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重大委托项目“先唐诸帝别集校注”研究动态

我院中文系李修余、陈朝辉老师主持的“先唐诸帝别集校注”课题，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重大委托项目（出版书名暂定为《唐前193帝诗文校注》）、2008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后续资助项目。该课题旨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对自秦至隋193帝的诗文进行全面的梳理，以校注加新式标点的方式，分34卷进行有序的编排，以期实现先唐诸帝别集的全面整理。先后有数十位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古籍整理专家作为课题的学术顾问、指导专家或参与校注。     

《墨子》校注二例商兑——兼议古书校注中的语法史视角

汉语史研究可为古书校注提供一定的合理理据,对保存古书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从语法史角度来看,《墨子》中的“以……以为”结构符合汉语句法,并非“以……为”衍下“以”字;“有异家所以避逃之者”当为“有所以P者”的特例,其中“所以避逃之者”为“所”字结构,“所”并非“处所”义实词,故不当在“所”后读开。     

论李頎及其诗歌——《李颀集》校注序

李欣的诗,以独特的风貌,给盛唐诗苑增添了一分光彩。但是,对于李颀的诗集,前人还没有整理校注;对于诗人及其诗歌的研究,也很不全面。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揣愚昧,试作切步的探索。     

《陶渊明集》逯注志疑

逯钦立先生校注的《陶渊明集》于前年问世。这书依据多种本子,进行了缜密的校勘;注释部分也在前人研究所得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探索,有着不少发明。这是建国以来陶集整理工作所取得的可喜的新成果,对学习、研究陶渊明     

关于《战国策》新标点本的一些问题

我国历史悠久,古籍浩繁。有计划地整理古书(包括校勘和标点),以便阅读和研究,就成为一项很有意义、同时也很艰巨的工作。前人在校勘上作了大量工作,许多学者为此殚毕生之力,但远未臻于尽善尽美;至于标点,则由于抱残守缺的传统陋习,长期不受重视,几至阙如。建国以来,整理古籍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和足资借鉴的经验。事实说明,校点古书,决不单纯是一个简单地改换款式、加上标点的一般技术工作,它本身就是一个科     

“瓜子”“爪子”误识、误辨例举

在对古书进行校勘、校注之时,由于不明就里将“■子”或“爪（实为‘瓜’）子”误识为“爪（爪子之‘爪’）子”之例甚多。大型语文辞书在遴选词条时亦未对“瓜子”与“爪子”进行细致辨别而将二者径直收录,故造成“爪子”误收、误释之现状。因此,笔者对部分古书校注本中误识“瓜子”为“爪子”之例、大型语文辞书误辨“瓜子”为“爪子”之例进行了细致考辨。     

《阮籍集校注》失误评议

《阮籍集校注》为已故陈伯君先生之遗著,中华书局出版。本文认为校注者的手稿尚未写定,体例亦有欠缺(如不用校勘底本),出版时又未认真核对、整理、校对,致使本书失误迭出。主要有:一、陈伯君先生《序》之误。二、陈伯君先生《阮籍年表》之误。三、陈伯君先生校注之失误。四、中华书局编校之误。 本文旨在评议《阮籍集》一书仓促出版造成的失误,并不否定陈先生的贡献,特别是在阮籍散文的注释方面。     

当代碑刻文献语言文字研究的领舞者:毛远明教授

毛远明教授是我国碑刻文献学的建立者,他身体力行,先后进行汉魏六朝碑刻、唐代碑刻的校注工作,同时进行历代碑刻文献总目提要、历代期刊公布碑刻文献总目提要整理工作,并指导学生进行隋代碑刻、五代碑刻、宋辽金元墓志的校注工作;进行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异体字典编纂工作,同时进行碑刻词汇研究工作,成为当代碑刻文献语言文字研究的集大成者.     

苏词研究的新探索——《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词集校注》一瞥

苏词研究是近世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有关苏轼词集的编刻整理累计有二十余种。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词集校注》,在参考传世苏词各重要版本和近期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苏轼词集作校勘、注释、编年、集评、辨疑等文献整理工作,在各个领域均进行了新的探索。撮其要者,在以下三个方面最为突出,这就是：意象词旨的深微探析、编年本事的精细考订、词语注释的准确追寻。     

陕南清代文学文献整理的新成果——评《一砚斋集校注》

《一砚斋集校注》首次对明末清初安康地方文人刘应秋作品予以搜集、整理和校注。全书收录详备,校勘细致;考证精细,条分缕析;注释简明,多有创获。《一砚斋集校注》不仅为西北地区清代文学研究提供文献补充,而且为安康地域文学研究涂上浓重的一笔。     

