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京津冀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

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提升区域城镇化水平的关键,对于解决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在系统耦合视域下解构城镇化内部协调发展机理,利用计量模型和空间分析工具,对2014年京津冀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结果表明：①城镇化内部各维度指数空间差异显著,经济城镇化指数差异最明显,生态城镇化指数差异最小,经济和土地城镇化指数的空间差异基本一致;②综合城镇化指数呈现出“核心-外围”分布格局。由于城镇化市场机制不强,产业梯度差异较大,公共服务投入悬殊,区域协调机制不健全,导致城镇化发展“涓滴效应”不强;③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呈现出“东北部高-南北两头较低”的分布格局。东北部地区城镇化各维度指数都较高且差异较小,南部地区城镇化各维度指数差异较大,北部地区各维度指数都较低。立足京津冀城镇化协调发展现状,建议增强城镇化市场机制,打破地区分割,深化产业的上下游和区域合作,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因地制宜推动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1990-2010年湘江流域城镇化过程时空分异特征

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中国正面临城市人口增长与土地扩张脱节、空城增多等诸多问题。准确识别这一过程中人口和土地城镇化的时空发展规律,对于合理规划、指导区域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载负生态环境保护重任的湘江流域为对象,选用离差系数指标、借助GIS空间自相关模型动态评估了1990-2010年湘江流域各县级单元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协调程度及时空集聚特征。结果表明,湘江流域人口和土地城镇化水平整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但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速普遍较低、增长速率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率。相对于单中心的人口城镇化过程,湘江流域土地城镇化过程呈现出以长株潭城市群、娄底市、邵阳市、衡阳市为中心的多核组团圈层式发展结构。流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过程呈现失调趋势,失调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湘江流域的“一核四轴”,呈显著空间聚集状态。     

河南省金融发展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作用机制研究

以新型城镇化特征为切入点,重点探讨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互作用机制,总结新型城镇化对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并结合河南省金融发展实际,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基建城镇化4个方面提出相应的金融支持建议。     

环鄱阳湖县域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

新型城镇化如何影响碳排放强度关系到“双碳”目标的实现与路径选择,更加关系到生态安全较为敏感的湖域地区可持续发展。以环鄱阳湖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构造生态安全距离空间权重矩阵,采用SPDM模型实证分析2000—2019年研究区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衰减特征。结果表明：①新型城镇化对降低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降低碳排放强度可以实现二者得兼;②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生态安全距离是影响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但影响程度小于经济距离;③生态安全约束下湖域地区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由近及远的“三阶段”衰减特征。由此建议因地制宜并合理定位制定新型城镇化政策,精准推进以县域为单位的新型城镇化;优化区域空间布局,完善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推动生态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地区生态优势。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城镇化水平研究

本文以阿拉尔市为例,针对本地区的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进行判断,建立了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度模型。首先采用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算法,利用道路面积增长率s和城区常住人口增长率p算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指数,由结果可知该市城镇化协调类型不协调。然后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十种指标进行关联度计算,最后依据关联度大小,对其影响指标进行重要性排序得出:二三产业产值的关联度最大(关联度为0.7551),其次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关联度为0.704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关联度为0.64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关联度为0.6230)等。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空间、人口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分解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空间与人口的交互发展对能源消费的融合传导机制, 并基于向量形式的Kaya拓展模型与“多项连乘和加总”的LMDI改进形式,对中国1998—2015年间的能耗总量变化进行因素分解。研究显示：城镇化对生产端能耗的拉动效应远大于生活端;传统能源驱动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与技术进步缓解了能源压力;近些年除消费支出以外的其他经济单元,因粗放型“三高”发展模式的改善,较居民 消费具有能耗比较优势;居民消费效应仍是间接能耗提升的主导因素,城乡居民消费行为趋同对生活能耗波动的正向贡献日趋增强,并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张成为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掣肘;摊大饼式空间低密度蔓延加剧了能源 消费,仅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对生活能耗波动具有负向贡献。进一步指出在新型城镇化能源约束强化的情境下,虽然产业层面的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对能耗的削减效应仍存在,但更应关注人口层面的居民消费方式及用能习 惯的改良,释放空间层面的资源配置对降低能耗的新动能,努力实现共享经济以缓解能耗压力,并据此提出几点 建议。     

