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环境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提升能源环境效率不仅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以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非径向、非角度、双导向的窗口DEA模型测度出30个省份的能源环境效率,并利用VAR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识别中国省际能源环境效率的空间关联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揭示中国省际能源环境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际能源环境效率呈现出显著的、复杂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板块分析显示：东部省份主要位于“净溢出板块”,是中国能源环境效率提升的“发动机”,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而西部省份主要位于“净受益板块”,在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地区差异与能源环境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呈显著相关关系,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及相近的技术水平有利于中国省际能源环境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能源环境效率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为中国节能提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严峻挑战,同时也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能源环境效率跨区域协同提升机制的构建创造了条件。     

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库兹涅茨效应——基于跨国面板数据

随着经济全球化概念越来越深刻地体现在国际分工专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中,全球价值链（GVC）的深化将如何影响环境这一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思考。本文立足于GVC的视角,利用1995—2018年6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依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体系,探究了参与GVC对于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影响,分析各国参与GVC是否会影响EKC的“拐点”。研究结论表明：①GVC参与度的提高将显著延后EKC“拐点”的到来,这一“延后”主要源于后向GVC分工的驱动,而前向GVC分工的提升将有助于EKC“拐点”的提前。②参与GVC对EKC“拐点”的影响存在国家异质性,环境规制严格的国家参与GVC将助其更早迎来“拐点”,实现经济发展意义上的碳达峰;而规制宽松的国家参与GVC则可能沦为“污染天堂”。③GVC参与度对EKC“拐点”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前向GVC参与度的提升将有效推动EKC“拐点”提前到来。④GVC参与度与CO₂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本文的发现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在经济和环境效应方面的实证应用,为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约束提供了新思路。     

双重水资源规制下异质涉煤生产企业的策略行为

在行政规制与水权交易共存的制度框架下,分析高耗水、异质涉煤生产企业的策略行为,是提高区域水资源规制效率的基础。采用复制动态方程描述存在内生差异的涉煤生产企业行为的相互作用过程,建立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理论分析表明：两类异质涉煤生产企业群体的行为演化存在3个局部渐近稳定点且存在如下特征：惩罚程度由弱至强,涉煤生产企业群体的行为选择由“不友好”过渡为“友好”;当惩罚程度介于两类涉煤生产企业的额外收益时,其策略行为出现分化。结合不同惩罚程度情景的计算实验和仿真分析可知：“最小”期望效用差的变化驱动两类企业群体行为分化;弱势涉煤生产企业是“不友好”行为的跟随者和“友好”行为的领先者;群体“不友好”的初始状态不直接作用于企业行为选择,但是当两类企业群体的初始“不友好”概率均大于0.5时,水权交易将影响强势涉煤生产企业的行为收敛速率。研究结果表明行政惩罚能有效引导涉煤生产企业的“水友好”行为。因此,为了确保合理的市场集中度,应针对规制对象内生差异设计不同规制惩罚程度;并根据涉煤生产企业群体的初始“不友好”状况,引入水权交易可以有效增强惩罚规制的实施效果。     

三重属性约束的承载力视角下中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测度

中国结构性缺水和资源型缺水“双缺”现象共存,亟需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本文选取“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三重属性约束下的水资源承载力作为投入变量,构建无需强制性调整环境因素和统计噪音影响的RAM-SFA-RAM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03—2017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选取三重属性约束下的水资源承载力测度水资源利用效率更贴合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中国水资源承载力在研究期内具有稳步增长态势,呈现东低西高、北低南高分布格局;②环境规制因素对投入变量过剩松弛和产出变量不足松弛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R&D经费支出对劳动力投入过剩的松弛始终为负向影响,人口密度对投入和产出变量松弛的影响呈现窄幅正负波动,植被覆盖率对投入和产出变量松弛均为正向影响;③在剔除统计噪音和环境规制影响后,中国南方大部分省份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值有所提升,北方大部分省份有所降低,表明统计噪音和环境规制因素对不同省份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因地制宜、因省施策,同时需完善水资源管理监管制度,积极构建水权交易市场促使水资源市场化配置“流动”。     

