值性的理论考察,可以发现等值性的认定应该从作为义务以外进行论述。等值性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存在地位,从作为义务内部论述等值性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完整的。等值性应该从不作为的客观载体,即作为义务的存在、作为义务的强度、危害结果以及实施行为时的客观情状等因素综合判断。     

论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中的罚金易科制度

罚金刑的广泛适用顺应了世界刑罚轻缓化的趋势,有效弥补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基于对罚金刑的理性认识,我国刑法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中普遍适用罚金刑。然而,执行难是罚金刑固有的缺陷。要解决此问题,须结合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特点,设立罚金刑易科为自由劳动制度,并且指令犯罪人的自由劳动为植树造林,这也是救济性和恢复性环境司法的理性选择。     

国际刑事司法理念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维护社会的群体和谐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目的。“该严”或是“当宽”,应以社会稳定与秩序为基点。稳定与秩序,是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石,内在地包含着犯罪控制和公共安全。随着西方国家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型,当代国际刑事司法理念与实践的一个共同趋势是加强犯罪控制、维护公共安全。中国社会历来以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为最高价值,强调群体和谐,崇尚对社会秩序的维系,注重打击犯罪。     

试析立功的条件

立功是一种正义的行为,立功行为有助于司法机关揭露犯罪、查证犯罪、惩罚犯罪.尽管犯罪分子犯了罪,对社会造成了危害,但是其协助司法机关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同犯罪行为作斗争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具有正义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犯罪分子对其所犯罪行悔悟,应当给予鼓励.因此,刑法规定对有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给予从宽处罚.但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立功条件的规定存有值得反思之处,而目前关于这些反思的理论研究还不是很多,本文旨在从此角度予以探讨.     

中国古代罪刑规范法定化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法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问题,在学界是百年聚讼,迄难定论。综罗各家,大致可归为三种观点:肯定说、否定说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说。但是三种观点对中国古代法中罪刑关系的法定化都是认可的。的确,中国古代罪刑关系在立法上是表现为法定化的,即罪刑规范法定化,但在司法上罪刑之法定与非法定长期并存,形成了一个法吏实行严格的罪刑"法定"、大臣实行罪刑"非法定"、人主实行罪刑擅断三者互补互济的司法体制。即法吏、中下级官员守文据法,据此罪刑是"法定"的;大臣、高级官员据经传原情定罪,"议事以制",据此罪刑是"非法定"的;君主可以"权道制物",任意裁断,据此罪刑是擅断的。中华法系之罪刑法定与非法定和合一体的特点突出,其罪刑规范的法定化与源于西方的罪刑法定原则形似神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