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娱乐视角下“王西厢”中的红娘形象

自《莺莺传》至"王西厢",红娘更多也更积极地参与崔、张爱情全过程,往往在崔、张爱情发展、同时也是故事发展遭遇困境的时候,安排红娘作为第三方力量介入,不仅推动了情节发展,使人物和作品都具有更好的娱乐效果,而且展现了红娘反抗束缚、用智慧和勇气征服环境、追求自由爱情和美好生活的精神,使红娘摆脱了作为丫鬟的从属地位,成为具有独立精神和坚定意志的完整的人。在积极娱乐视角下,"王西厢"中红娘形象的形成,和观众读者积极娱乐的要求有重要关系,也更好地实现了积极娱乐,在带给观众读者娱乐的同时,能够唤起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使"王西厢"中的红娘具有特出魅力和久远生命力。     

西厢故事中老夫人形象演变的原因与意义

西厢故事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有三部代表性作品,分别是《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在作品的所有人物中要数老夫人的形象变化最大,她渐渐成为西厢故事发生的关键因素,而这种渐进的演变历程与作品的主题、时代、作者、观众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漫长的重塑过程中,老夫人这个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成为维护封建势力的典型,后代的作品中多借鉴她来塑造较为保守的封建家长形象,如《红楼梦》中的贾母。     

论王实甫《西厢记》对《莺莺传》和《西厢记诸宫调》的继承和发展

自唐以来,以"西厢"故事为题材的各类作品便层出不穷。在西厢故事的演进中,王实甫的《西厢记》把"西厢"故事推到了最高峰。它能成为一部鸿篇巨制,得益于《西厢记诸宫调》对《莺莺传》从题材、主题到人物形象的革命性改造,同时也得益于王实甫的个人创作才艺和敢于突破传统的勇气。     

是娱乐,也是理想——积极娱乐视角下的张生形象

积极娱乐视角联系故事流传过程中观众读者的娱乐和精神需求对人物形象形成产生的影响,考察人物动作的逻辑和内涵,把握人物性格和典型意义。在积极娱乐视角下,张生形象作为文化消费和审美的对象,其形象设计和动作安排是天才作家在积极娱乐作用下,对民间长期集体创作的琢磨激扬而成,不仅增强了人物形象本身和全剧的娱乐效果,而且充溢着理想人格的魅力。张生是理想典型,其典型意义在于不满现状,反抗束缚,用真心志诚和知识智慧征服环境,追求美好生活,是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要求的体现,这也是其魅力所在。崭新的张生形象也因为契合了观众读者的积极娱乐需要唤起更深刻的共鸣,得到超越时空的喜爱。     

西厢故事中莺莺赖简原因之微探

西厢故事不论于雅于俗,堪称家喻户晓。莺莺赖简乃经典中的经典。既然邀请乃莺莺所发,为何事到临头却忽地翻脸赖简?西厢故事的三个主要文本——《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董西厢》)、《西厢记》(《王西厢》)在此情节的描写方面存在颇大差异。文章加以比较和分析,牵扯出三位作者的性情文心的不同,以及西厢故事日臻细腻成熟的描写技巧等各种深层次问题。     

《王西厢》与《董西厢》中引用辞格的比较研究

《王西厢》和《董西厢》在引用辞格的运用上既有许多共性,也存在不少差异。相同之处首先体现在多处相同的引用上。不同之处则主要体现在：《王西厢》引用辞格使用的数量是《董西厢》的两倍且分布更为均匀;《董西厢》中引用的神话较多,而《王西厢》中引用的诗词较多;《王西厢》引用辞格的使用比《董西厢》更为丰富灵活。     

《莺莺传》、《董西厢》、《王西厢》:由单向爱情到双向爱情——从诗文往来的变化看爱情形态的发展

《莺莺传》、《董西厢》和《王西厢》载录崔张往来诗词书信,在内容、数量以及往来唱和的情况上,同中有别。《莺莺传》中往来应答的少,依韵唱和的没有;《董西厢》中出现了依韵唱和的情况;《王西厢》中则绝大多数是往来应答、依韵唱和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崔张爱情形态由单向过渡到双向的发展。     

从《王西厢》到《金批西厢》——分析金圣叹戏曲理论之"立言之体"

金圣叹“以文律曲”批评《西厢记》,使得《金批西厢》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其批本目的就是“教天下以慎诸因缘也”和“教天下以立言之体”,就《金批西厢》和《王西厢》的异同,来看金圣叹戏曲理论中的“立言之体”,尤其是偏重于分析《借厢》一出的人物形象,从而去体验金批本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与金圣叹“立言之体”的文学主张。     

从大众审美情趣看《伍员吹箫》改编伍子胥故事

伍子胥的故事是春秋战国时期颇具盛名的故事之一,从正史到民间传说,从史传文学到小说、戏曲,流传范围非常广泛。《伍员吹箫》从大众审美情趣的视角,对伍子胥故事当中的人物形象、矛盾关系以及故事结局进行了改编。改编符合观众善恶有报的道德伦理观念,迎合观众平民化的价值追求以及娱乐趣尚的欣赏习惯。     

