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释革命样板戏叙事结构中的英雄模式

根据叙事学的结构／功能规则，样板戏叙事结构中包含着六个英雄模式，依次是：隐性英雄、显性英雄、准英雄、亚英雄、反英雄、泛英雄。这些英雄模式在叙事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和功能，它们的解读将有助于我们顺利进入样板戏的内在话语结构。     

超本文的叙事与话语——重读“ 样板戏”

本文从话语理论的角度,对“样板戏”的叙述内容、叙事的欲望与法则、叙事手段等进行了分析。指出:从本文的意义上来说,“样板戏”己经失去了电影的本质意义而进入了一种“超文本”的范畴,是一种意识形态规程的叙事与话语形式,其本质就是以畸形的集体话语对鲜活的个人话语的一次成功的反动。     

革命样板戏:叙事的符号化

革命样板戏在"根本任务"论、"三突出"论、"主题先行"等的规约下呈现出叙事的符号化特征。本文试从女性的性别特征在革命样板戏中遭受潜抑和放逐的事实来探讨革命样板戏叙事的符号化问题。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女性名字和语言的符号化、人物造型的符号化、女性家庭生活或丈夫的缺席三个方面。     

现代中国女性小说的易性叙事及其性别策略

易性叙事在现代中国女性小说中较多呈现为一种具有目的性、策略性的表达技巧和叙事手段,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民族梦想、女性个体情感体验和两性沟通的易性叙事。尽管有时其中仍留有传统性别关系模式和文化分工的痕迹,但它更多表现为现代女作家通过这种艺术表达方式实践新的性别书写方式的努力,是一种值得探索的性别书写策略。     

论公共行政学的叙事模式

基于叙事哲学的视角,检视西方行政思想史,将公共行政学的叙事模式划分为现代性叙事和后现代叙事两种模式。公共行政学的现代性叙事模式,采取主客二分、元叙事、理性主义叙事的方式。公共行政学的后现代叙事模式,具有主体性叙事、反元叙事、非理性主义叙事的特征。公共行政学的此两种叙事模式,既对立又统一,在它们之间存在过渡状态,并且后者是对前者的扬弃。中国行政学需要兼容并蓄,并主要基于后现代叙事的立场,吸收现代行政学和后现代行政学的精粹。     

近十年来革命“样板戏”研究述评

革命“样板戏”将是人类文学史与精神史永不过时的话题。近十年来(1996-2006)学界关于它的研究视野、思路与深度进一步有所拓展。研究对象集中在文本、剧场与电影。研究路向主要包括创作思路、观众研究、艺术分析、思想主题、语言风格、人物形象、叙事模式等方面。对“样板戏”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对得失进行评价、对未来走向进行预估,有利于建立新的研究基点与平台。     

网络文学伦理叙事的基本范畴、价值向度与文化根源

网络文学的伦理叙事包括国族伦理、血亲伦理、阶层伦理、性别伦理等基本范畴。国族伦理叙事折射了大众关于自我与民族关系的重新确认以及关于未来中国的想象;血亲伦理叙事以个人为中心,以“亲我”为情感准则;阶层伦理叙事体现英雄人格到犬儒人格的转变;性别伦理叙事凸显了新型的性别秩序。网络文学伦理叙事的价值向度可分为以非孝、同性恋爱与乱伦为中心的反伦理,以匡扶天下之志与个人奋斗之思为导向的正向伦理以及界于伦常与错位之间的变异伦理。从文化根源来看,网络文学中伦理叙事的多元呈现既是网络文学自由性的表征,也是当下社会道德伦理关系的隐喻,更是读者审美心理机制的投射。     

《五号屠场》与反战争叙事

美国当代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以反战小说著称于世。这部作品的反战性不仅在于其鲜明的反战主题,更在于冯内古特对传统战争小说的叙事模式所作的颠覆性尝试。如果我们可以把传统战争作品的叙事方式称为传统战争叙事的话,那么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所采用的模式则可称为反战争叙事。《五号屠场》叙事的特点是它从"战争场面"、"英雄人物"、"敌我界限"、"情节与高潮"等战争叙事的基本要素出发,对传统战争作品进行全面的颠覆和解构,以碎片式情节、非线性叙述、跳跃剪辑、嘲弄性模仿、作者自述、虚构与历史及虚构与事实的混淆重叠等反传统手法来表现战争的荒诞与残酷。反战的主题和反战争叙事模式的匹配使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反战主题的确立为反战争叙事模式的形成打下基础,而这一模式的运用又反过来深化了反战主题。     

现代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

现代作家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围城意识”进入家族文本空间,形成现代家族小说的“围城叙事”。“围城叙事”是现代家族小说的叙事总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决定了家族小说的深层结构和叙事主链的同构性。历史寓言叙事模式、全息影像叙事模式和个人心史叙事模式是“围城叙事”的三种基本模式。     

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非自然叙事——一种基于叙事史的考察

非自然叙事是21世纪后经典叙事学所关注的新兴叙事现象,它主要关注世界文学现代以来的非自然叙事特征,即对于前在叙事伦理的反拨和对“不可能之事”的书写,由此生发出反模仿、反认知和反人本叙事。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叙事史中,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等文学思潮和叙事重复、叙事圈套、不可靠叙事等写作方法鲜明地体现了非自然叙事的特点,在反模仿、反认知和反人本的层面不断发展延伸,呈现出愈发多元的创作面向,进一步发掘了新时期文学的价值。     

