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学的可能及其限度

“诗学”一词,源于亚里斯多德《诗学》,本是以古希腊戏剧艺术为对象,从创作论的角度来谈戏剧尤其是悲剧创作技术的一部理论著述,后来在西方引申为探讨所有文学艺术之基本特征和规律的理论,相当于今日高校通行的“文艺学”。1980年代以后,“诗学”之名始通过比较文学研究引入汉语知识界,有了“比较诗学”、“中国诗学”、“中国现代诗学”之名。故此,“中国现代诗学”的命名,包含着如下知识学假定：亚氏从创作论的角度出发,以古希腊戏剧为经验对象而获得的结论,具有超越具体的艺术门类和思想范式的普世性。     

中西诗学对照下的梁宗岱的诗论

梁宗岱的诗学思想是以中西古今的诗学理论为渊源,对其艺术养分吸收融汇并以自己的艺术审美期待对其改造,误读和重新阐释的结果。以作者——作品——读者为重心,从创作美学的角度,站在中西文化观念的高度,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传统诗学内涵,并在中西对比中反观、建构传统诗论的“现代化”和西方诗学理论的“中国化”,显示出向诗歌艺术本质探讨的现实努力。     

“意境”与“有意味的形式”——是西方艺术表现理论的诗学比较

本文从比较诗学角度出发，对中西方艺术表现理论具有典型意义的命题“意境”与“有意味的形式”作一比较观照，探求两音的契合与差异。利用“有意味”的手段描述“意境”，以期对以“意境”和“有意味的形式”为代表的中西方艺木表现理论有一再认识。     

诗学的与文化的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在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艺术意象研究述评

“意象”是古今中外文艺理论所共同应用的一个概念，这在中西诗学中是很难得的。但是当代中国文论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忽略了这一理论范畴的研究，直到八十年代由于西方意象派诗歌理论的反拨，才引起国内理论家的反思。近十几年，对意象研究掀起了一个热潮，与z有关的论文论著数以百计，有人把它视作“文艺学——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①，或者视为诗学研究的核心。以及诗的“独立自足的符号系统”②，予以意象极高的学术地位，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散乱、重复、各执一端的情况还比较严重，有必要加以整理和评介，将研究引向深入。…     

艾略特“非个人化”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探讨了20世纪观代派代表诗人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以及其深刻内涵，和诗人提出此理论的目的和意义。论文指出“非个人化”诗学强调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缺失，客体显现，反映了其对浪漫主义文论的反对，和向西方理性主义的回归。这种诗学观与中国传统诗学中所提倡的以无我之心观察万事万物不谋而合。这种“无我”之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类中心论和情感中心论，从而建立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共时的互相响应。     

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新诗批评理论及其外来影响——以袁可嘉、王佐良为中心的探讨

西南联大学生诗人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新的综合传统”、“新诗戏剧化”的主张,同时学生诗人王佐良把诗友穆旦介绍给世界,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新诗创作实际,概括出自己的诗学理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研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主要是T．S．艾略特的“有机综合论”、“艺术转化论”等理论和W．H.奥登的机智、反讽等才能的影响。     

缪斯之恋——我的学术道路

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领域。这里有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沟通,又有中国诗学和外国诗学的对话。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以抒情诗为本、推崇体验性的传统诗学观念。同时又在诗对客观世界的历史反省能力和形象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传统诗学的领悟性、整体性、简洁性的形态特征,同时又在系统性、理论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在诗学发展上,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传统诗学的“通”中求“变”,同时又不拒绝在艺术的探险精神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这是我一生的梦想。     

感应与冥合：中西象征主义诗论比较

中国象征主义引进西方象征主义美学观并将其植根于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美学特征。西方象征主义追求的是心灵与物质世界的对应、沟通和超越,中国象征主义力图要达到的艺术境界是“心与物冥”、主客消融、天人合一。周作人提出“象征即‘兴,说”,指出了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和中国古典诗艺在审美本质上的相通性,梁宗岱”以“契合说”为统辖,将象征这一西方诗学观念植入了中国诗学的土壤。     

"文艺学"学科性质再辨

“文艺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的二级学科,其核心就是文学理论的研究。然而在学术话语中“文艺学”等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混乱,这不利于学术规范和学科建设。实际上,“文艺学”、“文艺理论”、“文学理论”与“诗学”等几个概念是同一的,而文艺学、文艺美学与艺术学则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在“文艺学”合法性遭遇质疑的今天,更有必要厘定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浅析梁宗岱的象征主义

