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先秦史官制度

先秦史官是记录上古文献、保存上古典籍的承担者。他们自出现之日起 ,就开始续写中华文明史的篇章。他们书写的不仅仅是历史本身 ,同时也把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风骨彪炳于历史 ,激励着后世 ,为记录远古历史和上古文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先秦至汉初史官学术考辩

本文在构思时,以考《易传》作者为本意.古人论《十翼》之所出,多归之于儒家,现在也有人认为《十翼》出自道家.考《左传》《国语》中筮例,通易者多为史官.汉有诸子出王官之说,言道家者流盖出史官,如此推来则《十翼》出于道家倒非无稽之谈.但是诸子出王官之说尚有争论,以此作据而认定《十翼》出于道家或史官并不是十分适当.但春秋以至于后世,史官通易之学则事有所据,《十翼》或许出于史官,则确有其可能性.所以今作史官学术考辨一篇,以考史官之学术,上至先秦,下至史迁,希望对于考《十翼》之所出有所裨益.     

先秦史官制度蠡测

先秦时期，巫、史不分；史是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奴隶制的高度发展，史官组织日趋完备，史官修史的职责越来越向专业化迈进。     

先秦传说中的神话素材与历史内核

西周文献《周书》中,《尝麦》、《吕刑》两篇所记载的远古传说,包含着一个有历史内核的、系统的中国上古史框架结构。     

以《史记》为例谈神话的历史化

神话的历史化是中国古代神话发生形变和质变,甚至散佚、消亡的核心原因。《史记》中的上古神话传说,词约而意丰,文短而时长,探索了神话传说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兼顾了实录原则和文学修饰的优长,既填补了上古历史的空白,又开启了《史记》五种体例的范式,是司马迁个人才识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作者对“神话历史化”的进一步尝试。以《史记》为例谈神话的历史化,不仅有助于全面、深刻地了解《史记》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传文学名著的重要地位,更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神话的历史化进程。     

先秦晋与三晋史官探析

本文通过展现晋与三晋史官的设置状况及其职责规范,阐述了其客观上对后世文化尤其是三晋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以期达到弘扬三晋文化的目的。     

论杜甫与史官文化

杜甫“号为诗史”的创作倾向受到史官文化的深刻影响,史官文化氛围、史官意识、史官品格和史官的计使命等都制约着杜甫的人生态度和诗歌创作。     

先秦晋与三晋史官探析

本文通过展现普与三晋史官的设置状况及其职责规范,阐述了其客观上对后世文化尤其是三晋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以期达到弘扬三晋文化的目的。     

从《史记》看先秦史官的优良传统及其对现代秘书工作的影响

先秦史官是我国秘书工作的鼻祖．在长期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先秦史官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通过对《史记》一书的研究，我们认为先秦史官的优良传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书法不隐，实事求是；二、忠于职守，一丝不苟；三、积极进谏，参谋咨询：四、知识广博，素质优秀．现代秘书人员学习继承这些优良传统，对做好新时期的秘书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故事化”叙事与先秦“事语”文献的演进

故事化叙事欲望源于史官群体为了挽救其在先秦时期文化政治地位的坠失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姿态,由此也奠定先秦史传文献事语这一文体形态。先秦事语文献可以从编年体、事与语之间组合两个角度进行形态学划分。按照前一标准,事语体可划分为编年体事语与本末体事语两大类型;按照后一标准,大致可划分为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三种形态。这些次生态文本之间存在交叉融汇的地方,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这些形态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与编年体结合,甚至互相之间可以被有机组合在同一文本中。站在演进的立场上看,言事并重的叙事模式高于言显事隐、言隐事显这两种类型,当言事并重方式出现之后,先秦史官群体的叙事技巧已臻于完善,从而预示纪传体文献的即将出场。     

先秦怨政诗综论

怨政诗主要抒写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怨责,《诗经》、楚辞中大量的批判性反映社情政况的篇章构成了先秦时期怨政诗的主体。在先秦怨政诗中,有平民讥刺国君、嘲讽权贵的嬉笑怒骂,其间充满了道义审判的优越感;有贵族焦虑国事、痛心朝政的严辞厉语,其间充满了命运攸关的忧愤感。先秦怨政诗毫无矫饰地表达不同阶层的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确立了中国古代怨政诗反映社会政治生态状况的基本模式,凸显了中国古代怨政诗维护公共价值及诉求阶层利益的社会功能,是中国古代诗歌积极干预社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起点。     

论先秦和古希腊的伦理修辞

先秦和古希腊的伦理修辞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共性表现为,目的的实在性,主体的精英性,方式的反合性。其差异表现为务实性和求真性,互补性和对立性,建设性和批判性。先秦和古希腊的伦理修辞的共性是社会背景和主体认知造成的,其差异是文化不同造成的。     

论先秦和古希腊的言辩修辞

我国先秦和古代希腊时期在修辞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通过从言辩修辞的角度出发,对这两种不同的言辩修辞文本进行对比分析。由于先秦和古希腊在修辞方面的共性,二者存在以下共同点:言者的智慧性、言辞的雄辩性和言效的理想性;而由于文化的差异,二者存在的不同点分别为:社会性和本体性、利益性和知识性、精英性和大众性。对先秦和古希腊言辩修辞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对整个修辞学体系系统性的认识和把握。     

先秦儒家智德观述评

文章认为,先秦儒家智德观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一种人事之智或知人之明;从地位上看,智从于德,智是一种达仁、成就德行的手段;从智与德的关系上看,主张仁智合一,建立“仁且智”的道德理想人格;从目的上看,主张成圣成贤,用知识、智慧治理天下。文章在对先秦儒家智德观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的基础上,进行了简短的总体评价。     

论《史记》的言外之旨

《史记》寄兴悠长,笔法多姿。司马迁善于在叙事中借细节描写、主干外的侧笔等以寄寓微旨。作者还善于借论赞之间的对比、论赞与正文的互相发明等手法寓以微辞。此外,篇目的编排也可见其褒贬抑扬。     

论《史记》的细节描写

细节描写是《史记》人物传记创作取得成功的重要艺术手段之一，它的效用三：以小见大，预示人物性格的发展趋势；画龙点睛，突出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对比烘托，以乙衬甲，展现人物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史记》人物传记撰写有史笔、文笔之别，史笔录实，文笔拟虚；细节描写性质上属评议笔范畴，是作者司马迁在积累史实资料、掌握传闻信息基础上“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创作结晶，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有机统一。     

试论《史记》的动词连用

动词连用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直接连用在一起,而不借助任何的虚词,这是<史记>语法上的一大特点.但很少有人涉足于此,本文对<史记>动词连用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考察,概括出它们之间的六种结构关系;同时对它们充当的句法成分进行了分析归类.     

浅谈《史记》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其实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 ,具有高度的文学性 ,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作为批评其他作品的类比对象 ;成为小说创作的比较对象 ;《史记》的创作动机在文学批评中的利用 ;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与《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