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门槛效应实证研究

当前,中国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为解决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双重约束,政府投入大量补贴资金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补贴效果备受关注。为了探究政府补贴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利用2012—2016年51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分析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TFP呈现非线性影响;而且,补贴对企业TFP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与企业获补贴强度密切相关：在（1.5%,1.6%]区间内补贴显著促进TFP增长,在（1.6%,2.7%]区间时补贴无效率,大于2.7%时补贴显示出抑制作用;进一步对门槛效应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补贴在促进阶段刺激了企业研发投入,而在抑制阶段增加了企业的寻租成本。最后,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完善中国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的补贴政策、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     

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双刃剑效应——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和门槛回归方法的研究

运用并拓展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从企业异质性视角讨论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双刃剑效应。通过模型推演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双刃剑效应表现为双门槛、三区间效应:对于既有生产率高于研发创新门槛生产率的企业,政府补贴能够刺激其研发创新并促进生产率提升;对于既有生产率低于研发创新门槛生产率的企业,政府补贴无法激发企业研发创新,进而不影响生产率;对于既有生产率进一步低于幸存门槛生产率的企业,政府补贴虽不影响其研发创新,但会令这些本应被市场竞争淘汰的落后企业得以弥补亏损、继续幸存,从而在数据上表现为政府补贴“阻碍”企业生产率提升①。利用门槛回归方法,本文支持了上述模型推论。政府应当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择优补贴、锦上添花。     

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门槛效应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政府补贴与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文中引入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2012—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是线性的,存在着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回归模型比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更贴合实际情况。双门槛回归模型将政府补贴强度划分为3个区间,分别是政府补贴强度小于12.35%的低补贴强度区间、政府补贴强度介于12.35%和25.74%之间的中补贴强度区间和政府补贴强度大于25.74%的高补贴强度区间。当政府补贴强度小于12.35%时,政府补贴抑制创新绩效;当政府补贴强度介于[12.35%,25.74%]时,补贴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减弱;当政府补贴强度大于25.74%时,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作用最明显,该区间为样本企业的最佳政府补贴区间。     

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异质性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广东数据验证

利用2008—2019年广东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门槛检验和回归等方法分析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异质影响下的政策效果。结论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激励效应,但效应非线性呈门槛特征,补贴强度大于4.30%时效果更显著;同时,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分别存在以企业规模和股权集中度为控制变量的双门槛效应,具体表现为对资产小于6.712亿元的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最显著,对股权集中度介于1.109与4.718之间的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最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对企业研发补贴应结合企业特质系统决策以提高补贴效率。     

创新补贴对中国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市场竞争公平性的门槛效应

着眼于区域经济发展，以地区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研究政府创新补贴对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利用2010—2019年我国27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省际面板数据，以市场竞争公平性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非线性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创新补贴与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关系中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考察。结果表明，创新补贴对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当市场竞争公平程度较高时，创新补贴对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地区市场竞争公平程度的减弱，这种正向影响逐渐削弱；当市场竞争公平程度继续降低并跨越第二门槛值时，创新补贴对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影响消失。基于此，提出建立健全政策组合机制、注重市场竞争公平性的门槛影响效应、充分利用技术溢出以及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等，促进发挥政府创新补贴对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效应的对策建议。     

政府研发补贴的激励效应存在门槛吗？——基于融资结构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建立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从融资结构视角分析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激励效应,但该激励效应存在融资结构门槛,其中债权融资率和股权融资率的门槛值分别为40.08％和21.80％.只有当企业的债权融资率低于门槛值、股权融资率高于门槛值时,政府研发补贴才能有效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因此,我国政府制定研发补贴政策时应考虑融资结构门槛,优化研发补贴的资源配置效果.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企业规模质量与政府补贴-——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是否随企业规模质量水平而变化,并将全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以此来比较分析这种影响的地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在以企业规模质量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并且这种门槛效应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对于全国省份和中西部省份具有双门槛效应,对于东部省份具有单门槛效应。研究结论可以为我国在新时期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和指导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提供新的启示。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企业规模质量与政府补贴——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28个省份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是否随企业规模质量水平而变化,并将28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以此来比较分析这种影响的地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并且这种门槛效应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在不同企业规模质量区间内,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不同,其中对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但随着企业规模质量阈值的提高作用效果递减;对东部省份的影响效果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特征;对于中西部省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特征。因此,政府应针对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规模的企业实施差异化、动态化的补贴策略。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府补贴与企业R&D投入

