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中的差异--论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创作的差异

周扬的双重身份，使他在评价赵树理小说时既能高屋建瓴地看到它的价值，又深谙艺是“党”的艺而有所规避。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周扬既确定了赵树理在解放区艺界“方向”性作家的地位，又有意识地对赵树理小说中的不和谐音进行了消解，赵树理的作品在大量普及时，赵树理追求的价值被逐渐置换，赵树理的真实面目逐渐远离了读。     

浅谈赵树理小说的“阿题”意识

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有强烈“问题”意识的赵树理,他的成功不在于一般意义上“发现”农民和农村,而在于成功地把农民日常琐事糅合到“五四”反封建的思想火种中。赵树理敏锐地关注农民的“国民性”改造,从高处也可以从农民的生活体会中切实地抓住现实问题,反映出农民的精神、心理状态的变化,从而有效地对“国民性”进行批判,启蒙农民,实现农民忠实代言人的职责。     

论赵树理作品的语言特色

赵树理自幼生活在农民中间,酷爱民间艺术．决心为农民写作,不想上“文坛”,只想上“文摊”,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从创作初期开始,他就有意识地致力于文艺大众化．从而成为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尤其在语言方面．赵树理被称为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创造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其语言特色大致来说体现在语言运用恰当得体、形象生动和口语化等方面。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论赵树理小说人物的戏曲丑角化

从戏曲丑角的造型、表演、脸谱等艺术特征和审美思维入手,重新阐释赵树理小说中丑角系列的落后人物是很有意义的。赵树理成功地引入“彩旦”、“方巾丑”等地方戏曲中丑行的角色特征与功能,使他的《小二黑结婚》等小说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独特的喜剧效果;同时,戏曲资源的引入,也使之与现代小说规范形成独特的紧张关系。     

赵树理模式的当代境遇

赵树理在三四十年代，自觉地走向民间。在建国后新的历史境遇中，他的创作中面临的诸多内在问题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趋严峻起来。他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不论他如何质朴、如何不脱离群众，但独具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他观察不到真实的、原生态的乡村生活，此时的作家却又承担着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教化责任。同时，赵树理小说的读者接受环境也发生了极大的甚至实质性的变化；就批评环境而言，他的创作首先面临的是“政治正确性”的检验，而不是对艺术独创性的评价，留下了较多的政治“炒作”痕迹；就普通读者而言，这是一个又学离他们日益遥远、     

再论赵树理对现代文学的贡献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他生于农村,一生都在为农村、农民而辛勤写作。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赵树理一生“抛砖引玉”,扶持了不少文学新人,不少青年“站在巨人的肩上”而走上了文学道路。在今天这个多元与断裂的时代,农民是很难挤入主流话语的,农民依靠“泥杆子”传达出的声音是很微弱的。时代呼唤像赵树理一样的文坛老圃,扶持更多的农民作家成长。赵树理对现代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对今天多元化的文学创作也有着历史性的启迪意义。     

再读小说《三里湾》

赵树理(1906-1970)作为“文艺讲话”的体现者以及“人民文学”的代表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处女作《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和《李家庄的变迁》(1945)等,这些40年代的代表作都受到了当时共产党文艺工作干部周扬等人的热烈赞扬。可是赵树理建国之后的作品频繁地在各种政治风波中被批判,直至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作品被定为“毒草”而遭到全面否定,赵树理本人也于1970年9月在文革的风暴中死去。赵树理的荣辱一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矛盾体,从80年代末以来“重写文学史”的研究以及重新开始的“通俗文学”研究中,他在各个角度都受到了反复论及。不过,对他的评价主要还是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上,对他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读解和分析的论文尚不多见。文章试图通过分析赵树理在1950年代发表的小说《三里湾》(1955),来探寻他重视“通俗文艺”的一些痕迹。这本小说由通俗读物出版社于1955年出版的时候增加了数页插图。除了这本最早的单行本以外,据笔者所知还有4种版本。经过仔细的调查,发现这五种版本中插图的位置,画面都不统一。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或者说为什么有插图顺序的调换呢?从这个疑问出发,考虑到各个版本出版的过程和社会背景,笔者试图探寻作者和插图画之间的关系以及赵树理对通俗文艺的新的尝试。     

赵树理文学话语的独特性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及其文学话语无疑是独特的。赵树理文学话语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讲述”姿态、“讲述”内容、“讲述”方式等方面。这种“讲述”,是他以善为本的文化人格衍生的道义焦虑支配下的泛道德化行为。换言之,独特的文化人格成就了他独特的文学话语。     