论覆按原书的重要意义：—校读《论衡》 随笔

针对《论衡》校注中存在的以讹传讹现象，指出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当须覆按原书，勤于翻检，不仅可以避免因误解前人校语导致的疏误，也可以避免承袭前人之谬误，还可以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问题，从而提高古籍整理的水平和质量。     

《荀子》诸注误说举例

对古书的前人之注作仔细地审校、订正是近古小学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学人们纷纷著书立说,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然亦多以今拟古随意揣测,以标新立异之说妄改原注者。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本文试以近古诸家对《荀子》杨亻京注之校勘失误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进而认为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要以一种科学、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前人之注。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摭拾

杨明照先生致力于《文心雕龙》研究半个多世纪,取得了许多凌越前贤的成就．其中用力最勤、创获最多的则在校注方面。从“补正前人缺漏”和“修订自身校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不断超越前贤、修订自身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论《清平山堂话本》词语校注问题之颤变

《清平山堂话本》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话本刊刻本,保留了大量宋元明时期的词汇,具有十分重要的语料价值,学界历来重视对此书的整理和校注。本文就新近的曾昭聪本和程毅中本校注进行比较,探讨部分词语的校注问题。     

古书校读法略论

读古书有法,古今论说者很多;至于“校读”一法,历代学者运用的很多,但研究者甚少。因此,校读成果,灿然于世,运者如郑玄注《周礼》、笺《毛诗》,近者如蒋礼鸿解释敦煌变文字义;小者如子夏校正“三豕涉河”,大者如王念孙所撰《读书杂志》。然前人有校读之举,但未归纳校读之法。后人但知其成果,不知其何以成其果,现代以来,虽然有几种关于校读法的论著问世,也有不少人推崇这种读书方法,但就其界说与内容而言,人们对它的理解还是含混的,也就是说,“古书校读”作为一种读书方法,至今还没有完全成立。     

《世说新语》的文学特征

《世说新语》,《南史》本传称《世说》,唐人的著作和此书的唐写本称《世说新书》。大约在宋代以后才改称《世说新语》。原书共十卷,现存为三卷,有梁代刘孝标的校注。刘氏在注中,所征引的古书近四百种,极大地丰富了此书的内容。     

古书注释与词类活用

词类活用是古代汉语中最常见的语言现象,属于语法学范畴。由于汉字缺乏区别词性的外部形态标志,加之我国系统的语法学起步较晚,在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之前,只有释词之学,而无系统完整的语法理论,因此古代学者在注释古书的时候,为了解释词义,也就必然要对包括词类活用在内的各种语言现象作出他们的说明。于是语法作为训诂的旁支,也就自然地融汇在古书注释中。今天我们要想真正读通读懂古书,除了要学习古代汉语基础理论之外,阅读古人的注释,了解并掌握前人作注的方法、特点及其规律,则是一条最直接的途径, 前人对词类活用的注释,形式多种多样,情况也较为复杂。本文只是从《左传》的注疏中择其一二,以当前占代汉语语法角度来考察《左传》的注疏者杜预孔颖达对这种语言现象的说明。总的说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我校9项课题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

经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专家评议小组评议,我校沈士培的“《芜湖关贸易情形论略》整理”、李琳琦的“清代徽州会馆公所征信录汇编”、马陵合的“王鎏《钱币刍言》系列货币论著校注”、庄华峰的“11—19世纪长江下游圩田志要籍辑校”、周向华的“安徽师大馆藏徽州文书整理与研究”、韩震军的“《本事诗》校注”、潘务正的“《沈德潜诗文集》整理”、     

《汉书》假借字间诂

《汉书》中有许多假借字,其中有不少假借字是前人不曾明确指出其本字,甚至人云亦云,所以给今天的读者阅读古书带来了较大的困惑。先根据本义及其引申义,确定某些字不具有某些词义,然后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对《汉书》中前人不曾明确指明或语焉不详的10个假借字进行了考释,指出本字,目的是为读者及研究者研读古书、探求古义提供些许建议。     

探幽发微 佚篇荟萃──读《敦煌赋校注》

对于敦煌赋的整理研究，代不乏人，多有建树，但一直没有辑录成帙的赋作专书问世。甘肃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４年５月出版的伏俊连的《敦煌赋校注》，终于填补了这个空白。该书为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遗书研究所合编的《敦煌文献丛书》之一，是对敦煌遗书保存的赋类作品进行全面整理研究的校注本，可以说是敦煌赋卷的第一次结集，共收录赋作２５篇。收录赋作坚持择善而从，不拘泥于一家；校注征引繁富，博采众家之长。名为＂校注＂，其实是集校集注，而且作者有主见、有判断，阐幽发微，时有新见。诚然，该书所辑尚有遗珠之憾，在吸取诸家校勘成果时也难免未备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