《董西厢》与《王西厢》语言风格比较

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与元人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简称《王西厢》),被誉为描写崔莺莺和张生爱情故事的“双璧”,在中国古典戏曲史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王西厢》的全部剧情,皆以《董西厢》为其依据。不仅     

“法轮功”痴迷者的心理轨迹

一些人由于受到李洪志蒙骗,成为“法轮功”痴迷者,甚至铤而走险,自寻绝路,其心理轨迹是：心理不平衡是前提,习练“法轮功”是条件,接受暗示和陷阱是关键,心理垄断、是非颠倒和偏执是结果。为了做好“法轮功”痴迷者的预防、教育和转化工作,一是对有这样那样心理不平衡的人,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二是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三是建立和强化人们的信仰和精神支柱。     

从花木兰到女勇士——试析汤亭亭对中国故事的改写

作为华裔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 汤亭亭作品的普及程度在当代美国文坛几乎是无人比拟, 她的作品不仅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 历年来居于畅销之列, 而且在学术界也占居一定地位。汤亭亭的文本的一个突出特征, 就是对中国材料的使用, 她大量移植、挪用、改写中国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以及文学典籍。以她在∀女勇士#中对中国花木兰故事改写为范例, 探讨作者在故事的移植变形中传达出的独特的个人的、族裔的经验, 以及这种移植在文学表现中也有其意义。     

浅论黄宗羲的《原法》篇思想

《原法》是《明夷待访录》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黄宗羲法律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认为应该从百姓的实际利益出发,树立天下之法;同时尖锐地指出,君权专制下的一家之法是祸害天下的非法之法。在他看来,法是治国的根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但他的这些论述都只是法的内容,对于法治的客观化形式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陈法与陈宏谋交游考

清理学名臣陈法与当时知识精英的代表陈宏谋的交往有水乳之契。陈宏谋曾多次疏荐陈法于朝。又出资刊印陈法的著作《易笺》、《醒心集》、《敬和堂文集》等。通过考察陈法与陈宏谋的交往,可以对陈法的学术事业、行藏出处、思想情感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诸经要集》与《法苑珠林》版本流传之研究

释道宣《大唐内典录》和道世《法苑珠林》卷百均不著录《诸经要集》,其首次著录是从唐释智?《开元释教录》开始的。现本《诸经要集》即道世自录《善恶业报论》,乃《法苑珠林》初本。道世“诸经要集”之称另有所指,其作品中所云“诸经要集”与现本《诸经要集》并非同一书。     

梁发的成才及其对编辑学者化的启示

梁发是从一位平凡的雕版印刷工人，成长为最早引进和传播基督教及“西学”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所著《劝世良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梁发的成才与他参加创办近代报业并由此走上了将信仰与事业相结合、日常工作与成才相结合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对当今的学术期刊编辑学者化不无启迪。     

《伐檀》:不素餐之"君子"的赞歌--兼与曾正平同志商榷

千古名篇<诗经·魏风·伐檀>之主题,传统的说法一直以为是伐木工人讽刺剥削阶级不劳而获的诗.迄今为止,此说仍有很大影响.近来又有人认为它是一首"慕恋的情歌".本文在对<伐檀>作者身份的确立、伐木工人造车及劳动之情景的考察、本诗词句的疏解、伐木场景及自然环境的描写对全诗作用的认识、诗歌层次结构与感情脉络的把握,以及周代社会手工业生产情况的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伐檀>是对自食其力不素餐之君子的赞歌.     

从《梧门诗话》看法式善的唐诗观

法式善是乾嘉时期重要的文论家。《梧门诗话》是法式善历时多年所撰成的一部诗话著作。在这部诗歌理论作品中,法式善评点了清代乾嘉诗坛的众多诗人诗作,提出了自己的＂唐诗观＂诗歌理论。法式善的＂唐诗观＂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法式善在对唐诗的接受中,其诗论主体意识一旦形成,便产生了一种向后延伸的历史积淀,为自己及其后诗作追随者对唐诗的接受和评价定下了一个主调。二是诗话中对王孟诗渊源的探讨及其＂清＂、＂淡＂艺术风格的寻绎。     

唐代律学教育与明法考试

唐代律学自武德初年设置以后,曾几经兴废,其隶属关系及生员数额亦多有变动,学生学习内容主要是国家现行法律规范。律学在唐代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附属于经学的格局已基本定型。明法考试只是作为一种常设性考试科目而已,明法及第者的学科背景在除授官职活动中仅具有参考意义,而非决定因素。     

《韩非子》中的“道法”思想探析

《韩非子》不仅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还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道法"思想。这种"道法"思想作为《韩非子》的重要哲学基础,构成了其法治体系重要的理论生长点,也体现了战国中后期以来道法结合的理论发展趋势。文章围绕《韩非子》"道法"思想的基本内容,尤其是"道"、"法"之间的本质关系展开论述,并对其"道法"思想与稷下黄老学派、《荀子》哲学的内在联系进行具体分析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