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公主与政治

在中国历史上，唐代公主与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武则天称帝以前，一些公主卷入了宫廷权力斗争；中宗和睿宗时期，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公然干预朝政；玄宗即位后，公主干政局面结束。唐后期，许多公主的婚姻直接为政治服务，其表现之一是和亲，其次是公主下嫁藩镇子弟。唐代公主的命运与唐代政治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唐代东都御史台研究

学界对唐代的西京御史台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对东都御史台则关注不多,一般只是在研究西京御史台时涉及到东都御史台。东都御史台设置的时间并非通常认为的开元以后,而是高宗龙朔、咸亨年间。东都御史台的监察范围较广,负有分察六部与监察礼仪、监察百官、监察司法、推按大案要案及审理一般民事案件之职责。     

《玄怪录》与唐代政治

唐人小说中隐含着唐代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复杂画面。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牛僧孺的《玄怪录》,虽以记录精灵粉怪、嗜奇记奇为主,但作品中包涵着深厚的政治文化意蕴,折射出作者对唐代政治的特殊观照。这部传奇极力彰显了京都皇权对国家政治生活和普通百姓生活的巨大影响,详细描摹了城市司法机构为市民声张正义提供的庇护与安全的权威,细腻刻画了科举制给应试举子所带来的酸甜苦辣。     

论唐代诗文中的牡丹意象

牡丹在唐代一跃成为花王,成为中国咏物文学的杰出代表。唐代诗文中揭示了牡丹与最高权力的紧密关系,其独特的象征意蕴的形成与此息息相关;牡丹无以伦比的花王地位,形成唐时举国若狂的民俗盛事。唐代诗文中的牡丹意象体现了富贵之象征意蕴、尚奇之审美趣味、倾世之民俗盛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意蕴。     

论唐代诗文中的牡丹意象

牡丹在唐代一跃成为花王,成为中国咏物文学的杰出代表。唐代诗文中揭示了牡丹与最高权力的紧密关系,其独特的象征意蕴的形成与此息息相关;牡丹无以伦比的花王地位,形成唐时举国若狂的民俗盛事。唐代诗文中的牡丹意象体现了富贵之象征意蕴、尚奇之审美趣味、倾世之民俗盛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意蕴。     

论《东都事略》的价值

南宋史家王称著《东都事略》是第一部系统总结北宋一代历史的著作，又是一家独断之学；既是本朝人记本朝事的当代史，又是灵活运用纪传体的典范。它在史学上的地位与价值在今天也是应当给予肯定的。他着眼于社会与现实而研究史学之路，是足以引起我们认真对待和思考的。     

试论唐代东都分司制度的特点

唐代东都分司机构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那样,只是安排闲散人员。它具有以下特点:东都分司机构中的职官设置从实到虚,其枢要部门不设分司官,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留台御史权力较大,同时分司官可以代表中央政府主持某些重大活动。     

唐代的科场纪律意识颇为淡薄

唐代科举考试的制度较为粗略，其突出表现是：许多在后世看来属严重违规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正常，较多的状元是靠不正当竞争夺魁的。对于特别严重的违规事件亦处理颇轻，因科场案被处死的只是极个别人。这说明科举考试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远没有后世那么高，因此唐人对科举考试的公征性、严肃性期望值较低。     

唐代东都分司官任职原因分析

一般论者将分司官的任职原因归为安置罢黜、远黜量移及性乐恬退等。分司官的任职原因除上述之外，还有赏功、重用、避祸、因病及照顾家庭等。一般官员乐意接受分司官之职，是因为在洛阳任分司官有以下几点优势：一是洛阳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优越；二是分司官的待遇优厚；三是洛阳名流显宦云集，给分司官员提供了结交的机会；四是洛阳地处交通要道，可以使分司官迅速了解朝廷动向，同时为他们提供了结交过往官员的机会。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及丰厚的待遇，对于赏功、因病以及年老分司者都是优待。名流显宦的云集与结交过往官员的方便，使政治上不甘寂寞的分司官看到了出路，尽管他们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但仍然可以利用东都的有利条件韬光养晦，寻求机会东山再起。     

