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伦理思想探析

佛教是成熟最早的世界性宗教,它历来注重伦理思想和道德实践,佛教伦理是一种蕴含有深刻智慧与哲理的宗教伦理,它有不容否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又以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为理论依据,又不可能没有消极作用,我们对待佛教伦理应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扬弃态度。     

蝗虫的佛教色彩

中国历史上的蝗虫为灾,给农业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害。中国古代各种文献中对蝗灾多有记载,前人对此亦多有研究,且颇为详细。但对于佛经中关于蝗虫之考查尚不够详尽。本文依托原始佛教文献．试图对佛经中有关蝗虫之记载作一较为详细之考查,从佛经中的蝗虫形象、佛经中关于蝗灾的记载及佛教式的灭蝗手段等三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对带有宗教色彩的蝗虫做一具体展示。     

从宗教的魅力看五台山佛教音乐的发展

宗教具有抚慰情感、平衡心态的功能,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着巨大的魅力。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音乐的诞生是中华民族传统音乐孕育的结果,而五台山佛教音乐则代表了北派佛教音乐的最高水平。五台山佛教音乐起始于北魏,兴胜于隋唐,宋代走向民间,元、明、清时期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至民国走向衰落。     

宗教之生死智慧与人类的灵性关怀

本文主要探讨佛教、基督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生死智慧在现代临终关怀中有何作用，我们人类又如何从这些古老的文明传统中汲取有益的养料，以对付我们每个人都必然要面对的严重的死亡问题。让人们从对“生”的关注中延伸至对“死亡”问题的求解，认识到不提升“死亡品质”，人生品质的提高便成一句空话。     

当代中国社会与佛教组织制度建设

建国初期,中国佛教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殖民性与封建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佛教界团结起来,建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爱国僧侣提倡一个思想、发扬三种传统,走上了健康发展并服务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新阶段.当代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历程,是一条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佛教与古代数学、逻辑的传播

现代科学诞生以前，各门科学并没有独立的文化地位，而是附庸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机体上，佛教文化就是一个包合有一定教学与逻辑学知识的庞杂的宗教体系。借助于佛教传播，中国与印度、日本、朝鲜等国家的教学等科学交流曾盛极一时，但受制于佛教自身的宗教本性，数学等科学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发展。     

帝王的宗教需求与佛教的兴盛

佛教在中土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诸多帝王对佛教的倡导和支持。他们或在精神上崇尚佛教,或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寻求佛教的支持。历代帝王的倡导,导致佛教地位上升,至隋唐时走向鼎盛。     

佛教与李煜词

从李煜词中意象的选择、意象的营造和浓重的厌世思想三个方面,揭示了李煜词与佛教之间的密切联系,探求了形成这种联系的原因,并指出了王国维先生"后主则俨有释伽、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之语的内涵.     

教育智慧--班主任专业化的理想境界

班主任要有教育智慧，有智慧的班主任才能培养出有智慧的学生，富有教育智慧恰恰是班主任专业化的理想境界。 近代英国教育家洛克把教育理解为“四件事情”，即“德行、智慧、礼仪、学问”，并认定“学问最不重要”而“智慧最重要”。他认为智慧可使人能干、有远见，能很好地处理事物，并对事物专心致志。因此，做“智慧型”班主任是班主任专业化的不懈追求。     

毛泽东对佛教及其地位的评价

毛泽东认为佛教是被压迫民族创立的，是替压迫的人讲话的，并充分肯定了其“普渡众生”的教义。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影响着广大人口，应该以开放的精神看待佛教，提倡出入佛老，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改造创造，为我所用。     

公元前后的国际环境对佛教传入中国的影响

公元前后的国际环境对佛教传入中国极为有利，这些有利条件包括：频繁往来的世界性贸易的开展；统治者对佛教强有力的推行和保护；中外交通道路的通畅，这些都是佛教在中国初传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     