天鹅绝唱--论赵树理悲剧的产生

文章以“赵树理方向”作为切入点，分三部分论述赵树理悲剧产生的原因。一、赵树理自下而上自我形成的文化观念、自我执拗的“固守”原则，与“方向”的规范要求发生深刻矛盾；二、“方向”确定的目的和对“方向”本身的期待，与赵树理代民立言、忠于事实的宗旨相矛盾，造成对赵树理的排斥；三、党的政策的失误，与赵树理“顶风文学”的尖锐碰撞，导致赵树理被放逐。     

赵树理与“歌颂”

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的创作因“歌颂”了解放区的新生活被认为是《讲话》精神的体现。但是，这是对赵树理的一次误读。赵树理一直坚持走为农民创作的道路，他的作品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在形式上与《讲话》的倡导一致。赵树理作品并不以“歌颂”为主，这是赵树理在解放后陷入写作困境的原因。     

赵树理与"歌颂"

20世纪 4 0年代 ,赵树理的创作因“歌颂”了解放区的新生活被认为是《讲话》精神的体现。但是 ,这是对赵树理的一次误读。赵树理一直坚持走为农民创作的道路 ,他的作品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 ,在形式上与《讲话》的倡导一致。赵树理作品并不以“歌颂”为主 ,这是赵树理在解放后陷入写作困境的原因。     

心灵的苦难:重新解读"赵树理现象"

赵树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他的人生和创作大起大落，誉毁兴衰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果从创作观念上的政治功利性的形成及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相对于“五四”时期恶化的创作环境对作家心灵自由的摧残．忠实于生活的精神品格带给赵树理的成就与磨难等方面来解读赵树理，那么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就会更为明晰地凸现出来。     

赵树理小说中的比喻研究

“喻深以浅”、“喻难以易”,这是比喻的魅力所在.赵树理小说中的比喻运用别出炉锤,把比喻使用到了极致,为文学的大众化开辟了全新的道路.文章以赵树理的《赵树理文集》1、2、3卷为研究范围,对其小说中的比喻进行研究探讨,以加深对比喻修辞艺术的理解,提高使用比喻的能力.     

从当下语境看待赵树理的文学选择

出身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赵树理发现了五四新文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距离,自觉选择了用通俗的话语言说农民声音的创作道路。赵树理的文学选择与建国后的“颂歌式”文学不同,他在维护“党的立场”的同时,更关注农民的实际利益。     

赵树理小说“现代性”内涵初探

赵树理小说创作对中国民间社会有着深刻的透视,其“革命”日常生活化的表述,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是对中国“现代性”经验的一种表述。他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新时空中农村变革的复杂性,并努力地为农民争取自由的生存权利,这正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精神内涵。     

论赵树理与五四反封建文学的关系

在以往的赵树理研究中,有的学者由于过分看重赵树理的"农民作家"身份,过分强调赵树理对"五四"文学的反思,忽略了赵树理创作在反封建精神上与"五四"文学的联系.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论述赵树理创作中表现出自觉的反封建意识:赵树理在小说中涉及了反对封建思想的诸多领域;他将"五四"新文学的本质特点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在反封建的重大背景上表现农民的生活;分析赵树理在观察视角、作品的基调、思考方式上,与"五四"作家的差异.     

也论赵树理笔下的新一代农民

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上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并用他的生花妙笔塑造了那一时代的各种类型的农民形象。特别是他塑造的新一代农民的形象更是不朽的艺术,但有的作家却对这一类人物形象的意义提出了质疑,那么,我们应如何来看待赵树理笔下所塑造的新一代农民的形象呢?本文将探讨这一问题。     

工农兵文学的“五四”魂－重释赵树理

长期以来,赵树理被视为工农兵学中“农民作家”的优秀代表,赵树理这种身份定位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真实的赵树理秉承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与独立精神,专注民国民性批判和现实批判。在学形式上,赵树理继续了“五四”作家未竟之事业,在学的大众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农民作家”“走红”与受冷落——赵树理小说不同命运下的观照和思考

“农民作家”赵树理的小说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命运：“走红”与受冷落。这与时代和创作本身密切相关。不同的境遇引发对赵树理的小说的重新认识和再评价。当下赵树理的小说的价值犹在,依然有着熠熠闪光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