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位、错位与失位:我国多元社会福利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福利体制基本实现了从"国家福利模式"向"福利多元主义"模式的转型。然而在我国的多元社会福利主体中,国家、社会组织、企业间的关系并不协调,仍存在着种种矛盾与冲突,未能形成合力,阻碍了人民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挤占了社会组织提供社会福利的空间;二是国家的政策设置导致了企业的福利异化,即一方面民营企业漠视职工的社会权利,违规从社会福利领域退场,另一方面国有垄断企业却滥发福利,乱慷国家之慨;三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均衡、不到位,对社会组织支持力度不够。我们应在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的指导下,重建"国家—社会—企业"三者之间的和谐互补关系,以克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志愿失灵",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福利需求。     

瑞典福利模式的改革及启示

瑞典作为福利国家的橱窗和楷模,其福利制度模式的危机与改革,格外引人注目。瑞典高福利制度所导致的财政约束、微观经济活力不足、"瑞典病"和道德公害等制度危机以及瑞典政府为应对危机所实施的社会保障支出紧缩法案、社会福利地方化、引入竞争机制和私营化等改革措施,是瑞典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良。我国应以政府作为责任主体,以平等原则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标准,加快推进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底线公平视角下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探析

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是由政府和社会提供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福利模式,相比普惠型社会福利的概念,它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强。随着我国福利制度的改革,传统补缺型福利模式将逐步被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所取代,而如何确立这种福利模式的适度性也就成了各方学者讨论的焦点。这里从底线公平福利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对普惠型福利模式的"适度性"予以解释。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结构性分析

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研发投入和支出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我国企业创新能力薄弱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我们认为。"高水平创新成果"和"高层次创新人才"的结构失衡是当前我国技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生态模式的构建

在现阶段“互联网+”背景下,构建大学英语教学生态模式已成为推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本文在分析“互联网+”大学英语教学结构优化功能失衡、生态主体之间协调功能失衡、生态主体与互联网信息技术失衡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教学主体信息技术素养,创新“教与学”理念;营造网络化生态教学环境,发挥教师引导作用;构建多维互动生态课堂,融洽师生关系等构建大学英语教学生态模式的具体策略,以期发挥生态主体作用,提升大学英语教学效果。     

“放管服”背景下大学外部治理路径选择

"放管服"改革为我国大学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尤其是为外部治理结构优化,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制度保障和改革思路。作为国家层面的改革计划,其关键是理顺和明确大学外部治理的主体关系与角色定位:政府当加强制度设计,促进职能转变,依法主导和推动多元主体协作共治;大学当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要,依托大学章程,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提升自主办学能力;社会积极参与协同治理,以第三方评估督促办学质量提升。基于"放管服"改革思路,亟需系统构建内生外促的大学治理基本框架和联动模式,明确政府、大学和社会协同互动的责任担当及能力指向,强化程序正义的制度规约,注重显性制度与隐性文化和谐共生,切实为优化大学外部治理提供路径选择。     

国有企业的行为模式分析

国有企业的行为模式分为内生行为模式和外生行为模式。决定内生行为模式的关键因素是国有产权结构,即国有企业契约关系中的责、权、利规定及其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安排。而国有企业外生行为模式的目标,则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由此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以企业的目标模式为依据,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     

中小学减负七十载的变迁历程、演进逻辑与未来展望

政策工具是达成政策目标的手段和保障。基于政策工具理论构建“政策时间—政策工具—减负责任主体”三维分析框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减负政策进行深度分析,可洞见其变迁历程与演进逻辑。研究发现：政策工具的组合持续优化,但存在结构性失衡;责任主体的协调性逐步增强,政策执行存在偏差;政策工具有特定的责任主体,适用范围待拓展。为提升减负政策工具的实效,应优化减负政策工具结构,推进政策工具的动态选用;凝聚减负责任共同体,兼顾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调配政策工具与责任主体,提升能力建设型工具的效用。     

会展专业人才的结构及培养模式探究

会展专业人才就专业化程度而言可以分为核心人才、辅助性人才和支持性人才等层次。目前我国会展专业人才供求失衡,严重制约了会展业的发展,因而迫切需要研究会展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本文认为对会展专业人才的培养可采取"一引导三主体"的培养模式,使政府引导与会展企业培养、高校教育和社会培训"三主体"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我国会展专业人才培养的完整体系。     

重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集体分担模式:基于网络化治理理论

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公共服务需求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单一化的政府、市场或社会供给模式已经不能与之相适应,重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集体分担模式成为当前教育治理的重大议题。借鉴网络化治理理论,针对我国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中存在的单一化的供给主体、单向式的主体间沟通行为和碎片化的责任分工等具体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从构建"一主多元"的网络供给主体、建立信任共享的伙伴关系、明确合作主体的治理责任等方面入手,为解决当前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困境提供一种新思路。     

