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伐大宛动机新解

大宛乃汉代中亚一小国,汉武帝太初元年到太初四年,西汉王朝动用几十万军队、十几万匹牲口,先后两次对大宛征战。此战耗资巨大,天下骚动,战士阵亡近十万名,战马损失三万多匹,是西汉王朝在中亚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军事活动。关于这场战争的动机,学者们曾颇多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改良马政说。余嘉锡先生认为,汉朝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是为了求得大宛的良马以改良汉朝的马政,以资军国之用。二、打     

汉武帝论

史学界对汉武帝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多数人对汉武帝是肯定的,极力讴歌他的雄才大略和功勋德业:“孝武皇帝躬仁义,厉威武”,“廓地斥境”,“功德茂盛,不能尽宣”。汉武帝是“一座雄才大略的封建政治家”,他“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建”,“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我们认为这种评价不符合历史的实际,纵观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的所作所为,虽也作过一些有益于民的事,对历史的发展起过一些好的作用,但从整体来看,应该说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暴君,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是过大于功。     

论汉武帝

汉武帝是秦始皇之后的又一个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他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发展了秦始皇开创的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事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然而,长期以来汉武帝的历史作用却是被歪曲的。汉武帝时,那个臭名昭著的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历来的尊孔派便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文章,来达到他     

论汉武帝托孤

据《汉书·霍光传》载,汉武帝临终之际,立少子弗陵为皇太子,委任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职辅政。此种托孤记载,还见于《汉书》的《金日(石单)传》和《田千秋传》等处。然而,这件事情在当时就有不同的说法,加上《汉书》对与霍光同膺顾命人员的记载又颇有暖昧不清、前后不一之处,于是便有史家对霍光受遗诏辅政一事颇为怀疑,有的甚至于     

西汉敦煌郡西域间骏马贸易与李广利征大宛

西汉时期,骏马贸易是汉王朝经营西域战略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不仅是出于统治者对良马的渴望,更直接关乎着国家的军事实力,而敦煌正处于西汉至西域交通的枢纽地带,因此与骏马贸易有着密切关系。汉武帝时期,军队的士卒为了迎合武帝对天马的喜好,曾先后编造出余吾水出天马与渥洼水出天马的传说。随着张骞的通使,西域各国的良马得以进贡入中原,并由此引发了西汉与大宛国的战争,由李广利率兵先后两次征伐大宛得胜后,西域间的骏马贸易方得以正常进行,这些西域良马通过敦煌进入中原,改良了西汉的马种,迅速提高了西汉的兵力。     

论汉武帝的宗教政策

汉武帝在宗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汉代的宗教生活走向正轨。这些措施主要体现在祭祀方面,包括雍郊五畤的制度化、以"太一"为至上神以及在各地广立官方神祠。     

论汉武帝的人才观

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可谓西汉盛世，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其用人政策的成功。符合当时王朝统治实际的用人政策源之于较为进步和客观的人才观的指导。汉武帝１６岁即位，至７１岁去世，叱咤风云５０余年，其统治经验之丰富，统治方式之多端灵活，用人思想之实际，以及用人政策之成功，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中也是名列前茅的。汉武帝人才观的形成，基之于其善于总结前代的统治经验和用人思想，根据当时的统治实际，在不断地用人实践中形成及丰富自己的人才观。在其人才观的指导下，西汉王朝高举着“独尊儒术”的政治旗号，实则对各流派…     

论汉武帝的用人之道

汉武帝是我国古代一位具有雄蹈大略的帝王,他在位期间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深黯用人之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汉武帝文化政策三论

汉武帝建立了强大的汉帝国,这与他在位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有着重要的关系。主要内容有:一是悉延百端之学,重视儒学,而非独尊儒学;二是兴办教育,大力延揽人才;三是重新定位宗教,确立至上神"太一"。这些文化政策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汉武帝的战争艺术

