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嘉道年间的漕粮海运问题

一、漕粮海运问题的提出作为“天庾正供”的漕粮,在明清两代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历来,为了保证漕粮额项的如数完成,政府专门设有漕运总督,专司其事;而漕粮又一直是通过大运河由官船驳运送往京师的。但是,到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漕粮海运问题却尖锐地提出来了。如果单从表面现象看,河道阻塞是其关键;然而细究其原因,则远远不啻如此。事实上,大运河的淤浅堵塞本身也是与清政府的治河政策以及官(亻了)集团的腐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问题的复杂性是不能简单地用河道淤塞的判断解释得清楚的。     

清代江南漕运特点举述

漕运是封建王朝的一项重要的财政经济制度,由于江南地区地理条件、经济发达,在国家漕粮征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江南漕运,从机构设置,漕运水道,漕额漕赋以及其后的漕运河改海等方面都有突出的特点。从这一方面反映出该地区总体经济状况。     

明清河南漕粮探析

明成化八年河南漕粮按照依赋定漕兼顾运输难易的原则分派于除南阳、汝宁二府外的各府州县。后由于运输艰难，洽代把距离卫辉水次四百里以外州县的漕粮改派在了仪封、考城及河北三府。这一措施避难就易值得肯定。由于浮收严重和粮价上涨，北部州县漕粮负担大大增加，尽管如此，由于河南漕粮总数有限，所以漕粮负担仍在粮户承受力之内。     

北宋漕运与东京人口

关于北宋东京人口的数额,历来是个谜。由于史料记载的阙如,引起了古今史学家们的种种猜测。漕运与东京人口数,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但实际上漕运在北宋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漕粮数额的多少,与东京人口数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本文试图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进行分析,从漕粮数额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期使结论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明清时期的漕粮漂流与国家处置

明清时期漕粮号称“天庾正供”,漕运被视为“国家血脉”,所以倍受封建政府的重视与关注。为了保障漕粮顺利足额抵达京、通二仓与边防要地,明清统治者对于漕粮的漂流有着严格的规定与惩罚制度,并且这种制度随着漕运的演变而逐渐完善与系统化。     

北宋漕运管理机构考述

北宋有一套设置完备的漕运管理系统。在中央,三司是主管部门,负责统一规划全国范围内的漕运工作。在地方,主管漕运大计的部门有转运司和发运司。前者收缴贡赋,后者要及时发送。漕粮上路后,沿途各催纲司、拨发司要担负押运工作。漕粮至京后,下卸和进仓由在京的四个排岸司和下卸司负责,储备工作也由专人负责。北宋的漕运管理机构相当成熟、完善,反映了北宋漕运事业的发展水平。     

明代河南漕粮交兑地研究——基于直隶元城小滩镇为对象的历史考察

有明一代,河南漕粮交兑地经历了多次变化,最后方确定在直隶小滩镇交兑,这其中既受到了自然环境变迁、国家漕运策略调整、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纳漕民众与运军的诉求,而兑漕弊端、漕粮交兑与区域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则充分体现了漕运在明代社会各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     

清代漕粮海运与经济区域的变迁

漕粮海运是晚清最重要的漕粮运输方式。这种运输方式的变化，对清代运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河运漕粮的盛行，直接推动了运河沿岸城镇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漕粮海运是构成运河带经济区衰落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漕粮海运对沿海经济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它对沿海经济的影响，由点到面，重点集中于若干个与漕运相关的城市。     

元代海上漕运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概述元代海上漕运情况以及妈祖信仰在漕运中所起的精神支持作用。以刘家港地区、山东沿海地区、天津地区的天妃宫为例,说明海运漕粮的成功与妈祖信仰的传播是互为促进的。最后提出元朝能推进妈祖信仰,其文化原因有蒙古族萨满教也信奉女神以及元朝统治者对多元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的观点。     

清代漕运官员的沿革、职能、权力博弈与漕弊——以漕运总督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漕运是清代封建国家之血脉,对于维持中央政府政治、军事、经济的正常运转有着巨大的意义。作为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漕运总督,与仓场总督、河道总督等专业技术性大员一样,共同构成了机构健全、管理完善、分工明确的国家漕运系统。除掌控漕粮收兑、运船修造、漕丁检选、查验回空、催攒漕欠外,漕运总督还担负着部分河道、仓储、盐政、屯田、赈济、军事事务,在封建国家行政体制上的位置异常重要,甚至与清朝国运息息相关。     

代课教师清退政策研究述评

代课教师的存在由来已久,关于代课教师的政策随着代课教师群体的存在而产生和发展。近年来国家对代课教师采取了清退政策,由此也引发了众多问题,招致社会各界对此强烈关注。通过对近年来有关代课教师问题及其清退政策研究成果的梳理,初步发现在这一领域还存在研究面广但深度不够,缺乏对保护代课教师群体伦理学意义的重视,缺乏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立足点的理论论证等问题。因此,从制度伦理的角度分析和考量代课教师政策势必会成为未来的研究趋势。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对应分析方法与应用