政府补贴是激励企业创新的主要手段。以2010—2013年27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存在一个临界点,低于此点的补贴强度可以诱导企业RD投入,高于此点的补贴强度会挤出企业RD投入;企业寻租行为有利于政府补贴杠杆效应的发挥,但由于寻租属于企业的非生产性活动,通过寻租获得补贴扭曲了旨在促进创新的政府补贴政策。     

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机理分析与广东数据检验

在深入分析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两者作用机理基础上,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利用2011—2019年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计量回归和门槛检验,得出研究结论：其一,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有负向影响,且存在单门槛效应,对于融资约束指数SA大于-3.352的企业,政府补贴对其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其二,政府补贴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是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影响有差异,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显著;其三,政府补贴不仅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直接作用效应,也可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是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更显著;其四,政府补贴并不是越多越好,存在单门槛效应,当补贴强度大于4.417%时,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效果会显著减弱。     

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企业绩效：异质性与时滞性视角

   政府补贴是国家引导新能源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但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机制观点不一。本文选取2012年至2016年新能源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考虑时滞性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揭示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企业产权异质以及地域特征对上述关系产生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具有促进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vs.非东部沿海地区）和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且完全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而传递。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为新能源企业合理利用政府补贴、调整研发投入策略提供建议。     

R&D主体对区域经济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采用2009-2015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从经济贡献率的视角对我国企业R&D活动的主体地位进行了再检验,并基于动态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企业及政府两大R&D投入主体对区域经济的非线性差异性影响。研究认为,以R&D投入的经济绩效为评价标准,我国企业主体地位尚未真正建立;处于不同科技水平的地区,不同R&D主体的经济绩效存在差异：科技发展水平低于第一门槛时,政府R&D投入更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超过第一门槛时,企业才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科技水平超过第二门槛时,政府和企业对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趋于一致。我国现有研发活动中,政府和企业超过70%的R&D投入份额位于第二门槛之上,因此引导企业向中等科技发展水平地区的R&D投入,同时增大政府对科技落后地区R&D活动的扶持和补贴应成为我国科技政策的重要目标。     

风险投资与政府补贴对新材料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及差异

随着近年资源应用领域逐步向高新技术产业延伸,下游材料端的技术创新突破已成为重构中国资源产业优势的战略着力点。本文利用2008—2017年中国新材料企业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从技术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风险投资与政府补贴对中国新材料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①对于新材料企业,风险投资和政府补贴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进而促进了新材料企业的技术创新。其中,风险投资的激励效应更明显但具有短期性,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则具有滞后性;②对于导入期新材料企业,风险投资对其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较小,而政府补贴正好弥补了市场资金配置的不足;对于成长期新材料企业,风险投资对其技术创新的长期激励效应强于政府补贴;对于成熟期新材料企业,政府补贴不能促进其技术创新,风险投资的激励效应则比较显著。因此,为更好地提升中国新材料技术创新水平,政府应引入分类补贴机制,重点向导入期新材料企业倾斜,并引导风险资本投入成长期和成熟期新材料企业。     

资源依赖视角下金融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目的】旨在引导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通过合理布局金融资源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方法】以2007—2019年中国153个非资源型城市和113个资源型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资源依赖视角下金融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结果】(1)整体来看,在非资源型城市中,金融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在资源型城市中,金融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2)构建以金融集聚为门槛的面板门槛模型时,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金融集聚区间为[0.000,0.475],在资源型城市中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金融集聚区间为[0.000, 0.385]和[0.475,+∞]。(3)构建以资源依赖为门槛的面板门槛模型时,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资源型城市中,当资源依赖程度大于0.018时,金融集聚将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4)在成长型、成熟型和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中,金融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只有在再生型资源型城市中,金融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结论】地方政府在合理规划金融资源集聚的过程中,应兼顾地...     