科举制度与唐代小说的繁荣

科举制度的盛行及其造成的文化风尚对唐代小说的繁荣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科举行卷之风导致唐代小说的兴起;科举制度的盛行给唐代小说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科举制度造成的读书士子人群构成唐代小说作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造就的重文尚辞的文化风尚推动了小说的成熟。     

唐五代科举怀挟政策的变革与实际影响

如何对待科场怀挟是唐五代科举政策的一个内容,唐人对此的认识也处于探索阶段。允许考生怀挟书策被认为是唐帝国信心取士的体现,禁止怀挟也被认为是革除科场舞弊的重要手段。唐五代进士科允许考生怀挟的书策涵盖经、史、集和韵书、字书、类书等,间接地促进了当时的文化建设事业。本文检讨了唐五代怀挟政策的变革历程,并结合宋代的新情况来反观之,认为科举怀挟书策的需要促进了唐五代小型类书的编撰,也间接地催生了宋代坊刻事业的发展。     

唐前五代史与唐初政治

中国古代，政治与史学恒相依相赖，互为利用，政治为历史编撰和史学研究提供动力和保障，史学则为政治欢呼，论证，鼓噪，政治刮什么风，史学就下什么雨，唐前五代史是唐朝初年官方组织编撰的正史，它因政治而作，倚政治而成，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色彩，突出地反映了古代史学与政治的这种关系。     

唐代童子科举特点刍议

唐代童子科举作为科举制中的一个子科目,是唐朝政府为推行崇圣尊儒政策针对少年儿童设置的一种考试,属于＂岁举之常选＂的科目。它自唐朝设置以来经历了一个由创立、发展到完善的过程,并且以宋朝为临界点,唐五代的童子科属于常科,之后的童子科则成为一种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唐朝虽然规定童子科为常科,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与制举有很大的相似性。     

唐代科举不可能始于武德元年

文章针对近年有人提出唐代科举始于武德元年的说法，从唐武德元年不具备开科取士的条件、孙伏伽不可能成为唐武德元年的进士以及郑颢所进《诸家科目记》记载不足为信等方面，论证了唐代科举不可能始于武德元年(618年)的观点。     

唐宋进士同年会述略

同年会即指隋唐以来同榜及第者的聚会活动,包括朝廷在发榜后组织的由全体新及第者参加的庆祝活动及各种私人聚会。由于进士科乃科举时代最重要的科目,同年会主要指同榜进士间的聚会。同年会既是新科进士建立交往关系的开始,也是他们日后加强交往、增进友情的主要平台,因而是古代士流社会中一种十分重要的人际交往方式。     

试论唐代国子监在国家文化礼制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这与历代统治者重视文化礼制的建设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历代统治者所以重视文化礼制的建设工作,根本原因在于礼仪教化使得封建统治不再抽象,反而具体起来,具有可操作性,封建统治也变得容易起来。文化礼制属于儒家文化的范畴,它的建设复杂繁重而且浩大,要求参与的人员必须在儒学方面都是专家。在唐代,国子监的监官和学官在儒学方面都是博学之士,积极参与封建国家的文化礼制建设工作既是统治者对他们的要求,也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在当时,国子监的监官和学官们都自始至终地积极参与了封建国家的文化礼制建设工作,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参与礼法的讨论与制订;第二,积极参与封禅礼、禘袷礼、明堂礼、凶礼等具体礼仪的讨论与制订,在封建国家的文化礼制建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国子监在对外文化教育方面的作用

唐代国子监在当时对外文化教育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招收和培养留学生,主要承担着儒家思想和文化的传播与输出工作,包括在儒家思想和文化之下衍生出来的一整套完整的制度,以及有关书法、数学、音乐、文字学等方面的具体知识;第二,参与主持国家重大的外事活动,通过对圣贤的景仰传播与输出以儒家礼仪制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