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报人社会地位变迁之考察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极少数参与其间活动的中国人是近代第一批报人。一批科举失意的落魄文人加入了办报的行列,同时也给办报活动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随着维新人士将办报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报纸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报人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其后,报纸的专业化程度提高,报人队伍呈现出了职业化的趋势。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的变迁,既与报纸自身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相伴随。     

中西近代报人"曹汉现象"之比较

"曹汉现象"意指报人不以办报或从事新闻事业为终极目标,而将政治目的或个人政治地位等其他目标作为其新闻活动的最终归宿,直接与职业报人的理念相对.这种现象无论在中国或西方近代报业都曾短期或长期存在,但两相对比,其成因、发展、现实表现以及在新闻事业中所占据的地位都大相径庭.本文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渊源入手,就中西方报人"曹汉现象"产生的背景、发生状态及对近代报业的影响作一比较分析,并以此管窥整个近代报业的报人活动.     

近代中国报业同业组织发轫辨析

晚清以来,随着报业的发展与报人职业意识的增强,在报业发达的天津、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报业同业组织纷纷建立,表明大多数报人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认同感日益增强,向新闻职业化方向迈出关键一步。既往研究对报业同业组织关注较少,且多有谬误与矛盾之处,近代报业同业组织究     

报人与近代中国广告业探微

报人群体在近代新闻传播史上抒写的佳话可圈可点,而其为近代中国广告业付出的诸多贡献也值得我们为之一抒。无论出版广告书籍讲授广告课程,还是正视差距引进海外广告管理理念,无论是筹办广告竞赛开广告事业新纪元还是成立联合广告公司以广告托拉斯姿态引领近代中国广告业发展,报人群体为近代中国广告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规训与激励：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的思想根源

报人在近代日本对华情报活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现存资料来看，日本政府并未有意培养报人从事对华情报活动，而近代在华活动的日本报人大多是主动为当局充当间谍，从而形成了人类情报战史上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本文在对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试图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方面分析这种现象的思想根源，认为这首先源自武士道传统对忠诚的推崇，其次是报人团体的自我驯化与传承，再次是近代屡次对外战争成功的刺激，最后是政府的奖掖与鼓励，最终造成了这种特殊的结果。     

报人之死:政治经济学的解读

本文将报人的非正常死亡分为三类,并以代表人物的死亡方式为案例,将报人之死作为一种历史事件放入历史语境中,分析报人非正常死亡的主客观因素,并提出规避这些非正常死亡的策略,最后总结报人作为行动者和知识分子的责任。     

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十)

4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1月6日(癸卯年十一月十九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说报》,论述报纸的作用,并对“诬我报界”的报纸,和“滥厕笔削清议之席”的报人进行指责。略称: “西国誉报章为政府监督;中国詈主笔为斯文败类。夫报者,诚一国之代表者也。国民程度之高下,智识之开塞,风俗之美恶,要以报馆之多寡,消[销]路之畅滞,记载议论之明通猥鄙为准则,征之西国之所以监督之者,中国之所以败类之者,推求其故,莫不皆有致之之原因。     

报人之死：政治经济学的解读

本文将报人的非正常死亡分为三类,并以代表人物的死亡方式为案例,将报人之死作为一种历史事件放入历史语境中,分析报人非正常死亡的主客观因素,并提出规避这些非正常死亡的策略,最后总结报人作为行动者和知识分子的责任.     

“有闻必录”:近代报人争取的职业权利

"有闻必录"并非是近代报人为新闻失实所设计的托词和借口,而是报人争取的自由采录信息的"职业权利"。报人将"有闻必录"定位为太史采风、史官记事,又将史家"疑以传疑"的原则融入到"有闻必录"的宣传及应用中。在文化认同和实践实用的合力推动下,"有闻必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被业内外所承认,并在20世纪初被奉为"报馆天职"。"有闻必录"的兴起标志着中国近代报人开始主动地建构新闻职业的知识体系,迈出了初步探索中国新闻职业化的一步。     

报人的苦乐和荣辱

办报有办报的苦乐和荣辱。报纸天天说话,天天向成千上万的读者说话。报人的苦乐和荣辱,同说什么样的话有关系。报人是用自己的笔说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心中想说的话,说老百姓想说而又难说的话。这一点,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度大。马寅初深知此中甘苦。他说:“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了;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正因为不太容易,正因为难,一旦说出来,往往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正因为不太容易,正因为难,一旦说出来,往往有祸患及身。纵有祸患及身,但抚躬自问,心地坦然,无愧于中。所以说,报人之乐莫过于说真话,报人之荣莫过于说真话。报人之辱莫过于说假话,报人之苦莫过于真话应说而不能说,假话不愿说而又不得不说。袁世凯称帝前夕,逼迫当时名记者黄远庸写劝进文章。黄远庸不愿写,又不敢拒绝。于是写了一篇似嘲似讽、依违两     