建设用地与城市人口的空间失调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分析——以台湾海峡西岸地区为例

建设用地剧烈扩张和城市人口快速聚集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特征,人地空间失调已成为城市和区域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本文以城镇化快速推进中的台湾海峡西岸地区为案例,采用基尼系数、空间指向系数、比较优势指数和离差系数模型分析了建设用地和城市人口的空间失调和演化特征,使用OLS和GWR模型探讨了城市人地空间失调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人地空间分布失调的主要症结是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快、分布失衡、波动剧烈,并具有先扩大后缩小的动态特征;(2)城市人地空间格局失调的主导症结是建设用地向中心城市的聚集超前于城市人口聚集,表现为区域分异和空间极化特征,并伴随城市发展呈现"人口冒进-土地冒进-人地协调"的演化特征;(3)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土地城镇化水平、土地的经济效率和城市区位差异是建设用地和城市人口空间失调的重要驱动因素。相关结论可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实现新型城镇化提供参考。     

中国县域碳排放脱钩关系及其时空特征演变

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关系影响着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与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本文基于Tapio脱钩模型与空间自相关,探究2002—2017年中国1741个县级行政单元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与空间聚集格局,并运用马尔科夫模型在时空双重维度分析县域碳排放脱钩的空间趋同效应。研究发现：①县域碳排放脱钩关系以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负脱钩为主,强脱钩聚集于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地区,负脱钩数量逐渐增加且向东北及西北地区集中;②县域脱钩具有空间正相关性,空间分异特征在经历局部聚集、“东正西负”分异后,呈现“南正北负”的聚集与分异并存格局;③县域脱钩趋于稳定和向好发展,存在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大部地区呈现理想脱钩聚集,东北、西北呈现县域邻域均向下转移的团状聚集。因此,中国应聚焦县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关系的状态不稳定与区域不均衡,落实差异化的控碳策略,扭转空间分异的脱钩格局。     

长江三角洲地区用水量时空差异的驱动效应研究

量化长三角地区用水量时空差异的驱动效应,对该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LMDI方法,将2000—2015年长三角用水量时空差异的驱动效应分解为强度效应、结构效应、收入效应和人口效应。研究发现,从时间角度看,产业用水强度下降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用水量下降的驱动因素,尤其是前者,除上海第一产业外,长三角三次产业用水效率普遍提高;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用水量下降的作用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促进了用水量增加。从空间角度看,用水量差异及其驱动效应与参考对象的选择密切相关;浙江第一、二产业用水效率提高促进用水量下降具有明显优势,而上海在第三产业上具有优势;上海产业结构更加高级化,而江苏和浙江的第一、二产业比重较大;江苏和浙江要努力控制人口规模,也是缩小用水量空间差异的有效途径。因此,长三角要采取有针对性、差别化的节水政策措施减少用水量,可以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人口控制方面具体考虑,经济增长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反而会增加用水需求。     

