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中原地区均田制实行情况初探

唐代均田制实行情况问题,自五十年代起,已探讨了数十年。近年学者在深入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基础上认识到:“田令关于民户土地收授的规定,不是要按期收授所有民户的土地。户籍登记的民户土地普遍不足法定限额,故不论永业田还是口分田基本上是户内继承,很少还公的可能。地方官府每年实际收回的土地,主要是户绝田、逃死户田和少数无力耕种、不能承担赋税的民户的还公田。这些自动还公的土地,不仅有口分田,也有永业田。地方官府将这些土地改授请地民户时,又确定了本地的请授田标准,即当地应授田人平     

赵翼论唐五代藩镇问题

藩镇割据是唐五代时期重要的社会问题。清代史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多次谈到唐五代藩镇问题,对藩镇兴起与演变,藩镇割据原因,藩镇骄兵,藩镇暴政以及历代控制藩镇的对策等方面进行考证、归纳和评述,这些评论对研究唐五代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唐代节度使集权再论藩镇问题

开元天宝之时,守边备塞、镇抚边境是节度使的主要职责。中唐以降,藩镇节度使所具有的军事、经济、民政、刑法、人事等方面的职权,正是藩镇集权型政体形成的体现。藩镇节度使的职权,即反映了中唐以降在唐代地方行政体制中,藩镇、州、县三级行政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事实,也使我们进而重新去审视安史之乱后唐代藩镇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唐后期藩镇割据的乱世写照——从历史背景解读唐传奇小说《柳毅传》的写作主题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面临着严重的藩镇割据局面。中央与藩镇之间、各个藩镇之间,冲突不断,尤其是德宗和宪宗时期,冲突最为频繁、激烈,而写作于正处德宗、宪宗时期的《柳毅传》,是对当时藩镇割据的乱世写照。     

唐代计帐制度探索

唐王朝为了加强对居民的统治和征收课役,建立了周密的户籍管理制度。以民户申报的“手实”为基础,编制户籍和计帐,三年一造户籍,一年一造计帐。这套周密的户口登记和统计制度,不仅与唐王朝的财政密切相关,而且与其兴衰也有紧密的联系。然而,史籍保存的有关记载很少,且多疏漏,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自敦煌出土的户籍残卷公布     

唐中后期东南型藩镇动乱研究

唐代中后期藩镇林立,这些藩镇或依附于中央,或割据一方与中央对抗,致使唐王朝动荡不安。东南型藩镇是指控制荆南、湖南、福建、鄂岳、江西、淮南、宣歙、浙西、浙东等地区的藩镇。这些藩镇在广德元年(763年)至乾符元年(874年)的唐中后期这一百多年间,共发生十二起动乱。从时间上看,这些动乱主要集中于德宗与宣宗时期。从空间上看,这些动乱主要集中于浙西地区。东南型藩镇虽只有十二起动乱,但其动摇了唐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加快了唐王朝的覆灭。     

敦煌文献中的职官史料与唐五代藩镇官制研究

敦煌文献和石窟题记中关于中古时代的职官史料极为 丰富，唐代前期河西节度使、吐蕃占领时期瓜州节度使和晚唐五代归义军节度使的职官史料 都有保存，尤其是唐五代归义军时期的职官文献更为集中，以节度使为首的文武幕职设置齐 全，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唐五代藩镇官制的体系与规模。本文以唐五代藩镇时期的敦煌职官史 料为依据，结合唐制，阐述了敦煌文献中的职官史料对于唐五代藩镇官制研究的价值。     

关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土断”问题

<正>中国古代，政府对所领民户数目的升降问题异常重视。特别是东晋南朝时期，社会动乱不安，人口大量损失，偏安一隅的东晋南朝政权，由于士族特权，大量人口为“私门”、“大户”所吞噬，民户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因而二百七十余年间，以整顿户籍、搜括人口为主要目的的所谓“土断”先后竟实施了十次，从东晋成帝咸和年间（公元326—334年）首次     

韦昌辉的门牌户籍理念——桂学研究中的人与事之一

太平天国行政管理的一大创举,是门牌户籍制度。韦昌辉设立的门牌户籍隐含着多方面理念,包括人口管理理念,经济管理理念,文化管理理念和治安管理理念等。从太平天国的门牌户籍可透出,由于太平天国领导人所固有浓厚的小农意识,不可避免地将城市功能单一化、行政架构粗放化和管理手段简单化。但是,在韦昌辉的倡导下,太平天国做了有益的门牌户籍尝试,这对与后来的城市经营,无论是经济、文化和治安的多方面的管理,特别是各级政权对官衙、民户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制度,应该说是一种贡献。     