通过综合运用多元统计中的对应分析方法，以青海省内39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实现了对全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定量化综合评价，结合实际对青海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现状进行讨论分析，为经济决策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对广东省激励型财政政策的两点质疑

传统的转移支付政策是落后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持。但它在给予这些地区经济支持的同时,也造成了这些地区“等、靠、要”的懒汉作风。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一直在尝试着解决这一问题,广东省对此也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并于2004年开始实行激励型财政政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广东县域,特别是部分经济落后的地区财政收入增长显著。这也使得广东省2004年和2005年的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由此可见,激励型财政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笔者认为此项激励型财政政策中仍存在一些不恰当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文章将主要就激励型财政政策中的不当之处进行探讨。     

关于西汉陵县制度研究的几个问题

陵县作为西汉特殊地方行政组织,对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相关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西汉陵县的设置究其根本原因是为了“强本弱末”,削弱地方,巩固中央;同时也是统治者推崇皇权,使陵民“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反映。西汉一朝从高、惠到文、景,再到武、昭、宣计7帝都设置了陵县,并多次徙民充实人口。西汉陵县不同于一般郡县,虽地处三辅之地,但直属于太常管理,陵县令的禄秩也高于一般县令,与郡守相当。而陵民负担则与一般郡县相同。尽管陵县有巩固中央集权、开发关中、繁荣京师的作用,但其后期表现出不利于治安管理、田地资源紧张及生态环境破坏等种种弊端和社会问题,致使元帝终废置陵县,诸陵邑也分属三辅。     

清代甘肃书院时间分布特点成因分析

在清代书院高度官学化的大背景下,甘肃实现了书院教育的普及,从省会到各府州县,甚至有些乡村,都有了书院教育。甘肃书院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准备、兴盛、回落、中兴和废止几个阶段。甘肃书院的发展一方面折射着清廷文教政策和国内时局的变化,同时也受甘肃本土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甘肃书院的发展和全国书院发展不相一致,因此可以说,甘肃是清代书院发展中一个非代表性地区。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精准减负：提升减负政策效能的关键——基于小学生学习投入与主观课业负担类型的划分及特征分析

不同类型学生群体的个性特点与统一政策相冲突是减负政策实施的阻力之一,厘清投入和负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是科学减负的基础。研究采用聚类分析等方法探索了学生在校内外学习投入与主观课业负担的潜在分类,并从个体的学业成就、学习品质及其人际关系等角度探索了各类学生的发展特征。研究发现:(1)学生的负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有的需要减负、有的需要增加时间投入、有的需要提升学习品质,学生可根据学习投入与主观课业负担的状况分为"低投高负型""低投低负型""高投高负型""高投低负型"等四种类型。(2)不同类型的学生无论是在学业成就、人际关系还是在影响学生终生发展的学习品质上的表现均存在显著差异。(3)减轻负担的核心在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品质等非学业方面的素养,无论学习投入程度如何,学习品质表现好的学生的负担感受均较低。因此,人工智能时代下建立对学生的负担状况进行科学分类的精确诊断系统是必要的,不同类型的学生应采取个性化的减负方案,利用智能化的自适应学习系统提升学生的学习品质是减负的核心路径。     

浅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粮食贸易政策的诸多困境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粮食经济发生恐慌。面对内外双重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粮食贸易的干预。维护粮食自由流通和抵制洋米倾销实际上成为中央政府必须解决的两大粮食流通主题。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威权有限,粮食关税政策不能独立自主,始终不能解决省县各自为禁、洋米倾销问题。战前,粮食贸易政策陷入诸多困境之中。     

秦汉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其演变

秦代实行的行政区划是纯粹的郡县二级制,以郡辖县.楚汉之际实行的封建制以军功而非以宗法血缘为原则,与周代的封建制不同.西汉立国至景帝中元五年,封建制和郡县制并存;中元五年以后,汉代真正意义上的郡县制官僚政体才正式确立.汉代的州一直以监察区的形式存在,直到东汉灵帝中平五年,州作为行政区划正式出现,郡县制被州郡县制所取代.秦汉开创的行政区划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实施"新机制"的成效、问题与对策

本文采用问卷和访谈等方法,选择西部地区6省18个县的部分校长、教师、学生和家长,就西部地区农村学校“新机制”的实施效果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具体改进对策。     

我国中小学减负政策的基本共识与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减负政策经历了以防止身体过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取消重点校制度、规范校外培训为侧重点的四个时期。分析四个时期的减负政策可以发现,升学压力是学生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是减负政策的根本目的,调整优化学生负担结构是减负政策的核心内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是减负政策的主要执行主体等四个基本共识。在回顾减负政策历史演进和分析四个时期减负政策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减负政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教育生态从升学导向转向素质导向,学生负担结构从单一转向多元,政策执行主体从教育内部为主转向内外联合,政策思维方式从标准化转向差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