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厘清绿色经济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可为推进区域协同绿色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本文通过构建绿色经济效率评价体系,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EBM模型对2000—2018年中国省域绿色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演变特征与关联网络效应,借助二次指派程序方法识别了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2000—2018年中国绿色经济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S”型变化趋势,空间上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地区间不均衡特征。②中国绿色经济效率逐渐呈现出以京津、长三角为极核的复杂网络结构形态,省际间空间关联性日益提升,网络结构的稳定性逐渐增强,但整体网络仍存在较为森严的等级结构,网络结构尚待进一步优化。③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位于关联网络的中心位置,并兼具“中介”和“桥梁”功能;西北和东北地区处在关联网络的边缘位置;江西、重庆、甘肃和贵州在关联网络中具有“承东启西、贯南通北”的纽带功能。④绿色经济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地理空间邻近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空间关联强度具有正向效应,科技创新差异对空间关联网络具有抑制作用,资源禀赋和对外开放差异的正向效应趋于减弱。优化绿色经济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对于提高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和缩小绿色发展的区域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水平协调发展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分别建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及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0年-2009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水平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描述了两者的时间变化和时空差异特征,并运用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协调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水平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大致表现为苏南地区〉苏中地区〉苏北地区。从空间特征看,江苏省各个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水平协调度总体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两者之间的协调性不断增强,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聚集特征,同时也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武汉城市群的区域性城市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本文从城市化的角度,认为中国的城市群可以被认为是发生了区域性城市化的地域。并以武汉城市群为案例,分析了其区域性城市化的表现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具体表现特征分别为：人口向区域集聚的趋势初显;区域性的非农就业转化特征明显;区域城市化水平提升,城乡建设用地在区域范围内扩张。进一步的动力机制分析发现,这一区域城市化过程的动力分别为：内驱力主导下的经济快速增长、开发区引领下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化、以及明显改善的交通运输条件带动下节点区域的工业增长。基于固定效用模型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于外资促动下的沿海地区城市群发展,武汉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受国内力量驱动,而其原乡村地区的城乡转化则主要受地方经济发展、交通通讯条件改善和出口增长的影响。     

2000-2012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空间弹性分析

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不协调导致城市土地蔓延、集约程度低,研究城市土地的扩张速度和程度,并进行城市间的横向对比分析,对于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统筹城市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城市用地面积、人口数量变化表现为城市人口密度随时间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土地的扩张程度和内部发展潜力,称之为城市空间弹性。以中国263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以2000-2012年间城市人口密度及其变化率为基础,采用位序评分法构建计算简便、横向可比的城市空间弹性指标。根据弹性计算结果将城市划分为高弹性、较高弹性、中等弹性、较低弹性和低弹性5个等级。中国东部地区高弹性城市占比较高、中部地区以较高弹性和中等弹性城市为主、西部地区城市弹性主要为中等以下水平。研究期内绝大多数样本城市人口密度降低,城市空间弹性增加,在2000-2006年间尤为明显。进一步结合中国五大城市群分析看出,总体上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空间弹性较大,但是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弹性中等或较小。根据城市空间弹性计算结果可以更加合理确定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的优先次序以及进行刚性和弹性边界的程度控制。     

国土空间结构演变解析与主体功能区格局优化思路

主体功能区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解析其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和趋势是国土空间开发与主体功能区格局优化的重要依据。文章通过探索主体功能区空间结构演变的科学与政策内涵,以城市化地区、农业发展地区和生态安全地区三者人口或经济的比例关系为基本参数,测度颁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年)前后5年的主体功能区核心-边缘结构、点-轴结构的演变特征,揭示核心区域、边缘区域、距离轴线的国土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结合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要求,从区域差距、资源环境效应、对外联系等方面分析国土空间结构演变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人口、经济进一步向城市化地区、城市群区域、主要开发轴线集聚,人口集聚过程快于经济集聚过程,人口与经济呈现相互均衡的趋势,且与全国自然承载力及考虑地理区位和系统整体性的地域功能适宜性的格局趋于吻合;不同功能区之间、区域板块之间、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沿轴线区域与远离轴线区域的区域差距呈现出不断缩小的态势,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依然突出;国家"两横三纵"轴线无法适应我国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及"一带一路"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据此提出:推动人口进一步向城市群及主要轴线核心区域集聚,实现人口与经济相均衡;进一步减少北方地区边缘区域的人口压力,从而促进人口规模与自然承载力相均衡;增加珠江-西江发展轴带,完善"三横三纵"的国土空间开发战略;向外延伸沿长江通道、陆桥通道与包昆通道等主要轴线从而适应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等政策建议。     