浅析近代报人的“文人论政”

中国文人自古代以来,就有着论政议政的传统。中国近代时期,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中国报界王韬、张季鸾、梁启超等报人秉持着"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这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更是成为了我国近代新闻史上十分独特的风景。基于此,以这"三个人"来浅析中国近代报人的"文人论政"思想的定义、嬗变过程、特征以及它的影响。     

于右任的报人生涯

今年是著名报人于右任创办的第一份报纸《神州日报》创刊100周年。笔者在治学、教书过程中,对先生之史迹资料多有涉猎,在此,笔者拟就于右任先生的报人生涯及其影响进行简单叙评。     

基于史料文本分析晚清政论报刊的理论建构

晚清时期,早期报人、维新派、革命派等对政论报刊兴趣格外浓厚,提出不尽相同的报学理论,使之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要。基于既成的文本史料,本文通过分析晚清政论报刊的理论建构,认为政论报刊逐渐由民报角色转变为党报角色,报刊的主体功能也由建言通达演变为政治动员。晚清报人对政论报刊的理论建构反映了晚清报人的特殊立场和政治追求,体现了中国报人的特殊价值和理想。     

近代作家报人李伯元

李伯元自1896年离开家乡到上海之后,办报基本上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从《指南报》到《游戏报》到《世界繁华报》再到《诱像小说》,每一份都是娱乐性质的报刊,在他经手后都办得很出色。本文在简单梳理李伯元的办报过程之后,尝试总结了其娱乐办报思想,认为其并非是利用报纸来满足自己写作欲望的＂近代报人作家＂,而是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用写作这种文学形式来发展壮大报纸的＂近代作家报人＂。     

中国近代报人的名士风格

中国近代的许多报人都有种浓浓的名士风格,他们或出身于名门,或饱读诗书,在社会上享有盛誉,对社会的影响力巨大。如徐小小这样家境好,父亲、兄弟们都做大官的记者自然不必说了,即便是像王韬那样屡试不第的落寞秀才也一样。不论他们的出身、现状如何,他们都落拓不羁,敢于与权贵叫板。同时他们也把这种名士风格带到了办报的过程中。     

中国近代报业的文化传播背景分析

本文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如何评价传教士的办报活动 ,笔者将 1 9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同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作了一个对比 ,提出了“先期中国化”的概念。第二个问题则相对具体些 ,笔者重新描述了一下国人从译报到办报的演变过程 ,同时也注意到外报的变异现象。第三个问题是比较了 1 9世纪前后两批报人之间的异同 ,认为前期报人以个人兴趣为主 ,后期报人以组织兴趣为主 ,但他们又处于一种递进关系之中。在本文的展开中 ,笔者试图把握近代中国报业早期发展中的“近代化”与“中国化”这一辩证关系。     

岭南近代报刊的发展及其意义

岭南近代报刊的发展及其意义方丽娴（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岭南近代报刊历史的研究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前人对此做过一些工作，主要是从新闻史角度对其中某些报刊、报人、报事的回忆。为了引起该课题的系统研究，本文试图从新闻史、期刊史、文化史、地方史多视角勾列...     

浅谈中国近代报人的成功要素

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后的一批著名报人代表的生平进行考察,探讨中国早期传媒人成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中国近代报刊的业务演变概述

近代化报纸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中国长期处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落后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彼此缺少联系,没有感到对新闻的迫切需求.封建王朝不给人民以言论出版自由,它自己也习惯于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统治.到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还没产生出版近代化报纸的需要.不过,中国很早就有邸报了.一说始于汉代,难以证实,唐有邸报是可信的.这种"报"原由官方机构编发,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允许民间报房印行,称为京报(也通称邸报、邸抄).邸报、京报的内容大抵为宫廷动态、皇帝谕旨、臣僚奏折之属,类似官方文件汇编.据有人考证:明末曾有京报刊登过出报人自撰的社会新闻.这一情况表明,很久以前,就有人作过使京报突破官文书性质的尝试.但是,刊载谕旨疏奏以外的新闻稿,只     

王韬：由传统文人走向近代报人的成功转型

历史上赋予王韬的评价有很多,然而真正熟悉王韬的则在新闻界。一百多年前动荡的社会局面下,在经历人生跌宕起伏,看遍世间百态后的王韬,从一位传统文人迈向报人的行业无疑是成功的,其新闻作品和理论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