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湛然“无情有性”的佛性说

隋唐是佛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鼎盛阶段,佛性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湛然“无情有性”的佛性说是这个阶段佛性说的典型代表。湛然,生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死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常州荆溪(今江苏宜兴)人。俗姓戚。他是天台宗九祖,被尊称为“九祖荆溪尊者”,“妙乐大师”和“荆溪大师”。他一生以“复兴”天台宗为已任,努力从事佛教活动,至老不息。著作洋洋万言,主要有《法华玄义释签》、《止观辅行传弘决》、《法华文句记》、《维摩经疏记》、《维     

湛然对天台佛学思想的发展

天台宗从灌顶以后,一百多年间了无起色,仅仅守成而已。当时,禅宗、华严宗、唯识宗却名僧辈出,各阐宗风。天台的荆溪湛然,为了中兴天台宗,一面为智(山已页)的三大部作《记》、《释签》,一面写《金刚錍》、《法华五百问论》等,对华严宗、唯识宗展开批判。综观湛然的思想,可概括为:把《起性论》引入天台佛学;提倡“无情有性”的佛性论;改“性具恶”为“性用恶”;“法华超八”的判教思想等四方面。     

范坚书法

范坚一九五三年生于南昌,祖籍瑞昌,字阿舟,号止止禅者(人),云知山人,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书法、国画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主要论著有《关于北魏高贞碑的探讨》《范金镛和他     

读唐诗小札

陈子昂中进士年小辨《唐才子传》卷一“陈子昂”条云:“开耀二年(公元六八二)许且榜进士。”《新唐书》本传载:“文明初(公元六八四年)进士,时高宗崩,将迁梓宫长安……”唐赵儋《大唐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鲜于公为故右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亦云:“文明元年进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于洛阳宫,灵驾将西归于乾陵。”《新唐书》说当本于此。子昂挚友卢藏用《陈氏别传》云,子昂“以进士,对策高第,属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阳,灵驾将西归,子昂乃献书阙下。”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云:“考碑言射策高第在高宗崩之前,当以《才子传》为是。”从仁按:高宗崩于弘道元年(六八三),如若子昂对策高第于高宗驾崩之前,则“文明元年进士”误。然细玩《别传》、《赵碑》、《新书》词意,子昂高第并上书阙下,当在高宗“灵驾将西归”之时,而“高宗驾崩”,乃插入追叙之词。《通鉴》卷二百三曰:文明元年“五月,丙申,高宗灵驾西还”,可知子昂高第、上书于文明元年五月前夕,非于弘道元年前。《别传》言子昂“以进士,对策,高第”,乃为唐代进士科考试的三个过程。唐代习俗,各地所进之士曰“进士”,中进士后,称“前     

典雅庄重的《集王圣教序》

唐释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题简称《集王圣教序》,下简称《圣教序》),建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内容分三个部分:一是唐太宗李世民与皇太子李治(后为唐高宗)的序、记、答敕、笺答;二是玄奘所译《心经》;三是题款:署《心经》润色者、勒石者、镌字者的职官、姓名,建碑时间.原碑现存西安碑林,年代久远,剥蚀严重.清代梁(山献)《评书帖》早已指出:“宋拓怀仁《圣教》锋芒俱全……今石本模糊,锋芒俱无.”所以本文讨论问题,是以文物出版社1978年5月版《宋拓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为依据.《宋拓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后附出版说明:“关于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过去曾有过不同的看法.周越《书苑》说:‘唐文皇制圣教序时,都城诸释诿弘福寺怀仁集右军行书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真迹,咸萃其中.’宋代黄伯恩以碑中的字与王羲之帖中的字‘纤微克肖’(“微”原作“维”,据他本改),因此认为《书苑》的说法是可信的(见《东观余论》).而明代董其昌则认为圣教序是怀仁临仿王羲之字体写成,并说‘集’字应解为‘习’字.”(董说另见题跋)     

慧思大师的《法华》观

南岳慧思大师于《法华经》,具深信,发妙解,能实修,得证入,对天台智者影响非常大,后世尊之为天台宗先驱。他虽然对多部大乘经典都非常精通,但独对《法华经》具有终极、究竟的信心,而且还具有非常独特的体会,形成了非常高妙的见解。他以能入甚深禅定著称于世,尤以据《法华经》而修《法华经安乐行义》著名。他艰苦修行,得证法华三昧,临欲入灭之时,自谓得六根清净,入铁轮王位,表明他一生都是依持《法华》而修行的。     

