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

真理有没有阶级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必须回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曾进行过长时期的争论,多数人认为,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情况有了改变。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陈伯达之流在一篇社论中说:“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真理,绝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真理。”“四人帮”一伙炮制的《哲学小辞典》更是公开鼓吹“在阶级社会中,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并且武断地说:“反映社会领域真理的阶级性是十分明显的。”“反映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总的说来,同样也是具有阶级性的。”由于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在学术上搞文化专制主义,扼杀“二百”方针,在他们控制宣传舆论阵地的一段时间内,报刊上千篇一律地肯定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因此,真理具有阶级性的观点就占了绝对的“优势”,好象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20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嬗变

20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的研究始终着眼于地球表层,无论是地理环境或是地球表层的人地关系都曾被看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可是随着分支学科的不断产生和发展,使作为“科学之母”的地理学的学术地位不断受到二级、三级,甚至四级学科的分化而模糊,同时不同学者对于地理学研究对象定义的不同也使得地理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也使地理学的科学性受到质疑。本文遵循“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对20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研究对象这一问题进行分析,阐述了中国地理学研究对象从模糊不清到将其确定为地球表层陆地空间系统的嬗变过程。     

创新地理科学 发展基础教育——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和高考改革的动向

中国地理学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 21世纪中国地理学发展战略讨论会”和“全国中学地理优秀论文交流研讨会”于 2000年 11月在北京召开。围绕新世纪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中学地理学科重新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地理新教材出版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 　　中国地理学发展的特殊时期 　　建国后，通过老中青地理学家的努力，在竺可桢先生等前辈地理学家的指导下，我国地理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地理学的决策应用价值也大大加强了。目前，国土整治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地理信息应用研究是我国地理学发展…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民国大学教科书编译运动（1931―1949）

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部分学者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对教育全盘西化展开批判,倡导编译中文版大学教科书,由此引发了1931—1949年的大学教科书编译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教材编译者非常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利用,在教科书中融入了大量中国元素,试图以此改变中国教育“美国化”的局面,推动高等教育的“中国化”,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心。这场运动深化了对本土文化的研究,也是民国学人建构文化自信的一种努力。     

人文地理学的时代变迁和学科知识体系的再构建

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人文地理学学科知识体系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传统人文地理学学科知识体系急需改革和创新.在深入分析传统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时代变迁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人文地理学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方案,构建了新人文地理学的基础学科体系,认为新人文地理学的学科使命是“建设生态社会,推进生态文明”,其核心研究内容是“循环经济和低熵经济建设”.     

论洪秀全向西方寻找真理

针对学术界称洪秀全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之说,提出商榷意见。认为,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找到“平等”这一反清的思想武器,并在此旗帜下,发动了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救亡图存”的运动是他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结果。毛泽东称洪秀全向西方寻找真理,是针对他领导太平天国运动而言,并非仅指他学习了西方的宗教。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代表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方向,洪秀全是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它既是我国革命先驱者在“五四”时期开始摸索的真理,也是我国人民六十多年来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切身体验到的一条真理。将近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史证明,它确实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 (一) 毛泽东同志说过:“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回顾二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史 ,发现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历史政区地理和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图编制、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历史地理学理论和通论历史地理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较大学术成就。近二十年 ,尤其是进入 90年代以来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综合研究和区域研究逐渐得到重视 ,分支学科的不断出现将导致历史地理学科理论体系的重大变     

真理价值的可持续实现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本文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引入对真理价值实现的可持续性的哲学探讨,提出真理价值可持续实现的关键在创新,并从真理的特性、真理价值实现的途径及马克思主义真理价值在中国可持续实现等方面进行论证。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丰富与发展

邓小平在创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为我们在新的实践中探索真理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探索真理的根本思想路线：“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是探索真理的正确途径;善于总结经验,集中群众智慧是发现真理的重要条件;“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检验真理的科学标准。     

"洋译华述"的译书方式述论——以明末至晚清为中心

明末至晚清,“洋译华述”的译书方式,在西学东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经历了明末的肇始期、墨海书馆发展期、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的繁盛期。直至近代中国华人翻译人才的大量涌现才终结。在与华人的合作译介过程中,传教士不可避免地竭力渗透基督教思想。但是,大量西书的译介仍然有效地传播了西学,开阔了国人的视野。     

试论19世纪在华传教士的报刊活动

中国近代报刊业，肇始于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报刊。最先来华办报办刊的外国人是一批基督教传教士。雅片战争之前，少数传教士在南洋及广州等地办了几份中文刊物，这是中国近代报刊的萌芽；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大批传教士涉足报刊业，所办刊物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在华传教士的报刊活动，直接将近代新闻纸这个舶来品移植到中国，对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中叶以来,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澳门成为被葡萄牙长期占据的第一块殖民地。伴随殖民势力而来的西方传教士,经过澳门向中国内地传教,于是,以他们为媒介,具有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便首先在澳门发生并逐步扩展开去。中西文化交流给澳门和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引发了近代中国的一系列革命,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梅珏成的西学思想研究

作为梅文鼎的学术继承人,梅珏成对西学的态度也部分继承了梅文鼎的观点,但由于与西方传教士接触更多,因此其对西学的态度与其祖也存在差别。由于与传教士的矛盾冲突,梅珏成对西学的态度也充满矛盾,既承认西学优于中学,可取其长处,也对承载西学的主体―――传教士,以及专攻西学的学者充满不满情绪。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对《易经》的译介及索隐派的汉学研究

《易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经书,引起了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关注,相应的译介著作相继出现。其中以法国传教士为主的索隐派以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为基础,提出儒学与天主教同源的观点,缓解了因“礼仪之争”而引起的清统治者与罗马教廷的紧张关系,并推动了欧洲汉学的发展。     

留学生与晚清西学东渐刍议

晚清的“西学东渐”催生出中国近代留学生。留学生在取代外国传教士成为西学输入的传播主体后,“西学东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此西方文化的输入纳入到中国文化发展的轨道,推动着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深入发展。     

西方传教士与华人基督徒--清末福建美以美会内部争论述评

本文以美国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馆藏资料为主要基础，描述清末福建美以美会教会两次内部争论，力图从新角度探讨清末基督教史。文章认为：西方传教士并不是清末中国基督教的唯一代表。中国基督徒、西方传教士，同样是清末传教运动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清末福建美以美会，传教士的内部矛盾与华人基督徒的影响密切相关。双方的互动交流构成清末基督教发展的推动力。     

浅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前提

马克思主义在最初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只是西学东渐的众多学说之一,属于异域文化。西方传教士、中国留学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及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具有极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特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教传教士对文学中国的发现及其“和合”思想平议——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为中心

新教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的发现及其"中国观"的形成,是随着他们接触、进入中国之不断深入而逐步展开并确立起来的,其中对"历史中国"、"文献中国",尤其是"文学中国"的发现,不仅极大地扩展了传教士对于中国的认知,亦让他们能够深入到中国人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及审美世界之中,并在一个初步超越民族文化差异及现实功利诉求的求知、求真与审美的基础之上,初步展开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心灵对话与学术交流。而作为这种对话与交流的思想基础,或者说在这种对话与交流过程中逐渐明晰起来的,正是一种新的富于文化与文明之融会整合意识与精神——"和合"思想,只不过19世纪西方传教士所借用的"和合"思想,是以基督教信仰来统摄东西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的。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及其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以学术传教为先导,带来与中国传统迥异的新的学术和文化,影响和启发了明清启蒙思想家,开创了中西教育文化交流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