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当性与哲学无政府主义：以西蒙斯为中心的讨论

通过对约翰·西蒙斯的著名论文《证成性与正当性》的批判性考察,分析指出由于"基于同意的正当性观念"过度依赖极端意愿主义的立场,因而无法(如西蒙斯所声称的那样)作为国家规范性评价的一个独立维度.因此,西蒙斯将"证成性"与"正当性"作平行并置的概念区别并不恰当,其哲学无政府主义论题的意义十分有限,没有切入当代政治正当性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     

保险人说明义务正当性之探讨

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存在表明了国家权力对个人白由的干涉,但这种干涉并非不当。该义务存在的正当性,从保险法理论而言,基于保险合同之最大诚实用信原则;从合同法理论而言,基于合同形式正义的要求;从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而言,是为解决保险产品信息不对称;从消费者保护法而言,则是出于对保险消费者利益保护的要求。     

配偶作证义务豁免的正当性分析

在最近进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改中,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成为了此次修订草案的众多亮点中比较爱人关注的焦点.赋予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的权利,即体现出了对亲情关系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基本秩序的保护.由于配偶在身份、情感以及财产上的特殊关系,赋予其在法庭上拒绝指证自己的另一半违法犯罪行为的权利,于情于理都有正当之处.     

从正当性到证成性：一个未完成的范式转换

西蒙斯与罗尔斯之间的差异究其根本是洛克主义与康德主义之别,而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主流之所以会混用正当性与证成性,并倾向于把洛克主义的正当性转变为证成性,是因为洛克主义的问题感和方法论被康德主义所取代的缘故,但这是一种尚未完成的范式转换.     

论波普“开放社会”的正当性问题

正当性就是在道德上被证成。由于波普坚持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二元论",波普"开放社会"的证成性就成为问题,即不能以设定某种外在目的的方式来论证"开放社会"的合理。波普"开放社会"理论是其批判理性主义在社会政治领域的逻辑引申,并以非道德评价的方式来论证"开放社会"的正当性。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实质依然是信仰,"开放社会"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的结果,波普论证"开放社会"的正当性也只能诉诸外在的目的与自身的效用,这就意味着被其所批判的功利主义的"效果原则"依然构成波普"开放社会"的正当性依据。     

感恩政治

公元前399年,雅典哲人苏格拉底被他的同胞,以281票对220票判处死刑,罪名是“渎神”和“败坏年轻人”。     

高校感恩教育之发展困境及自救原则刍议

目前,高校感恩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是：本质把握不准,存在庸俗化倾向;教育内容不清,缺乏完整性和层次性;教育方式单一,缺乏实效性;教育机制不健全,缺乏长期性;教育主体素质不高,缺乏示范性。为了把握高校感恩教育的标准,促进高校感恩教育的目标实现,必须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层次性原则、系统性原则、渗透性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外部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原则、言传与身教并重原则等等。     

警察职务防卫权行使的正当性要素及原则

以警察职务防卫权的主体、内容及目的要素等作为分析逻辑,解析了警察职务防卫权主体的适格性、内容的法定性以及目的设定与手段对应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等正当化要素,提出了警察职务防卫权行使及理论建构必须坚持职权法定、最低人权保障、依法监督与保障权力行使的三大原则。     

论义务教育中的“国家最高义务原则”

受义务教育权是一项由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要保证每个适龄主体完全充分享有,国家负有绝对保障责任。在义务教育中,我们有必要确立一项原则——国家最高义务原则。本文述说了国家最高义务原则的确立原因,并对其具体涵义作了深入探讨。     

浅谈民主、政绩与变革社会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就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崩溃.文章通过民主、政绩两个维度,对当今世界不同政体合法性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如何构建政治合法性的若干建议.     

政治合法性与党的建设

政治合法性是党的生命.加强党的建设,才有可能克服正在萌芽且有可能扩大的党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为此,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注重党的建设,形成了以"三个代表"为主线,以政治建设、理论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为内容,以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为方式的党建系统工程.     

黑格尔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探求

黑格尔以他敏锐的目光最先洞察到现代社会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并站在现代的立场去讨论这一问题,雄辩地阐述了公民个体和国家,权利和义务的辩证统一关系,把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之间的矛盾扬弃在绝对自由的国家这一伦理实体之中,从而借助于一种历史理性,辩证地回答了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政治文明: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关键性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需要深化对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不断拓展和汲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必须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以从根本上满足社会民众对政权本身的合法性诉求。     

论政治权威及其合法性基础

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良好的秩序是社会起性速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一定的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建构和维持,但政治权力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秩序要持久存在．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即建立政治权威。本文通过梳理中外学者对合法性基础理论的阐述,认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存在于这三个层面;意识形态的规训性、政治过程的守法性和政治产品的有效性。     

政治合法性构建的基本经验和新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相关矛盾开始凸显,党和国家政权面临合法性问题,对此,我们党展开了维护和拓展合法性的伟大实践。文章以改革开放30年来为背景．从大力发展生产力、民主化和法治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健全公共权力约束机制方面总结我们党在合法性构建中积累的基本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维持和强化合法性的新路径。     

政治合法性与"三个代表"

合法性对于保持一种政治统治的稳定，保证社会的秩序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一种政治统治而言．民众对其是否具有认同感是考察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在党内存在一些腐败现象，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面临极大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忠实不渝地实践“三个代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其能否取信于民，能否赢得人民支持，最终巩固其执政合法性的关键。     

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变迁

政治合法性基础奠定在超越性的秩序之上,是传统政治文明的共同标志。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则是以合理性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的确立。理性的片面扩张是现代社会政治危机的重要根源,以公共理性重建合理性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致思道路。     

科学发展观与政治合法性多元基础之构建

全面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现的基本要求,它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这与构建政治合法性多元基础整体契合。当前,中共必须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断提高执政的经济发展绩效;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凝聚力,才能夯实执政合法性多元基础,进一步巩固执政地位。     

警醒、感恩和展望——写在中国文学人类学获国家立项之际

2011年,以＂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为题的学术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的立项,标志着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正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文章在此回顾了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感谢了支持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前辈,并提出了未来需要警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