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视域下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以教师虐童入刑为视角

当今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日趋激烈,不同刑法解释立场对严重的教师虐童行为应否入刑以及入刑应如何定罪的问题形成不同的观点:形式解释论认为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石下,现行刑法中无对其规制的合适罪名,只能以无罪处理;实质解释论则认为可以以故意伤害罪对其定罪量刑。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在罪刑法定视域下其实是高度统一的,只是面对不同案件应选择不同的解释限度。当前我国已进入法治轨道的初始期,入罪时应坚持形式解释优先的原则,不宜轻易突破法条原义;出罪时应坚持实质解释的优先性,对虽有明文规定但不具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行为只能以无罪处理。这方为严密刑事法网、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人权保障的应有之义。     

论条约解释的原则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明确的条文形式编纂了条约解释的规则和方法。关于条约解释规则的研究也历来都是国际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但是,关于条约解释的原则却鲜有学者论及。试以法律解释原则这一角度为切入点,对条约解释的原则这一理论问题做初步探讨。     

浅议罪刑法定--兼议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由绝对法定到绝对不法定发展到相对法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实现刑法功能的要求;刑法解释应包含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司法人员的解释,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补充,同时应程序化。     

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标准探析

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标准主要有三种类型:绝对标准、相对标准、个体标准。绝对标准以学校所在群体之外的预设基准为参照系,具有客观性;相对标准以学校所在群体为参照系,具有可比性;个体标准以学校自身为参照系,具有独特性。综合分析三种结果解释标准的特点,提出评价结果解释标准取决于评价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导向,明确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标准应具有区分力、可信度和一致性的基本原则,以及运用系统性整合方法建立综合解释标准的主要思路。     

刑法解释的思想理念和方法运用

刑法的适用过程其实就是刑法的解释过程。刑法有各种解释方法,在处理个案时究竟该如何选择适用才能合乎法理达成正义,这就涉及到刑法解释的规则问题。学界在解释目标的确立上历来存在主观解释论、客观解释论和综合解释论的争论。事实上,罪刑法定主义的价值旨趣和存在使命正是刑法解释生成和规则设计的基点。刑法的适用解释应当以文义解释为原则,同时辅之以论理解释,按照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并最终诉诸于合宪性解释的方法与顺序依次展开。     

当然解释可以作为解释技巧

当然解释在传统理论中被作为论理解释的一种,现行主流理论区分解释理由与解释技巧,当然解释被作为解释理由适用,据此不能直接推导出结论。当然解释背后蕴含的教义学基础是罪刑均衡原则与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主流理论中,当然解释被作为解释理由,这会导致罪刑不均衡的后果。生活中常常会出现"用明确概念表示上下限"的语词用法,因此当然解释可以作为解释技巧加以适用,但是作为限缩,在当然解释的运用过程中必须要符合构成要件保护目的的要求。     

格式合同——司法解释

法律解释是一项严肃、复杂的工作.为了正确地进行法律解释工作,必须掌握和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用不利解释原则的方法来解释法律,对文义解释、黄金规则、历史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五种基本方法进行分析,形成系统的认识.     

浙江海盐闯黄灯案之法律评析

浙江海盐闯黄灯案引起的巨大争议折射出的是行政执法过程中对行政法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和合理行政原则的准确把握问题,以及法律空白领域的法律适用问题。依法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法,不得越权执法;合理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应注意执法的手段和尺度的选择。对于法律空白领域,法律适用过程中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法律解释的有权解释只能由特定的机关做出,任何机关和个人不能超越职权进行解释。     

客观解释论对我国刑法解释的影响

刑法解释主要存在主观解释论、客观解释论、折衷说三种争论。客观解释论要求在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过程中,要从已经发展了的客观现实出发,努力实现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文章就罪刑法定原则、个案中法官的能动作用与刑法实施中产生的问题三方面展开分析,未来中国刑法有权解释发展的趋势应当以客观解释为主。     