旧题新解:唐代河朔藩镇研究——读张天虹《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

<正>唐代河朔藩镇问题是一个老问题。早在宋代,对唐代藩镇的研究就已开始,并提出了多种看法,有的认为黄巢起义之前的藩镇具有双重性,肯定藩镇的积极作用;有的则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藩镇是国家的大害。但是这些都还不是专门的研究。宋代以后,元人朱礼《汉唐事笺前集》,明人洪垣、张溥、李贽,清人赵青黎、沈炳震、赵翼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对唐代藩镇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讨论。而明人张大龄的《唐藩镇指掌》、清人华湛恩的《唐藩镇表》、黄大华的《唐藩镇年表》、     

宋人的唐代藩镇地理研究

宋人关于唐代藩镇地理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宋祈、欧阳修的《新唐书》、王溥的《唐会要》等文献中。与清人的研究相比,宋人更注重从宏观角度论述唐代藩镇地理的演变发展趋势,但也存在着详于开元天宝而略于唐后期藩镇地理以及重视地理不重视人物、对藩镇辖区缺乏系统考证等方面的不足。尽管如此,宋人关于唐代藩镇地理的研究仍然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奴婢杂议

吴简中有关奴婢的简牍显示,资产不丰的“民户”和身份地位类同官府依附民的“师佐”往往拥有奴婢,说明吴国畜奴之风甚盛。官奴婢用于屯田,证明吴国的奴婢是从事生产的。更重要的是“户下奴”、“户下婢”之类名称,证实此时奴婢已载入户籍,其源头应在西汉。     

唐中后期中央对藩镇的斗争政策——从元和用兵到长庆销兵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历任统治者都企图制裁不服朝命的藩镇,重新恢复唐中央的威权.然而只有元和时期对藩镇的用兵取得了成功,唐宪宗也就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代中兴之主.遗憾的是这次胜利没能维持多久,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宪宗为宦官所杀,即位的穆宗采纳了宰相萧俛、段文昌的建议,实行“销兵”.次年(长庆元年),卢龙朱克融、成德王庭凑相继叛乱,唐廷再失河朔.旧史(新     

唐宋逃户与社会流动关系研究

逃户问题历来是我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唐宋时期逃户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但这一时期的统治者迫于形势,在民户逃移政策上已由原来的政治强制为主转变为经济鼓励为主,在户籍制度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正是基于此,民户的迁徙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使社会流动成为可能。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唐代赋税制度的主要变化

唐王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北朝隋代以来的均田制，在承认现实土地所有状况的基础上．授予广大民户以一定数量的国有土地，使其从事耕织生产，能够有能力负担国家赋役。同时推行严格的计帐制度和户籍制度，“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尚书省)，户部(尚书省户部)总而领焉”(《大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又为均田民户建立起详备的档案资料。通过这些制度，既可实现著民于田．稳定耕织结合的小农经     

元代的系官匠户

元代的系官工匠 ,部分来源于早期征服过程中的俘虏 ,部分接收自南宋官手工业的工匠 ,均通过匠籍制度加以维系。元代系官匠户数目庞大 ,专业化程度高 ,是当时手工业生产的主体。虽然其身份管理严格 ,但在户籍赋役制度确立后 ,大多数系官匠户的待遇处境较一般民户为优 ,并不是毫无人身自由的工奴     

“云容水态还堪赏,啸志歌怀亦自如”——杜牧扬州生活之主旋律

扬州期问杜牧并未一味地沉迷在胭脂柳巷,其一生中最重要的有关藩镇问题的文章恰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这一时期的一些诗作也反映出杜牧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并且扬州时期,杜牧开始研究兵法,这些都表明了杜牧感时忧国的本来面貌.忧国忧君、关注国家命运、为统治者出言献策是他扬州生活的主旋律.     

珠三角地区非户籍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探讨

非户籍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广东省非户籍务工人员子女人口规模占全国的1/3,而在粤接受义务教育的非户籍务工人员子女约有90%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本文基于对珠三角地区非户籍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一项专门调查,就非户籍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现状及困境进行分析,提出了进一步调整和改革现行非户籍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政策的基本思路.     

五代藩镇动乱特征分析

五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动乱,包括藩镇动乱和禁军动乱,而主要是藩镇动乱。五代藩镇军阀(称为节度使)之骄横与暴虐较之唐代藩镇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逞其武力,嗜杀为雄,轻则杀人越货,重则反抗中央,甚至篡权夺位。因之,五代时期,在短短的五十三年中,战争频仍,动乱迭起,政权如走马灯似地更换。用北宋史学家欧阳修的话说,就是:“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至三、四岁而亡”、“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     

南宋前期湖南一般民户移民考论

靖康乱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外地一般民户移民较少迁居湖南。到绍兴末至孝宗朝时,一般民户才掀起迁移湖湘的高潮。在整个南宋前期,一般民户主要是因为开垦迁来湖南,而非因避难而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