汉武帝开边战争,时间上自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出兵闽越,到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颁布轮台诏,先后持续整整半个世纪;空间上东起浿水,西抵天山,南踰五岭,北过大漠,战场波及汉王朝所有边疆地区;另从规模上看,汉王朝大的战争行动就有二十多次,每次使用的兵力都有十万左右。在这一时间长、地域广、大规模的战争活动中,汉武帝表现出高度的战争艺术,从而保证了战争胜利。     

论汉武帝的管理智慧

挖掘圣君贤相的管理智慧，是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重要内容。汉武帝气势磅礴的战略智慧、高瞻远瞩的权变智慧、不拘一格的任贤智慧，对今天的管理实践依然有重要启示。     

论汉武帝时期的西北开发

汉武帝在总结前代治边经验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国家安全、民族关系以及社会问题,逐步确立起开发西北的战略思路,组织了首次政府行为的西北开发。其措施体系以军事开辟、徙民屯垦、发展交通、实行双向开放为具体内容,具有局部开发与全社会发展互相照应,军事入手,着眼经济前提下的全方位开发,经营措施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等诸多特点。此时期的开发为历史上西部开发之肇始,开创了历代开发西北的基本模式,初步奠定了西北城镇聚落和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改善了西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结构,给西北社会的长期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不过,巨额政府开支和大量民力投入也一度产生了削弱国力和增加人民负担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去深思。     

立乐府不自汉武帝始论

乐府是一种配乐而又能歌唱的诗。汉朝人管这种诗叫歌诗,而乐府在当时则是专门演唱这种诗的官署的名称。到魏六朝时,人们把乐府机关演唱的诗称之为乐府,这样一来,乐府便由官署名一变而为合乐的诗的名称了。乐府作为一个音乐机关到底创立于何时呢?这个问题向来是有争论的。班固在《汉书·礼乐志》中用肯定的语气作了这样的记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论汉武帝求贤诏的风范

诏是体现王权君威的最高级下行公文,讲究简洁实用.而汉武帝的诏文在作者自觉的学术化和文学化观念作用下,别具宏大之美.<文选>"诏"类所录二篇诏文均为汉武帝所作,<元光元年问贤诏>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焦虑与艺术排解;<元封五年求贤诏>取资于深广的学术资源并产生了巨大的效验.撰作于人才匱乏之际、高度肯定贤才的人格、文末对奉诏招贤的官员提出具体要求是求贤诏在颁布时间、作者倾向和诏文格式的共同特征,其个性则主要取决于作者本人的独特性格.     

论汉武帝时期的封建法治

汉初“无为而治”、“约法省禁”．到武帝时已发展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重典治国，厉行法治，成为武帝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对当世及其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汉武帝时期的法治有其鲜明的特点，但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其法治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论汉武帝对汉代官文书的影响

作为具有才学、个性突出的帝王,汉武帝亲自参与汉代官文书的写作,对汉代官文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下,汉代国力逐渐强盛,官文书作为政治活动的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具有了时代的特色。官文书多引经传以阐义的现象在汉武帝时才有,且官文书文风的转变也与汉武帝相关。     

再论汉武帝瓠子河决治理

汉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关东等地区严重受灾,但二十余年间得不到彻底治理。强塞未必应天观念在意识形态上对汉武帝政策抉择的制约束缚,以及服从既定国策的政治战略的需要,是重要原因之一。     

汉武帝定律

19世纪,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道出了一句具有铁律性质的警世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阿克顿的说法只能算是一种温和的描述,因为绝对权力所导致的岂止是腐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在自然层面上这样评价女人：“本性上比较软弱,比较冷淡,女人比男人富有同情心……”而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则在政治层面上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女人的缺点还不仅仅在于柔弱和缺乏毅力,如果放松她们的话,     

论汉武帝《景星》及其文学史意义

本文运用文献考据法对汉武帝《景星》的作年与主旨进行考证，认为《景星》作于元鼎四年；《景星》和《宝鼎》是同一首歌诗；《景星》的主旨不是游仙，而是借颂祥瑞祈求平息水患以获丰年，反映了汉武帝对民生的关注。《景星》在内容、体式与风格上皆突破了以往祀神诗的陈范，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