佛教与宗教及唯心诸义理辩证

一般宗教皆承许神的主宰和拯救,佛教讲人心自救、佛不能救;一般宗教讲自宗的神是唯一的至尊,佛教讲众生皆可成佛;将佛教看作唯心主义时,更需要分析佛教中本已包含的唯物、唯心与中观等见解层次。     

略论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

天主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教义具有强烈的一神论特征，与其他宗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天主教进入中国，与佛教直接接触。开始天主教采取与佛教表面认同的策略，后来采取与儒学认同，同佛教对立的方针，最终导致天主教与佛教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和以株宏为代表的佛教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结果让双方势同水火。其中，天主教的态度是应该检讨的，他们对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理解是肤浅的，也过高估计了人们对天主教的容忍和接受程度，最后导致了教案的频繁发生。     

道安——佛教民族化的重要奠基人——纪念道安大师诞辰1700周年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一代又一代地滋润着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拼搏创新的生命活力。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包容吸收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也吸收了来自外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回顾历史,在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和主体的传统文化之中,儒、释、道三家通过相互比较、吸收和融通,曾不断地充实和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推动民族文化与时俱进,向前发展。     

中印佛教不同命运之比较

佛教兴盛于印度奴隶制发展时期的"列国时代",衰败于其封建时代.然而在中国,它却高度发展于汉魏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形成这一强烈对比的原因有三其一,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达,更需要得心应手的思想统治工具,而主张逆来顺受的佛教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不谋而合.其二,中国有着成熟的封建统治者,对政教关系能处理得恰到好处,可放手发展佛教.其三,中国有着发达的封建文化和社会思想,使富含深邃思想的佛教能与之互相促进,并相辅相成.     

汉传佛教僧团的管理智慧刍议

汉传佛教僧团作为一个善于管理的宗教组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诸多融古通今的管理智慧,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同体共生”的管理理念、“以心为本”的管理模式、“以戒为师”的管理制度,“六和敬”的管理原则以及“弘法利生”的价值诉求等.其中,“同体共生”的管理理念贯穿在汉传佛教僧团管理发展的始终,“以心为本”的管理模式彰显了佛教强调修心的管理特色,“以戒为师”的制度保障是汉传佛教僧团管理的前提,“六和敬”的管理原则是汉传佛教僧团管理的关键,“弘法利生”的价值目标是汉传佛教僧团组织管理的灵魂,这五个部分的有效结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智慧在汉传佛教僧团管理中的生动体现,对当代管理思想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福乐智慧》基于隐士角度之研究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古典文学作品的代表,成功塑造了四个人物,其中隐修者觉醒的形象与汉族隐士形象十分接近。通过隐士角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古代维吾尔族就已经和汉族一样,探索出了入世和出世两条精神道路。其苏菲主义隐修的出世道路对于当下人们追求福乐知足的生活,抵御三股势力的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具有思想盾牌的作用。     

佛教禅宗和道教对金庸《天龙八部》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

宗教对我国的文学作品有着深远的影响，表文从佛教禅宗和道教的教义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及其对中华民族文人的作用入手，分析了这两种宗教对《天龙八部》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     

试论庄佛生态智慧

在庄子与佛教思想体系中,尽管没有生态这一名相,但其内蕴着的万物一体与依正不二、尊重生命与慈悲为怀、齐物与众生平等、崇尚简淡生活等智慧,对于当今人类树立天下一家世界观、对世间生灵怀抱一颗仁爱之心、善待自然万物、最大限度地节约自然资源,提醒人们摒弃"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过把瘾就死"、享乐第一等陋俗恶习,从而在更为深切的层次上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和谐,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浅谈柳宗元对中国佛教之接受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他与同时代的韩愈的反佛主张不同,对佛教采取了接受的态度。虽然他自幼就接触了佛教,但他对佛教的接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期间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他被贬永州,心情的抑郁与佛教徒的频繁接触以及时代风气的影响和自身的性格,都促成了他对佛教的接受。柳宗元对佛教的接受并不是无所取舍的,对待佛教他倾向于天台宗,而对当时流行的禅宗并不是很欣赏。这一点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