《杨公碑》与《大历碑》作者推测

敦煌县博物馆藏《大唐都督杨公记德颂》碑(简称《杨公碑》)与莫高窟148窟前室之《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简称《大历碑》),是属于同一时期之碑刻,由于残缺,其撰写人姓名均已湮失。经初步考定,《杨公碑》所颂之杨公为河西兼伊西庭节度使、沙州都督杨休明,他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死于任上。因此,这块碑应立于此时或其后不久。碑文首行残存“……冥安丞…支度判官杨(?)”等字迹,应为碑文作者之题名。冥安即汉敦煌郡冥安县旧地,唐置瓜州于此,属河西节度使。由于这一时期之河西史事很少见于记载,这位“冥安丞”杨某亦不知为何人。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可为推测的线索。     

危素学术思想探析

一危素（公元１３０３—１３７２年）,字太朴,号云林,金溪人。他的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元中后期。他少通《五经》,明初大儒宋濂说他“年十五即通《五经》大旨,据座为人师。①”至正元年（１３４１年）为经筵检讨,修宋、辽、金三史及注《尔雅》。官至参知...     

读王筠的《教童子法》

王筠(1784—1854),字贯山(《清史稿》《儒林传》作贯三),号菉友,山东安丘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他本来是一位文字学家,对《说文》的研究颇有建树,著有《说文句读》、《说文释例》、《说文系传校录》、《文字蒙求》等书。但他对教育也颇热心。他曾为专谈“弟子事师拚扫馔馈、执烛受业、坐作进退之节”的《弟子职》撰写《弟子职正音》“以为家塾训蒙之用。”他著的《教童子法》,可说是一部语文教学法的专著。语文教学的各个方面,从识字、写字到读书、作文无不论及。这部书本来附在《四书略说》后面,不曾单行于世。清末维新派人士江标(1860—1899),曾任湖南学政,致力改革教     

中晚唐时期的临济禅与河北佛教再考

本文将较早的石刻材料《魏州故禅大德奖公塔碑》和后出的禅宗典籍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考察了中晚唐时代临济义玄和其弟子孔存奖（即奖公）在河北弘法的情况,期冀能由此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临济禅的发展轨迹,以及作为割据型藩镇的河朔地区的文化面貌。据《奖公塔碑》所载,孔存奖本为幽州人,在盘山接受最初的佛学教育,习禅法,后来拜临济义玄为师,到魏博镇大力弘法、敷导民俗,被视为“当世如来”。这体现了同为河朔藩镇的卢龙镇与魏博镇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竞争。而后出的禅宗文献只着力强调奖公继承义玄的禅法,将义玄塑造成具有预见政局的能力的“神僧”,叙述他在幽州地区的法嗣的事迹。这一切都是为了建构一个更为清晰地传灯谱系、编撰本宗的光辉历史。     

孔子的封号

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鲁哀公亲诔孔子,诔文中称孔子为“尼父”。孔子有封号始于汉平帝刘,桁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汉平帝刘衍追越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公”。北魏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孝文帝元宏改称孔子为“文圣尼父”。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北周静帝宇文衍恢复孔子的公爵之封,号“邹国公”。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尊孔子为“先师尼父”,取消封号。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尊孔子为“先圣”,十一年又改称“宣父”。唐高宗     

白龙和神仙:人类的想象与精神寄托

有一段时间，因随宜州市文物管理所的李楚荣先生到宜州城北白龙洞拓碑，得以遍览洞内外的碑刻。这些或清晰或模糊的荒野文字大多刊刻于明清时代。宋代的碑刻也是有的，只是风剥雨蚀，多数已残损不堪。清晰可见的两块宋碑都与佛教有关。一块位于白龙洞口一面倾斜的石壁上，境地险绝，像一面有字的旗帜悬挂在幽暗的空中。千年的风雨飘摇，竟撼不动这方匀净的石头。这块碑叫《婺州双林寺善慧大士行迹应现图》，它以图文相应的形式记录了善慧大士的各种事迹。善慧大士又名傅大士，是南朝佛教界的神异人物，被尊为维摩禅的祖师。他在双林树下结茅苦修七年，最后感得释迦牟尼佛、金粟佛、定光佛从东方放大光明。相传他是弥勒菩萨在汉土的化身。他最重要的偈语是：“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表达了他对佛性的理解。这一观点，为佛教界众多大德所称许。另一块摩崖石刻在洞内石壁上，叫五百罗汉名号碑，它列出了五百大阿罗汉的名号，碑中有一幅图案，是释迦佛讲经的情景。十多个尊者环侍左右。图的线条精细，有一种飞动的感觉。仿佛寓示着那遥远时空的法会至今仍在持续。李楚荣先生考证出它是国内现存的最早的五百罗汉名号碑，比江苏江阴的那一块五百罗汉碑早36年。江阴碑已无实物。...     