“契合”与“融汇”是梁宗岱象征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观点。梁宗岱从哲学与艺术两方面,构筑起“契合”说中诗与自然、心灵与宇宙的相互关系。同时,他也注重于从融汇和比较角度来认识中西艺术,再建新的艺术理论。他充分强调了传统文化精神,对于借鉴西方学说、吸纳外来思潮的认知作用与同化作用,始终在中西艺术交流中保持自身民族化的对话基础。梁宗岱的诗学理论为象征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独立学科的现代文艺学的产生和形成

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诗学(亦即纯文学理论)的复兴,构成了现代文艺学创生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从更为阔大一些的背景上看,文艺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研究学科的形成,又是建立在以知识的学科化和专门化为标志的现代学术体制和现代文学的发展基础之上的。与西方现代文艺学一样,中国现代文艺学也是现代知识分化和体制规约的产物,但其流变轨迹却又不完全相同。     

赵国乾教授简介

赵国乾，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河南许昌人，郑州大学文艺学硕士。赵国乾教授长期致力于现代美育理论、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先后承担了《道家文化与中国诗学精神研究》等多项研究课颢。出版了《美育概论》、《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国传统美学》等著作，发表了《道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兴与中国诗学精神》、《畅神说与中国美学精神》等系列论文。多年来，赵国乾教授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美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等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他教书育人，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悉…     

文化二元对立格局中定位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资料显示：中国古代小说概念不是与西方fiction和novel对应的纯文艺学文体概念。它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系统中定位和定义的一个知识论和价值论概念，“小说”是在与“经史”构成的二元对立文化系统中定位和确实其文化特征的。     

中西诗学中的“意象”比较

意象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西方文论话语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诗学范畴。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概念与出自西方传统文化的“意象”概念既有相同、相通之处，亦存在明显的差异。人类文化存在着种种共性，在诗歌意象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到中西诗学意象理论的某些共同规律。同时，由于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等存在着差异性，中西诗学意象理论也存在相异之处，而这种差异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构成了一种文化的互补。     

古代文论原创性的当代意义

在西方文学理论强势入侵与国内大众文化普遍兴起之时,如何继承与发挥传统诗学精神是当今文艺工作者面临的共同问题。对古代文论的文献研究固然重要,但中国诗学中的原创性与开拓性精神,是中国传统诗学的精神内核之一,它将成为当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的精神资源与动力,并在文艺学建设中重新释放它的能量。     

主持人语

“诗学”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一般认为,狭义的诗学,相当于文艺学里研究文本内部规律的理论,如关注主题开掘、题材甄别、结构创新、语言锤炼、风格演化、文体变迁等问题,突出的是以创作或作品为中心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广义的诗学,大致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艺学、文艺理论或文艺美学,包括作家、作品、读者与生活等多层面、多方位的综合研究与评论。在中外文论与批评史上比较流行的通常是广义的诗学概念。 在西方,诗学研究自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48-     

"声情":汉语诗学基本范畴的新发现及理论启示

“声情”是汉语诗学中一个重要的基本的理论范畴，在汉语古典诗学的理论体系中，“声情”堪与另一重要基本范畴“意象”相提并论。“声情”论的理论价值具有现代性，它是我们分析汉语白话新诗及其理论不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声情”论的理论价值具有国际性，它是我们分析、综融、整合西方现代诗学形式理论与意义理论的重要基点。“声情”论是汉语古代诗论研究新的增长点，是汉语诗学思想现代生成的又一重要原点。     

“兴象”的诗学质素意义阐释

中外诗歌,都是借助于外在的“象”来抒发主体的内在情思。中国诗学当中的“象”,在与情感联系的背后不是逻辑思维下的推理过程,而是呈现为一种“景←→情”似的迁就关系。“象”具有一种当下的情境性。在西方,“象”却被塑成“得意忘象”的述情手法而被最普遍地使用。在西方诗学中没有形成“兴象”这样的诗歌创作和欣赏规律。经整合建构,殷皤在《河岳英灵集》中拈出的“兴象”这一诗学批评范畴,可揭示中国诗学物我情境互动之下“物”的层面的艺术特质。     

向诗而思：关于艺术的诗性品质的阐释

从我国古代文论的“乐之本在诗”之说，到西方现代诗学的“一切艺术的本质是诗”的命题，对“诗性”的把握到指向关于艺术精神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重建当代中国诗学，仍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