保险合同不利解释原则分析--兼评《保险法》第31条

随着保险进入千家万户，保险纠纷也越来越多。为了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法》第31条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保险合同的不利解释原则是解决保险争议的基本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试图正确诠释不利解释原则的真正内涵。对保险合同争议的解释，同样要遵循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以及要符合《保险法》的立法宗旨。     

保险人说明义务的经济分析

由于相关标准的缺失,保险人是否履行说明义务一直是保险纠纷中的争议焦点。文章通过对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的成本效益分析,对照其行为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提出可以借鉴产品责任法中关于缺陷警示的相关原理构筑有效率的说明标准。     

从法律角度看保险人的告知义务

在传统的保险法学中对保险人的告知仅提出了说明义务,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已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保险人的告知不仅是一种先合同义务而且是一种重要的合同义务,它已超出了以往的认知范围.保险人告知义务的实施,使保险人的相关义务更加趋于完善.     

保险合同中的告知义务

保险合同是射悻合同.保险人基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告知的有关情况决定是否承保及费率如何.因而,对于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定也就成了保险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保险法对告知义务的规定存在着缺陷和不足,文章通过其含义、内容和依据的阐述和分析,希冀对我国保险法中的如实告知义务制度构建有所裨益.     

保险标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新探

作为我国保险法上的一项重要义务,危险通知是指在保险责任期间,一旦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该及时的通知保险人。这一义务是对保险人的不利益进行救济,旨在恢复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可以有效的控制风险,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危险增加有其特定的要素,并不是一发生危险增加的事项就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构成危险通知义务,我国《保险法》中有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规定,但是规定过于原则化,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司法审判实践中难以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定纷止争。本文主要对危险通知义务的基本理论进行概述,在此基础上对危险增加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最后对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及怠于履行的法律后果进行阐述。     

论保险代理人行为对保险人之拘束力

保险代理人与保险人之间可能系劳动关系,亦可能系代理关系。保险代理人所知应视为保险人所知。保险代理人代投保人填写投保单的后果应由投保人承担。保险人可以书面限制保险代理人的代理权。保险人可在保险合同中约定投保人对保险人的告知均需以书面进行。     

政府责任模式的演变及其启示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它首先是一种治理理论；而政府责任是责任政府实现的制度化途径和方式。西方政府责任模式演变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政府责任模式三个阶段。其责任模式成功经验可供我国政府责任模式的建构借鉴。     

从保护、尊重到给付的国家义务内涵拓展——以自由主义的发展、转向为视角

基本权利与国家义务的对应关系体现宪法思维的自由主义传统,不同类型国家义务的产生与自由主义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早期自由主义者洛克尤其是霍布斯那里,国家的任务是保护自由、生命和财产,国家主要承担保护义务。古典自由主义坚持个人自由和选择的绝对性,主张最小国家,排斥对个人福利的关照,尤其注重国家的尊重义务。随着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适度修正,自由法治国向社会法治国转化,国家承担起照顾基本生存的责任,给付义务走上历史舞台。     

刑法司法解释主体探析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但实际上有诸多不具备刑法司法解释主体资格者参与刑法司法解释。理论上关于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存在不同认识。本文认为，可以从应然和实然两个不同的视角，以及刑法司法解释是否具有规范性等，将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分为刑法司法解释的实然主体与应然主体以及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主体与个案刑法司法解释主体。     

论培训机构的诚信义务——以培训合同为视角

诚信被法律界称为“帝王规则”。它不仅是伦理道德规范,更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作为公共领域中的市场主体以及培训合同的主体一方,培训机构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培训合同成立前、履行中、变更时以及终止后履行相应的诚信义务。     

浅谈推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之策略

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不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同时也是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在一个相互需要、相互依存的社会环境中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因此,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呼吁和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以及推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策略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分析了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的内外部动因,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提出相关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