我国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张遂

张遂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出生于唐高宗永谆二年(公元683年),魏州昌乐(今河南省南乐县)人。曾祖父张公瑾是唐朝开国功臣,深受唐太宗宠信。由于以后家道中落,到张遂出生后更是经济拮据,加上张遂厌恶飞扬跋扈的官僚,不愿交结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又伯遭到迫害,便到河南嵩山做了和尚,取法名为“一行”。 五十年代初,莫斯科大学新址落成,校方在会议厅的墙壁上挂世界古今大科学家的画像,中国古代科学家他们选了四位:张衡、祖冲之、张遂、李时珍。只是不知他们从何处考证、居然把我们对和尚的称谓“僧”作为姓,而将张遂的法名“一行”当作名,称张遂为“僧一行”。以致在社会上误传张遂为“僧一行”。如《数坛英豪》一书中著文:“和尚出生的数学家——僧一行”,即是其证。     

论魏源的禅诗及其净土信仰

魏源与龚自珍是好朋友,他们都是近代经世派的领袖,但他们在宗教思想和创作风格上颇有不同。就宗教思想而言,如果说龚自珍是由儒入佛,由禅宗而皈依天台,那末魏源则是亦佛亦道,禅净双修而以净土为归。 龚、魏二人的经历有不少相同之处。魏源比龚自珍小两岁,他早年(嘉庆甲戌,1814)也曾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又于道光戊子(1828)游杭州,“晤钱伊庵居士东甫,从闻释典,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博览经藏。延曦润、慈峰两法师,讲《楞严》、《法华》诸大乘”,而钱伊庵和慈峰二人又都是龚自珍佛学上的密友。     

佛教与东亚文化交流合作——以韩国大觉国师义天的国际活动为中心

义天大师是韩国天台宗的始祖，名重东亚的僧统，才行俱优，透彻佛教真谛；既修教，又修禅，学兼多宗。同时他也是中韩历史上卓有建树的使者，曾为中韩文化(包括佛教)交流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北宋王朝时期，义天大师曾以高丽王子的身份，数度入宋求法，弘扬天台、华严，他给中国带来了因战乱而久已失传的华严章疏，使天台宗教义在中国、日本等国重新播扬、振兴起来。他捐赠中国的华严经被庋藏杭州的慧因寺，慧因寺因他而被称为高丽寺。     

戴复古诗中的慧力寺非指本地惠力寺辨

戴复古《石屏诗集》中之《慧力寺避暑》一诗,清《嘉庆太平县志》认为慧力寺就是温岭小塘岭下(今大溪镇塔岙村)之惠力寺,于是以此为据,历来成为定谳。考之诗中人物,均江西清江人,考之诗人行迹亦在清江,清江之慧力寺内有苏东坡的写经台,曾藏有苏东坡手书《金刚经》碑,为当地名刹。诗人与三当地诗人游当地名刹,顺理成章。且“慧力”与“惠力”本不相同,是老县志编者未加考证所致。因此,戴诗所指慧力寺当在江西清江县,特为辨之。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研究--佛教天台宗教育思想的特色

天台宗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它根据《法华经》的“会三归一”观点,把受教育者分为四等,并提出与四等受教育者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化仪四教)和教学方法(化法四教),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因材施教”的理念。它还非常重视教风和学风建设,其创始人智顗制定的《制法》十条,保证了天台宗教风的清肃;还制订了十条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天台学风。     

天台宗与普贤感应

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为宗经,该经最后一品《普贤菩萨劝发品》宣称：释迦牟尼涅檠后,由普贤护持佛法。只要你持诵《法华经》,普贤就会乘六牙白象现于你前,并为你说法、纠错、答疑,使你深解义趣。根据普贤愿,你死后升兜率天。随着《法华经》的流行,普贤感应也广泛流行,造普贤寺、立普贤像、行普贤忏,设普贤斋、升兜率天等普遍流行,龙以天台宗为盛。     

隋唐天台宗净土修持之特色

隋唐时期,弥陀净土信仰以其简单的修行方法（易行道）、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他力）死后升西方净土为号召力,博得了许多信徒。佛教其他各宗派纷纷吸收弥陀净土信仰,以求发展,天台宗也不例外。但天台宗在继承慧远“念佛三昧”的基础上,从天台的立场出发,把弥陀净土信仰定格在天台“止观双修”的“观”的范畴,只作为禅观的一部分内容。试以智频《净土十疑论》、飞锡的《念佛三昧宝王论》为例加以说明。     

临济宗的复兴与前瞻

河北佛教界和学术界于5月14日组织学术界召开了首届河北“赵州禅·临济禅·生活禅”学术论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河北过去是一个佛教气氛浓厚的地方,也是对中国佛教发展贡献很大的省份,像高僧佛图澄、释道安、慧光、僧稠、慧可等人,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