快速城镇化农村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章以江苏省原锡山市为研究区域,分析了1985年～2000年快速城镇化时期的城市化发展、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指结构变化)的态势.对研究区域城市化发展主导下的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机理分析,认为城镇化发展主要带来人口、经济的非农化及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这些影响都在土地利用上得到落实,并通过土地利用主体的行为实现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变量,同时尝试性的将各类用地变化率绝对值之和定义为衡量土地利用变化强度的标准,并构建了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模型.通过机理分析和模型分析,得出研究区域1985年～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文章还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对原锡山市城市化发展的耕地资源边际占用倾向进行了相应的数量分析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该区域城市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耕地资源边际占用总体上呈递减趋势,不再因城市化水平提高而增加耕地占用的边界年份在2014年左右.     

资源型区域经济空间分异解析——以中原经济区为例

对于资源型区域而言,矿业开发的特殊性和地区经济发展对资源产业的过度依赖,形成了有别于其它地区的独特资源型经济空间特征。非均衡发展造成区域经济差异越来越明显,其必然导致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形成与演变。论文利用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法,对以河南省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171个县域的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进行回归分析,探寻资源型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主导因素,揭示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增长空间分异驱动力。研究表明：形成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依次是矿业、农业和交通;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促进了以郑州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核心圈层的形成,主要依靠农业来提升经济总量的豫东地区较为贫困,而交通基础建设加强了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提升了经济空间集聚速度。最后,给出了资源型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合理调控的政策建议。     

广东省耕地非粮化的时空分异及其驱动机制

粮食安全是保障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石,日益严峻的耕地非粮化问题加剧了粮食安全风险,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食物性生产的非粮化角度,选取广东省为研究区域,以县域为评价单元,运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及地理空间数据,集成Theil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随机森林模型、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从全省四大区域角度探讨了广东省2005和2019年耕地非粮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影响因素及其驱动类型。结果表明：①广东省耕地非粮化率由2005年的48.47%上升至2019年的54.65%,耕地非粮化程度由低度为主转向中度为主,且耕地非粮化利用空间差异呈现缩小态势,以珠三角的演变差异最为显著。②耕地非粮化的空间分布保持稳定的集聚状态,并以珠三角的高高集聚和东翼、西翼、山区的低低集聚为主。③路网密度、地均GDP对耕地非粮化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各县到省会城市距离是抑制耕地非粮化的重要因素。④耕地非粮化驱动类型以经济驱动型为主(44.63%),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其次是农业支持型(33.06%),大多分布在山区;资源依赖型占比最少(22.31%),集聚在东、西两翼。研究结果有利于精准识别广东省耕地非粮化的时空特征,提升当地耕地非粮化的风险管控水平,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保证地区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人地关系视角下农村居民点转型的时空特征与形成机理

土地利用转型（LUT）对调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地关系”冲突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土地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化过程与农村人口迁移与流动密切关联,系统认识农村人地关系转型规律及其形成机理,可以为农村转型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从人地关系变化的视角刻画了农村居民点转型的理论过程,以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PCRA）为表征指标,利用空间自相关、最小线性二乘回归（OLS）与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揭示了农村居民点转型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通过山东省1996—2016年的实证分析发现：①PCRA整体转型趋势不显著,具有明显的区域不充分和不均衡性,仅在局部地区呈现出倒“U”型演变特征,原因在于被动性的农村居民点规模缩减滞后于主动性的农村人口流动。②PCRA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整体趋向高值簇或低值簇集聚,以青岛和济南为核心的两大经济区附近呈冷点先收缩后扩张之势,而广阔的一般地区呈热点先扩张后收缩之势。③农村居民点转型受地形、经济、城镇化和政策等因素综合影响,不同时段的主导因素作用力和不同区域的因素作用敏感性均有所差异,且作用过程带有一定的不稳定性。④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点转型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且驱动因素也有所不同,政府管理部门应因地施策促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并加快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缩减进程,助推农村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