不同农村宅基地资本化模式中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天津、广东、成都三地问卷调查所获数据,探讨不同农村宅基地资本化模式中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户主年龄、宅基地距城镇距离、人均住房面积对农户参与宅基地资本化改革的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参保人数、家庭主要从业类型、非农收入比例、家庭拥有宅基地数、经济发展水平、村庄特色、对政府行为的评价、对改革的预期对农户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从模式差异来看,农户在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参与意愿更多地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对政府行为的评价”的显著影响;在市场主导模式下的参与意愿更多地受到“家庭主要从业类型”和“家庭拥有宅基地数”的显著影响;在自主治理模式下的参与意愿更多地受到“村庄特色”和“对资本化改革的预期”的显著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区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农村宅基地资本化模式,同时构建合理的收益分配规则和农民自主治理机制,从而提高农村宅基地资本化改革绩效。     

基于DEA-Malmquist模型的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化、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

“十二五”期间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加快发展滨海旅游业,明确“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的战略部署。本文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1999-2012年沿海11省市区旅游产业效率进行测度,揭示其时序变化与空间差异特征,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分析该时间段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而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其旅游产业效率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999-2012年,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综合效率整体上呈螺旋状上升态势,其中长三角地区呈现出领先优势,环渤海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不相上下,呈平稳变化态势;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保持快速的增长,年均增长率为8.6%,其中技术进步是引起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化水平对旅游产业效率的影响呈显著正效应,推动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提升城市化水平是提高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效率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中国沿线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是新时代背景下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力。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切入点,以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绿色转型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2004—2017年中国沿线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推动了沿线城市的绿色转型,但存在城市类型和地理区位异质性,“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存在于中心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特大城市、中部地区城市和（0,200]地理圈层内城市。②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科技创新效应尚未显著促进沿线城市绿色转型,但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发挥了积极作用。③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的发挥均存在门槛现象,当城市第三产业比重、大学生人口数量和外商直接投资额超过临界值时,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才能发挥推动城市绿色转型的正向作用。根据以上结论,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过程中,建议政府继续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推动沿线城市进一步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技术创新,激发科技创新效应对城市绿色转型的驱动作用;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实现对政策红利的高效利用。     

中国城镇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对CO2排放的影响——基于独立效应和联动效应双重视角

研究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CO₂排放的影响效应,对于促进CO₂减排,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0-2014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独立效应和联动效应双重视角,在对城镇化“质量效应”与“扩张效应”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由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构红利”而产生的“经济服务化”趋势,实证分析了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CO₂排放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①独立效应视角下,中国城镇化尚处于发展阶段,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带来基础设施的扩建,最终导致城镇化的“扩张效应”占主导地位,“质量效应”的CO₂减排作用尚不明显,因此城镇化与CO₂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高级化所带来的“结构红利”促使经济发展表现出服务化特征,以及产生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替代效应都有利于CO₂减排,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与CO₂排放存在负相关关系;②联动效应视角下,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了城镇吸纳能力与现代城镇化水平,促进了城镇化“质量效应”的发挥,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带来的这种“结构红利”有助于弱化城镇化“扩张效应”所带来的高CO₂排放现象,但是弱化功能存在空间异质性。     

