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化媒体时代的粉丝经济——以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为例

粉丝经济在社会化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显露了新的发展契机。《大鱼·海棠》利用社会化媒体平台,借助粉丝自发性传播,以众筹、电影周边贩卖等方式实现了口碑与资金的双重效果。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传播主体、传播客体(粉丝)、社会化媒体三者作用的效果。     

论公共危机传播研究的区域传播视角

区域媒介的整合与传播研究理应成为当下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研究的一个新的理论视域.区域传播的研究领域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区域媒体传播策略和公信力研究、政府与媒体就信息产品制度供给研究、区域媒体报道效果的实证研究,区域内媒体报道的比较研究等.区域传播研究对于拓宽新闻传播学,建立区域内媒介间的联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微博的政府形象传播研究

自媒体平台给政府形象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明显放大了政府发展目标与公众期望之间的结构性风险,传统政府形象传播理论和方法在微博时代都显现出不适应性。政府形象传播亟需转变传播观念,形成政治认同视域下的微博仪式传播思维;亟需建立科学的微博舆论引导机制,提升政府形象传播的有效性;亟需提升官员媒介素养、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积极建立对话新思路与新平台,拓展政府形象微博传播的新路径。     

我国地震灾害危机传播策略分析

地震灾害危机传播是政府在地震灾害发生前后,维持社会秩序、动员公众参与、进行社会管理、创建政府形象的过程。政府、NGO/企业、媒体、公众是危机传播的关键要素。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NGO/企业、媒体、公众的辅助作用,促成地震灾害危机传播管理机制得以顺利运行。在地震灾害中官方与公众间话语空间的互动,为政府处理危机传播、建立良好形象带来积极作用。     

融媒体时代政府传播困境及策略研究

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政府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途径与更为多样的渠道。在借助融媒体平台进行政府传播时,政府需要审视现实存在的困境与误区,从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符号、传播控制、传播运行机制等方面寻找对策,方能真正发挥融媒体的效能。本文试图从融媒体时代政府传播的具体实践模式出发,解读当前政府传播存在的困境,并进一步探索在融媒体时代背景下推进政府传播工作的对策。     

财经媒体传播失灵矫正机制初探

在某种程度上,当金融市场没有实现自行调节和配置,政府干预无效,而财经媒体也没有很好地弥补二者的缺陷时,传播失灵发生。财经媒体传播失灵的原因多元而复杂,市场机制对财经媒体的侵蚀是外因,财经媒体的结构性缺陷构成内因,而市场、政府、媒体间权力的博弈是导致财经媒体传播失灵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在当前转轨时期,加强市场、政府、财经媒体三者间的协作可以视为矫正财经媒体传播失灵的思路之一,文中阐述了市场、政府、财经媒体三股力量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分清各自的边界,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互协作,彼此弥补,共同建立媒体公共服务提供模式的构想,并对该模式的可行性和关键环节予以论证。     

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传播与媒体路径纠偏

媒体是政府公共关系传播实现与公共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和主要力量。但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政府与媒体之间尚未建立起良性互动机制,双方存在角色定位的偏失、追求权力的偏向、舆论监督理解偏差和地缘关系的偏见等问题,需要政府和媒体的调整和适应。     

政府新闻传播中的形象设计与塑造

树立、维护和保持政府良好的媒体形象,已成为贯穿政府新闻传播全过程的基本诉求和评价传播效果的基本维度.本文在明确政府形象设计定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如何在政府新闻传播过程中实现政府的形象传播、形象认同和形象塑造.     

区域性国际传播建设的现实图景与未来展望

当前国际传播格局中,地方传播主体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新形势下,基于构建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立体的国际传播格局的目标,地方层面区域性国际传播的定位逐渐明确。不断融合区域资源与新兴媒体,通过借船出海与造船远航共同发力,媒体矩阵与周边联动雏形的传播效果显现。未来,要做好区域性国际传播工作,助力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仍要继续秉承大外宣理念,通过建立制度保障体系、提升资源整合能力、打造外宣旗舰品牌、形成国际引领力等途径,谋求更多国际话语权,为我国社会发展营造更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地震灾难中的信息传播路径及策略分析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做出快速反应,抗震救灾工作迅速展开。伴随着紧张高效的救援工作的开展,与之相关的信息发布体系也相应建立。其实不难发现,在2003年成功应对“非典”疫情之后,政府和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策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么,本次地震灾害的信息扩散呈现何种路径,媒体的传播策略有何特点,传播效果怎样,本文将从传播学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分析。     

