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读经”问题引发的争论

从1994年王财贵先生在台湾发起“儿童读经”运动时起，儿童“读经”教育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逐渐推广。2004年．儒学崇拜者蒋庆先生花两年时间编撰的一套12册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通本》正式出版．但遭到耶鲁大学历史系薛涌博土的撰文批评，由此引发了“我们要不要读经”的大讨论。整个讨论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支持和反对两大阵营。     

从语言本体、文化审美的角度看待“读经”问题

在我看来,有些学者强调儿童读经的理由未必经得起推敲。比如郭齐家先生在文章里提到的：“既然西方人从小诵念《圣经》,伊斯兰人从小诵念《古兰经》,我们中华民族有那么多的文化经典,为什么不培养少儿诵读呢？”（《小学语文》2009年第9期）这里的逻辑是值得推敲的。西方人读《圣经》与中国人读《孝经》（力倡儿童读经的当代学者蒋庆曾出版系列读本,他将《孝经》列为第一。另有学者认为《孝经》是不必读的儒学伪经、文化糟粕）的差别大得很,     

应当严禁以行政手段推动“少儿读经”

近年来,发起于港台地区的“小学生读经工程”渐次向内地扩散,与颇具盲目性的“国学热”相呼应,导致一股“读经”思潮再次泛起。一些地方举办“幼儿读经班”,一些小学试行“读经”,一些学校搞“复兴国学”试验。许多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学术声望的人多方奔走呼吁,力图借助政府的力量推动读经运动。再加上媒体与商家的介入,于是一场有思潮、有纲领、有措施、有行动、有市场、有群众的“读经运动”大有纷纷攘攘之势。     

清末中小学堂“读经讲经”课程设置与启示

清末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将《孝经》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列入中小学堂"读经讲经"科目,体现出时人对儒家经典价值的认同和自觉传承。细读该章程文本不难发现,中小学堂"读经讲经"课程实施中,注重"博""约"相济,避免"泛滥无实";系统设置,少读浅解,循序而渐进;善于诱导,晓之以义,慎之以罚;区分天资秉性而因材施教,明确反对"强责背诵";兼顾"中学"和"西学",实现"无一荒经之人";将修身诸科目与"读经讲经"相融通,发挥育人的综合效能。这对当代切实重视经典价值的传承,优化经典教育内容的设置,破解经典教育面临的难题,增强经典教育的可行性和实效性,都会有所启示。     

当代“读经教育”的涵义与价值探微

儿童读经教育已经逐步渗透到现代教学当中,本文通过对读经教育（即经典教育）由来的系统回顾,在分析当前读经教育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探究读经教育在当代的涵义与价值。     

青少年要适度读经

几千年来，儒家经典中的精粹，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其丰富的精神营养，哺育了我们伟大的民族，但由于多种原因，当今的青少年，日渐远离了经典，包括儒家经典。《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有些诗文要求学生诵读，以利于积累、体验、培养语感。”笔者认为，儒家经典应列为青少年经典阅读的第一站，提倡青少年阅读儒家经典，意义重大。     

美国大学校园里的“读经热”

当下,国内一些中小学的读经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殊不知儒家典籍也漂洋过海走进了美国大学,在异国他乡的校园里掀起一股不小的“读经热”。“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在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每年有将近1/4的学生在本科阶段选修中国的儒家伦理课程。哈佛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著名的     

少年读经与文化传承

中国文化经典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培养、教育、塑造学生的权威的课本和教材,靠一代代人的传承、诵读、解释,并在传承、解释中发展、创新。 所谓“经典”,最主要的义项就是“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所谓“文化经典”,则是对于某个文化传统而言的最具权威性的著作,这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就是指儒家的四书五经（或《十三经》）,道家的《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墨家的《墨子》,兵家的《孙子》,法家的《韩非子》,     

王阳明论“格物致知”

王阳明在矫正"朱学"流弊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心学"体系。"格物致知"说是他批判和清算"朱学"流弊的主要切入点。王阳明将"格物致知"解释成"致良知"的功夫,并重新诠释"格物"之义和重新整合"格物"与"致知"、"诚意"、"正心"之间的关系。从形式上看,这些都是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反动和否定,但是实质上却是对朱熹说的补充和完善。     

“幼儿读经”引发的思考——文献综述

关于"幼儿读经"学术界争论不休,褒贬不一,争论的主要内容多数集中在是否要死记硬背、儿童是否理解以及经典诵读的内容等方面.本文就关于幼儿读经的文献做一综述,简要阐述一下各方观点,并为之后的研究做铺垫.     

“养心”比“养身”更重要

曹建文在2005年8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养心”比“养身”更重要》的文章。     

从民国读经思潮看当代“儿童读经运动”

<正>20世纪90年代初,台中师大王财贵教授,为弥补台湾基础教育中重知识轻文化的弊端,在台湾首倡"儿童诵读祖国优秀文化经典运动"。1995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     

浅说“儿童读经”的教育责任

儿童读经本身不是问题。中国幼儿学外语都不是问题，读点儿中国文化经典竟然成了问题？但是，如果不想想儿童为什么要读经，不问问儿童读什么经合适，不知道儿童如何读经有益，不懂得如何教儿童读经，成人不读经只让儿童读经，这就是问题了。儿童读经不可能是儿童自主选择，只能是成人选择，而且还是成人组织、实施教学、操纵评价的。说到底，这是个教育事件，     

“启发式”教育比“引导式”教育更重要

《论语》中记录了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在教育实践中的点点滴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然而,随着儒学的发展和价值中心地位的确立,《论语》里那种师生交谈式的教育方式,逐渐向学徒式的教育方式进行转化。也就是从“启发式”教育向“引导式”教育转化。这种转化,既是儒家学说发展中自身的结果,也受到了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两类教育形态在历史上互相交织,直到今天仍旧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当今时代,“启发式”教育比“引导式”教育更为重要。     

从“经掌波斯猫”想到的——我看儿童读经风

家有小女两岁多，受外界影响，我也哄逼诱骗地硬教了她几首古诗，其中背得最顺畅的是《咏鹅》。一提到“鹅”字，女儿就劲头十足，龇牙咧嘴地开始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波斯猫。”听会纳闷，最后一句不是“红掌拨清波”吗?其实这一句我也反复教了，什么启发式、灌输式都用上了，可女儿偏偏要背“红掌波斯猫”。     

学生“读经”浅见

是不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使然?100年来,孔子曾被打倒在地。自民国废止读经之后,曾有过三次儿童读经运动,目前出现了第四次儿童读经运动。据说10年来已“惠及”数百万儿童。“读经热”是不是反映了对传统文化一种重新的认识?由此本刊在今年第9期“热点追踪”栏目发表了上海市九峰实验学校关于学生诵读《三字经》做法的一文之后,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关注。著名语文教师于漪应本刊之约,就此谈了谈她对儿童读经的一些看法:要传承而不是复古;可以读点经典,但要慎选,读得少而精些。     

论王阳明“启蒙之道”

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不仅热衷于学者教育,而且也特别关注幼童的启蒙教育。一方面。他时当时启蒙教育领域流行的功利主义“记诵词章之学”深恶痛绝。另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童子之情”启蒙教育理念。王阳明的“启蒙之道”宗旨明确、有纲有目、体系完备。另外．他还特刺强调幼童在日用伦常中的道德践履。并将之提到了优先于学校教育的地位。     

“四书”“五经”简释

“四书”“五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四书”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五经”为《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行事。内容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相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