虚构的权威——从《奥兰多》的叙事模式看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

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被称作女性主义先驱者,她通过书写女性来为女性及女性作家获得“声音”。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提出了“双性同体”的女性主义思想,并把它贯彻到小说《奥兰多》中。基于SusanS．Lanser的《虚构的权威》一书中提出的叙事模式,通过分析伍尔夫在《奥兰多》中采用作者型叙述与集体型叙述相结合的叙事模式,揭示其体现出的“双性同体”的女性主义思想和伍尔夫对女性作家遭受不平等侍遇状况的讽刺。     

从《聊斋志异》管窥文学创作中的叙事模式

人鬼爱情模式是《聊斋志异》中最常见的叙事模式。从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叙事语法＂的角度分析可知《聊斋志异》和其他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阻挠模式＂。叙事模式的研究为文学作品的评定提供了新的准绳,经典之作永远是那些继承并能够超越叙事模式的作品。     

论《圣经》对《大地雅歌》的影响

对《圣经》经文的引用、“犯罪——宽恕”情节模式的效仿以及“迷羊”母题的模写是《大地雅歌》在外在形式上的表现,而对《圣经》文化精神内涵的表现则是小说的内在主题,无论从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精神来看,《圣经》对范稳小说《大地雅歌》的影响都不容忽视.     

撼动“传统”的手——试论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中的思想潜流

在《金陵十三钗））中,严歌苓从小说初始就抛弃战争叙事的沉重而庞大的传统,置换成少女“私人化,,的记忆书写,这意味着作者在叙述这个置于抗日战争背景下的故事时,目光始终逼视着隐秘的人性,同时通过她塑造的女性形象,我们发现一种推崇女性或者‘‘雌性”魅力的思想确实隐秘地存在着。这个表面上富含传统观念、遵循传统叙事模式的故事实际上是一只撼动‘‘传统”的手,严歌苓通过它表达着读解人性和关怀生命的方式。     

囿于男权叙事中的“危险关系”

电影《危险关系》是一部以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意象为主要叙事对象的作品,在男权叙事下演绎了两性之间看与被看、控制与反抗、霸权与妥协的复杂关系。它在男性凝视中建构诱惑的女性身体、叙述潜在的女性缺陷,以此对男性性欲与权欲进行二维迎合;它在性别标记下展示女性的逆动与反抗状态,从而表达其企图挣脱男权牢笼的强烈祈愿与女性意识;它最终以三种殊途同归的"寡妇"形象书写了女性败北妥协的悲剧命运。在此动态的逻辑层面上,电影揭示出男权藩篱圈禁下女性无法规避的"被看——反抗——妥协"的现实生存困境。     

论《日瓦戈医生》的反暴力叙事

《日瓦戈医生》中的反暴力叙事主要表现在反战争暴力、反政治暴力、反话语暴力三个层面,体现出作家对反暴力思想的现代性观照。小说中的这一叙事还被作家转换为对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生命尊严、精神自由、正常的家庭生活的合法性阐释与确证上。此外,小说中浓烈的宗教情怀也强化了反暴力叙事的思想价值。     

“80后”小说颠覆性师长形象主题及其贡献

在“80后”小说反成长叙事里,塑造了一大批另类的师长形象,他们对青少年只会起到反面作用,甚至是导致他们迷惘、困惑、颓废、叛逆、堕落、受伤甚至死亡的主因。与此对比,“80后”则以“反”和“拒绝”的姿态成长着,以颓废、反讽、游戏和调侃的姿态叙述着,呈现出一种当代人普遍“在路上”的彷徨、苦闷、焦虑、恐惧和忧伤的流离之苦。这些颠覆性的师长形象从反面表达了“80后”对能真正作为灵魂导师的师长形象的期待,有着非常高的精神高度。     

《说岳全传》叙事艺术探析

《说岳全传》是清初的一部章回体英雄传奇小说。这部小说在主体上继承了中国＂史官＂文化的传统,对历史的基本面貌进行了还原,同时又融入了文人叙事和民间叙事的特点,在＂虚实＂处理上恰当自然,既尊重历史而又不过分拘泥于史实,从而为大众所接受。受明代＂四大奇书＂的影响,小说在一些情节和人物安排上不免带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子,但在结构设置、叙事观念以及叙事视角的运用上都表现出了精湛的技艺,形成了鲜明的叙事风格,体现着作者对英雄传奇文体的一种思考。     

卡尔维诺《儿子的怨恨》的叙事艺术

《儿子的怨恨》是卡尔维诺著名短篇小说,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从修辞技巧来看,都沿袭了卡尔维诺一贯交混使用的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创作手法,在叙事艺术上展现出其独特之处：叙事角度从限知到全知的转换;叙事层次中展示了梦幻、回忆与想象的次叙述;叙事时间变形等。     

“纯我”与“真我”的对立统一——释读赫斯顿自传《路上的尘埃痕》

黑人自传是美国自传文学极具特色的一部分,尤其是黑人女性自传。因女性身份、肤色原罪等群体特征,黑人女性自传揭示了多重自我、呈现了“我”与“我们”的代表与被代表关系。然而,近年来被关国文学界重新发掘的黑人女作家赫斯顿的自传《路上的尘埃痕》,却打破了黑人女性自传揭示群体性自我的传统,通过消解“我”的种族身份、女性身份而构建了“纯我”,而其现实生活中“真我”却被作者以迂回式叙事策略而遮掩了。“纯我”与“真我”在自传文本中以复调式叙述结构、以此消彼长的延展而达到最终的对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