网络舆情危机中政府形象修复的影响维度与路径选择

网络媒体的时效性极易使得政府的负面舆论通过网络传播扩散,形成网络空间的政府舆情危机。危机给政府形象的传播、修复以及政府公信力的塑造等方面造成极大困境。政府形象修复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在于获得公众的认同与媒体的支持。新媒体时代政府应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公信力和执行力,建立系统的危机传播管理体系,才能使政府形象在网络媒体信息传播中实现最优化。     

智能媒体嵌入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风险样态与治理策略——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智能媒体对以数字政府传播系统为代表的政治生活系统的深度嵌入,影响传统政治传播生态的解构或重构进程,并诱发信息传播失灵、过度依赖技术、权力越界、资本侵蚀和治理失范风险。文章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为切入,发现数字政府传播范式的转型及其诱发的信息传播失灵风险、智能媒体技术权力的扩张、数字政府治理权力的迁移、智能媒体技术资本对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侵蚀等因素导致了上述负外部性的滋生。因此,需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优化数字政府传播模式的转型升级进程并提升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民意吸纳水平,提高整体性治理模式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机衔接程度与网络风险综合治理效能,强化数字政府传播的整体性治理效果并优化数字政府资源的配置水平等,进而持续推动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由风险变量转为事业增量。     

合作与博弈：全媒体时代的政府新闻发布

信息时代带来传播内容的数字化,多元化成为未来媒体的新格局,“全媒体”时代对政府如何处理与媒体关系提出新的挑战。在政府新闻发布中,政府和媒体之间往往形成一种博弈局面,若采用“非合作博弈”方式,可能导致冲突愈演愈烈;但若采用合作博弈的方式,往往能使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获得共赢。     

试论西藏地区提升周边传播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

西藏,常常被国外主流媒体作为解读中国社会的窗口之一。因此,做好西藏地区的对外传播工作,是当今西藏地区提高综合软实力的迫切任务。而做好西藏对外传播的最关键一步,就是做好西藏的周边传播。从路径选择上,西藏地区在官方层面,可以通过构建周边传播的多元格局,打破对单一媒介的路径依赖;在民间层面,可以通过自媒体、立体式传播渠道,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西藏周边传播的主体和通道。     

网络媒体对内政治传播的观察与思考

政治传播反映了人类传播活动表达政治,服务政治、参与政治的特性.媒体是实现政治传播最主要的中介方.媒体在政治传播中通常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独立性.虽然政府与媒体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媒体是独立于政府和民众之外的第三方.     

2004年"新闻发言人制度"关键词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经由政府的大力提倡，2004年步入稳健发展阶段，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全国已有15个省级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有13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媒体在对该制度争相报道的同时，也开始以更理性和成熟的态度看待政府这一重大举措。新闻传播理论界在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宣讲现代传播理念，同时也将新闻发言人制度列为重要研究课题。     

从传播学视角看中国儿童文学的推广与发展

从传播学"五要素"来看,中国儿童文学的传播主体是政府、组织、个人;传播内容是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或与之相关的信息;传播的渠道是,不同主体选择或大众媒体或专业媒体;传播的对象是真正喜欢和阅读中国儿童文学的目标人群;传播的效果是兼顾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中国儿童文学传播与推广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传播意识与传播技巧欠缺,导致传播效果不理想。只有提高了原创力与传播力,中国儿童文学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政府公共事务传播模式的重构——以“躲猫猫”事件为例

本文通过解析"躲猫猫"事件,从信息传播角度阐述政府公共事务传播模式的重构:探索政府如何通过公共事务传播提高其传播效率和政府公信力、媒体在公共事务传播中如何发挥其作用和职责、公众在公共事务传播中如何发挥其民主监督以及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间的互动等。     

媒体三主体"PMG"的互动关系与和谐社会的舆论构建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政治格局多元化、经济全球一体化和信息传播国际化的时代，法制化和民主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在构建和谐社会舆论的进程中，大众媒体日显重要。作为传播活动中的三个不同意义上的主体“政府、媒体和公众的三角关系只有保持三足鼎立和相互制约的局面，才不至于破坏全社会的整体平衡。”即“公众、媒体与政府关系的动态平衡”。国家政府需要通过法制和决策制约媒体、调控社会、引导公众媒体报道影响政府、在服务公众的同时引导公众公众意见监督和左右媒体、推动政府。有的学把这种三重主导关系简称为“PMG关系”，包括：政府高位调控的G型主导体现媒体双向功能的M型主导和保证大众话语权的P型主导。[第一段]     

黄河文化的对外传播:价值取向、现实困境与路径创新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是对外交流、国际沟通中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之一.由于我国对外传播话语权的缺失、西方媒体偏见性的议程设置以及我国媒体与国际舆论传播规律不相适应,导致黄河文化对外传播效果难以尽如人意.利用非官方身份的民间媒体来淡化政府"硬"身份、发挥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传播信息优势、注重理念与实践的双重落实,已成为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