论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与发展

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是指从步入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阶段所要实现的一种福利化进程。其中,"普惠"是要建立一种全体国民均能享受的福利模式,"适度"是指我国社会福利的建设具有阶段性。根据我国人口结构和总量变动情况、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推论: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进程以2020年、2030年和2050年为时间节点,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最终将建设成为与经济发展水平、国民观念、社会民主、物质技术条件相一致的社会福利制度。     

幼儿教育的财政投入体制改革亟需理性设计

现行的幼儿教育投入结构中,政府投入其实很少,但公众经常会对其公平性产生质疑.于是,许多地方政府都和深圳市政府一样有改革的冲动.幼儿教育投入体制的改革虽然所涉数额并不大,但因为事关社会福利体系重构这样的大问题,政府在试图解决公平性之前,首先要界定好政府的责任,否则无从谈论公平,也无从评论改革的"对"或"错".在渡过了最初的经验式改革后,财政投入领域的改革需要系统化制度设计,财政投入改革要建立在基本制度的约束之上.深圳市幼儿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改革的案例揭示了改革冲动与依法治国之间的矛盾,为"大胆闯式"改革亟需转变为系统化制度设计提供了现实的注解.     

社会福利视阈下我国家庭农场运作模式创新设计研究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不仅是社会福利理论的核心,也是我国改革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农地"非粮化"、农村"空心化"以及工商资本下乡挤占农民利益等诸多社会问题,其实质是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以及资本无限制的自由流动对福利公正诉求以及福利集体主义的漠视与挑战。家庭农场是对当前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改革与完善,而其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就成为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关键所在。文章从社会福利视阈解析家庭农场的实现机理,并基于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设计适合于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共生模式。     

试析英国从“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国家”的转变——以布莱尔政府的社会政策为视角

英国工党政府在布莱尔时期进行的社会政策改革推动了英国从"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国家"的转型,这一改革主要涉及工作福利、未成年人社会福利、教育和培训政策这三大方面。改革初步达到了促进就业、消除贫困、改变社会福利观念、重建社会公正的政策目的。在布莱尔之后,这种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社会投资国家"模式仍需面对进一步完善发展的挑战。     

区域旅游开发中的产权民营化问题研究

本文以杭州休博会主园区全面引入民营资本案例为切入点,以产权国有化和产权民营化不同投资主体的不同经营目标为分析框架,建立了"投入—产出"内生机制模型,比较了昆明世博会、沈阳世博会和杭州世博会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目前中国政府缺乏有效监督现状下,世博园开发产权和经营权国有或产权国有、经营权企业化既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也不能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而产权民营化能够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双赢,是新阶段我国世博园开发的首选策略。     

乡村旅游组织模式与乡村社区和谐关系研究——以拉萨桑木村为例

乡村旅游组织模式构成主体的责权利关系是影响社区和谐的关键性因素。试以拉萨桑木村乡村旅游组织模式为例,构建乡村旅游社区和谐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数学对其进行综合评价;然后从其组织模式构成主体的责权利入手,揭示组织模式与乡村社区和谐的因果关系,认为导致乡村社区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是各利益主体责权利的失衡,尤其是责任的缺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     

浅谈城市社区福利及其发展途径

社区福利,是指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以社区为基础,充分利用社区内外的一切资源,为解决社区居民生活问题,提高生活质量所采取的措施的总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寻找社会福利的新型依托主体势在必行。     

大连市社区老年福利资源配置探究

单位福利和子女抚养构成了家庭养老时期的主要养老资源。在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实施中,养老理念的转变关系到养老资源的重新配置、整合及服务模式的创新,因此也直接影响到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护理质量。以老年福利资源为视点,考察大连城市社区养老资源与空巢老人护理间的供求关系,以探求支持居家养老的社会责任这一新的养老理念和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     

会展专业人才结构及培养模式探究

会展专业人才根据专业化程度可以分为核心人才、辅助性人才和支持性人才等层次。目前我国会展专业人才供求失衡,严重制约了会展业的发展。会展专业人才的培养可采取"一引导三主体"的培养模式,使政府引导与会展企业培养、高校教育和社会培训"三主体"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我国会展专业人才培养的完整体系。     

“互联网专车”劳动用工问题的法律规范——以P2P模式为中心

"互联网专车"运营模式下的用工关系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专车软件平台公司与专车司机之间不宜界定为劳动关系,也不宜界定为居间关系、承揽关系。法律关系的不清晰带来了很多现实问题,如专车司机的权益问题、交通事故责任承担问题、行政处罚责任承担问题等等。互联网时代劳资关系结构"类劳动者"概念确立的理论基础以及域外设立"中间类型"劳动者主体的成功探索,为我国通过创建"类劳动者"的概念来回应互联网专车用工关系的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能。建议我国立法增设"类劳动者"的概念,并构建配套制度来规范"互联网专车"的用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