中国省域农业碳生产率的空间分异特征及依赖效应

科学测度农业碳生产率并探究其空间关联状况是构建兼具差异化和协调性的碳减排政策的基石。本文对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农业碳生产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相关性指数对其空间相关性、聚类状况进行考察,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农业碳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2001-2012年中国各省区农业碳生产率均呈现较为明显的提升趋势,除个别省域外,省域农业碳生产率与其所属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基本一致;与此同时,农业碳生产率区域间“异质化”与区域内“均质化”的趋势显现,且以地区间农业碳生产率的“分化”与“极化”的现象较为严重;②省域农业碳生产率存在着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各省区农业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农业碳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农村教育水平和农业开放程度对其具有正向影响,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受灾程度和农业公共投资对其影响不甚明显;此外,省域农业碳生产率在空间上存在较为明显的溢出效应,其中一省区农村教育水平和农业开放水平对邻域农业碳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正向带动作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则起到抑制作用,而农业产业结构、自然灾害和农业公共投资对周边地区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长江经济带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推动资源管理方式向“多资源”协同转变,保障水资源、能源和粮食关系的协同优化,是应对资源供需矛盾和安全风险的有效手段。基于构建的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指标体系,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前提下测度了2003—2017年各省份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进而借助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关键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均值在0.65~0.95之间波动,未达到生产前沿,仍然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②总体时序变化呈现为“下降—上升—下降”波动特征,且各省份呈现一定差异,2010年之后江西、湖南、贵州和云南呈现下降趋势,上海、浙江、安徽和四川趋于平稳,江苏、湖北和重庆呈现较大波动;③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有所增强,两极分化现象初显,高值地区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和川渝地区,而低值地区则不断向长江经济带上中游转移;④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提升的重要正向因素,而经济发展和信息化水平的正向作用尚未显现;此外,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邻近地区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的优化对本地区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因此,除了要根据各省份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性的政策,还要加快创建“多资源”协同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区域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实现区域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的全面提升。     

制造业聚集对能源绩效的影响及区域比较研究

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级制造业面板数据,本文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制造业聚集对静态和动态能源绩效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1）从全国总体来看,无论在无环境约束还是在环境约束下,制造业聚集与静态和动态能源绩效及其分解指标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曲线关系。（2）制造业经济发展水平与静态和动态能源绩效也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制造业中显著存在。其次,制造业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均有利于提升静态和动态能源绩效,验证了“熊彼特假说”和“波特假说”。此外,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和产权结构对静态和动态能源绩效均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作用,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3）在无环境约束和环境约束两种情形下,制造业聚集对静态和动态能源绩效的影响作用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制造业聚集主要通过能源技术效率跨期提高和能源技术跨期进步的共同作用来促进其动态能源绩效提高,而西部地区制造业聚集则主要仅通过能源技术效率跨期提高来推进其动态能源绩效提升。     

科技进步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证分析

在考虑了人力资本的情况下,采用曼奎斯特指数方法测算了我国1996~2008年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此来代表科技进步水平,并进一步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进步和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进步和技术进步又分别进一步分解为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技术进步以及中性技术进步和非中性技术进步,并实证分析了它们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科技进步过程中出现了不平衡的发展,效率进步只对环保型经济具有促进作用,纯效率技术进步对能源节约产生明显负作用,而对环境保护不产生影响。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只对环保经济产生正面影响,非中性技术进步只对能源节约型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2002-2012年江苏省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因素

江苏省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江苏省能源消耗量不断增加,研究江苏省化石能源消耗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江苏省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2年、2007年和2012年的投入产出数据,结构分解方法（SDA）分析江苏省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整体上经济增长诸要素（消费、投资、调出和出口）是促进能源消耗的最主要因素,而能源强度变动效应是削减能源消耗增量的最主要因素,技术变动效应虽然对能源消耗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作用很小;不同产业中,农业和建筑业中的能源强度变动效应促进了能源消耗,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术水平在节能方面出现“倒退”的趋势;工业是江苏省能源消耗的主要来源,在工业中,制造业是能源消耗的主要部门。最后,提出四项对策建议,为实现江苏省经济与节能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投资视角的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环境效率的影响