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工业企业数据,使用门槛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研发投入强度只有达到第一门槛值时,才能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而超过第二门槛值时,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变得不明显;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存在行业差异。最佳的研发投入强度区间是：对于高技术行业而言,研发强度处于1.1%~4.13%时,研发对资产收益率的促进作用最明显;研发强度处于1.17%~4.16%时,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明显;而对于低技术行业,研发强度在0.74%~3.73%时,研发对资产收益率的促进作用最强;而在0.93%~3.8%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强。我国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中,超过51.46%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仍低于第一门槛值。因此,引导企业研发创新,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仍将是我国科技政策的重要目标。     

政府补贴对绿色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医药制造企业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医药制造业32家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一步系统GMM法实证检验政府补贴的资助效果,并通过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政府补贴对绿色研发投入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医药制造企业绿色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政府补贴对不同规模和所有制结构企业的资助效果存在差异化,政府补贴对小规模、非国有企业的激励作用仅在当期通过显著性检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政府补贴强度下,政府补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政府补贴强度的提高,政府补贴对绿色研发投入的作用弹性先增强后减弱。     

低碳门槛下绿色创新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碳减排门槛效应下,考察了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揭示了从高碳向低碳转变的制约因素。考虑了企业与政府的碳决策目标差异,将全要素生产率分为不含环境因素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包含环境因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006—2017年省际及重点碳源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①在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碳减排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②当碳排放总量处于低位时,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超出碳高位的补贴将会失效;当碳排放强度处于中位时,低碳补贴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③碳减排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S”型关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正“U”型关系。因此,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应契合碳减排的阶段性特征,选择有效路径,为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增长提供重要借鉴。     

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与补贴政策

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研发投资市场失灵、政府补贴"退坡"问题,引入产业内补贴政策,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分为4个阶段,研究不同阶段、不同补贴政策下传统企业和新进企业的最优研发投入策略。研究表明:在有政府补贴而无产业内补贴的情况下,政府补贴对传统企业和新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挤入效应";在既有政府补贴又有产业内补贴的情况下,新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与政府补贴比例、产业内补贴比例和传统企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投入均正相关,同时行业内补贴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在无政府补贴而有产业内补贴的情况下,只有当补贴比例小于某一值时,产业内补贴才对传统企业和新进企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具有"挤入效应";在无政府补贴也无产业内补贴的情况下,加大研发投入实现创新是企业的占优策略。     

财税补贴、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效率——来自中国物联网板块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沪深两市物联网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横截面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政府财税补贴、风险投资参与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并没有带来上市公司生产效率的提高,风险投资的参与对于物联网上市公司生产效率也没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应建议。     

中国新能源汽车“非补贴型”政策的研发投入激励研究基于区域创新氛围的差异性分析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型”政策逐步“退坡”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研究如何发挥好“非补贴型”政策的接力作用,促进车企高效创新,本文将新能源汽车“非补贴型”政策区分为“技术准入”和“消费支撑”两类,选取2010—2019年期间中国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应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从显著性、敏捷性两个维度分析了两类“非补贴型”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动态影响,同时应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区域创新氛围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准入”类政策对新能源车企研发投入始终呈显著正向激励效果,且响应更敏捷,时滞较短;“消费支撑”类政策的激励显著性则呈现由强减弱趋势,响应敏捷性相对较弱,时滞较长。同时,“技术准入”类政策的研发投入激励效果受到区域创新氛围单一门槛效应的影响,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消费支撑”类政策的研发投入则受到区域创新氛围双重门槛效应的影响,并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两类“非补贴型”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激励优势,并根据区域创新氛围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的“非补贴型”政策。研究结论为中国制订差别化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