居民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良性互动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投资视角,从理论角度阐释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如何通过投资结构变化影响环境效率。研究表明：①在影响机制上,受环境规制、投资回报、清洁技术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伴生的消费偏好改变将引起投资结构变动,并进一步作用于环境效率;②居民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不仅对环境效率会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还会通过投资结构变动间接影响环境效率,但间接影响效应的大小和方向取决于投资结构偏向;③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推动投资结构向第三产业优化,进而正向促进环境效率提高。但投资结构若偏向高污染行业,虽能提高产出水平,但环境效率反而会因环境污染出现下降。因此,加快消费结构绿色转型、引导投资向发展型消费倾斜、加大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低排放、气候适应型投资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可行选择。     

房间通风调温应用与设计

经历了一天的紧张的学习,放学回家,我们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关起门窗,拥有一个安静温暖洁净的世界,将污染和嘈杂挡在外面.但是,如果家中环境污染严重,无疑是经历一天中的最严重的污染,因此解决房间内空气污染迫在眉睫.自动化的通风调温系统的实现,既节省了电力能源,又节省了人的劳动,对日常生活的节能与环保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及其效应分析——基于八区域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

探究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可为引导城镇居民生活能源合理消费提供依据。本文以中国八大区域为研究对象,建立静态面板数据模型挖掘2000-2013年节能政策、居民实际消费支出、能源价格对城镇居民生活能耗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镇居民生活能耗与居民实际消费支出、能源价格、节能政策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能源价格对城镇居民生活能耗的影响最大,且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而实际消费支出对生活能耗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小于实际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节能政策的滞后期为2年,即政策颁布2年后对生活能耗具有一定抑制作用但该作用较小;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环境气候引起的居民取暖制冷需求的不同,节能政策、实际消费支出、能源价格对于生活能耗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由此建议：应通过调整居民实际消费支出结构、适当提高能源价格、加强节能政策的宣传与执行等方式降低生活能耗。     

绿色金融、环境技术进步偏向与产业结构清洁化

   本文将绿色金融纳入技术进步偏向理论框架,考察绿色金融影响环境技术进步偏向及产业结构清洁化的内在机理,并通过参数校准与数值模拟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技术进步偏向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绿色金融通过融资规模与融资成本手段影响两类研发厂商的相对利润、研发行为选择及环境技术进步偏向,进而通过直接生产率效应、间接价格效应与市场规模效应影响产业结构清洁化。只有当清洁研发部门融资规模占比或享受利率补贴超过一定临界值时,绿色金融才能成功诱导清洁型技术进步的发生,促进产业结构清洁化;而当清洁研发部门融资规模占比或享受利率补贴低于一定临界值时,绿色金融对清洁型产业产值的提升效应则被污染型技术进步效应所抵消,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清洁化。     

财政分权、环境保护支出与雾霾污染

中国式分权带来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带来的雾霾污染问题也引发利益相关者的高度关注,考究中国式分权、环境保护支出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理,可以为中国城市雾霾治理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利用2008—2015年中国73个重点监测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环境保护支出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无论是财政支出分权、还是收入分权亦或是财政自由度均与雾霾污染呈显著正相关,环境保护支出与雾霾污染呈显著负相关;②财政分权与环境保护支出交互项与雾霾污染呈显著负相关,交互项系数远小于财政分权系数;③经济发展程度与雾霾污染并未呈现出“倒U型”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雾霾污染呈显著正相关。基于此提出：完善地方政府环境考核体系,建立官员终身追责制度;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改革环境预算软约束问题;推进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中国区域能源安全评价及差异分析

近年来,中国多个地区相继出现了能源“四荒”问题,说明区域能源安全仍然是中国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从能源供应、使用、经济与环境安全四方面,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克服了传统赋权法的主观性,与TOPSIS法相结合,对中国区域能源安全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区域能源安全性普遍处于中低水平。能源安全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山西、新疆、内蒙古等9个省份,仅占研究省份的30%,其余21个省份普遍低于全国能源安全平均值。中国能源安全性大致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的特点。西北地区能源储量丰富,能源消耗量相对较低,能源安全值偏高;东部及中部地区能源储量较为匮乏,并且能源消耗量巨大,导致能源安全值偏低。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