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探析——以宜春市2021年生效判决为分析样本

以江西省宜春市2021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生效判决为分析样本,从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行为、罪名性质、刑罚适用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进行分析。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性质采取帮助犯的量刑规则,而非帮助行为正犯化,本罪的成立仍以主犯实施犯罪为前提,同时帮助他人实施本罪的帮助行为也将构成本罪。但在本罪的司法适用中也有对“帮助行为”“明知”进行扩张解释的嫌疑以及“情节严重”认定不统一的情形。针对以上情况,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不得随意扩张解释本罪的帮助行为的类型并统一认定“情节严重”的条件,从而真正做到公正司法,确保公民合法权益。     

对"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的理解

刑法第311条规定的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的成立以行为人“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为前提条件,行为人对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是否“明知”就成了本罪是否成立的关键。文章拟从“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的涵义、如何认定、“明知”的形成时间及其与刑法总则“明知”的关系等方面理清相关问题。     

电信网络诈骗中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问题研究

在互联网络高速发展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手段层出不穷。其中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人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共同犯罪还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务中产生很大争议。对此,应当先从对诈骗罪既遂判断标准的选择上进行分析,再对行为人在不同时间节点介入到电信诈骗犯罪活动进行分析,以及对行为人主观要素的分析,这其中包括对行为人主观“明知”内容的认定,还有对“事前通谋”的界定。准确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之后再对帮助取款行为的性质进行认定。     

从证据采信角度解析如何认定运输毒品罪的主观明知——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虽然运输毒品罪是以当事人主观上明知为核心要件,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运输毒品犯罪的特殊性,要从主观上认定行为人是否故意、是否明知难度很大,尤其当今社会毒品犯罪日益猖獗,犯罪手段日益隐蔽,出现了很多新花样、新形式,受他人"蒙骗"也成了犯罪嫌疑人推托罪行的一大辩解。因此,如何认定主观上是"明知"还是受他人"蒙骗"成为毒品犯罪中的关键问题。作者认为,毒品犯罪的主观明知是运用推定原则来认定的,行为人只要符合规定的情形,并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或举出反证的,就可推定其主观上是明知的。而受他人蒙骗则要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形综合加以分析。实践中,雇佣人、策划人等"上线"的口供证据也是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明知"还是受他人"蒙骗"的重要途径。审判实践中,从证据采信角度判断行为人是否主观明知,应从主客观相统一、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合理排除疑点、"上线"口供分析判断等几方面综合考虑。     

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

集资诈骗罪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主要存在着对罪与非罪的认定困难、对此罪与彼罪的区分困难、对集资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困难、对社会公众的范围界定困难、对集资人使用的诈骗方法的认定困难等难题。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是合理解决这些难题的核心所在。本文从我国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现状出发,进而阐述由此产生的实践难题,最后通过系统介绍解决这些难题的可行路径,为司法认定难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论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

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是指乘他人不备公然夺取或秘密盗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行为，其侵犯客体是国家对国有档案的管理秩序和国家对国有档案的所有权，抢夺与窃取是本罪的两种行为方式，抢劫国有档案的，则应当直接以抢劫罪定罪。本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而对国有档案的明知只要求有盖然性认识即可。只有明确这些，才能正确认定本罪的实质。     

刑事推定在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的适用

中国刑法第三章中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其生产和销售行为在主观要素的"明知"上存在着差异,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的"明知"的认定需要借助刑事推定来确定,因司法解释对该主观要素的推定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来以小见大,借以帮助认识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主观心态。但是,刑事推定不可以被滥用,因为刑事推定极有可能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结论,因此应当谨慎使用刑事推定,取得刑法保护社会机能和保障被告人人权机能之间的平衡。     

侵犯注册商标犯罪的法律适用与缺失

近年来商标侵权犯罪案件日益增多，而目前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侵犯注册商标犯罪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假冒注册商标罪时对于“明知”、“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等的判断标准不一致。应该完善关于商标犯罪的法律规定，实现与有关注册商标、商品分类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的衔接，正确理解“明知”、“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的含义，从而正确区分商标侵权行为中犯罪与行政违法、民事侵权的界限。     

"天价葡萄案"之刑法剖析

“天价”葡萄并非无价,根据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完全可以准确认定。盗窃罪作为财产性犯罪,盗窃数额的认定对成立本罪意义重大。依据破坏生产经营罪主观要件中的“其它目的”的解释原则,“天价葡萄”案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高空抛物罪认定的难题及突破

高空抛物是城市治理中的一大顽疾,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严重影响和谐社会构建。为及时回应群众保护头顶安全的呼声,在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增设了高空抛物罪。目前,认定高空抛物罪时遇到的主要难题有：“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不明确、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不明确、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否存在竞合关系等。高空抛物罪认定的难题可从以下几方面突破：明确“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明确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特定情况下存在竞合关系。     

对赃物犯罪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赃物罪的认定应准确把握以下几点,行为人主观上必须为明知,这种明知在证明上可采用推定的方法,其侵犯的对象限于赃物,关于赃物有其特定的范围,并非所有与犯罪有关的物品皆为赃物,以此作为理解本罪的四种行为方式。     

滥用职权罪罪过形式新探——以行为故意为视角

滥用职权罪是《刑法》新增设的罪名。该罪的主观罪过认定难度较大,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滥用职权罪的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可能是持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但是,行为人对滥用职权行为本身却是出于故意的态度。通过借鉴“行为故意”的理论可以更好地认定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     

试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态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97《刑法》新增的罪名。目前,在该罪的准确认定上,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面临着一些难题。理论界对于该罪的构成要件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争议。如何正确认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要件,对于合理界定该罪的犯罪,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污染环境罪行为构造的规范认定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设定为“严重污染环境”,而相关司法解释对不同情形的细化引发了对本罪基本犯属于行为犯还是结果犯的广泛探讨。应当站在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转变治理理念,尊重生态利益的独立地位。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呈现双重构造,既包括与人类基本生存相关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也包括自然生态环境本身。面对司法实践中罪名边界模糊化、结果犯中因果关系认定困难等问题,应当具体区分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法益内容与主观方面以实现二者的合理界分。此外,可以通过因果关系推定的路径解决证明难题,消弭刑事处罚漏洞,及时规制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     

犯罪故意中“明知”的涵义与内容——根据罪过实质的考察

罪过的实质是行为人对社会价值的敌视、蔑视或者漠视、轻视的态度；犯罪行为是犯罪主体的主观罪过在现实中的展开。对犯罪故意中“明知”的涵义应作实质理解，即是指“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对自己希望或者放任中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罪特有的客观性质的明确认识”。明知的内容是行为人对自己意识状态中的行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危害性质(包括行为对象、方法、特定的时间地点、违法性等)，行为结果以及行为发展过程的明确认识。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洗钱罪问题探析

应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的呼声以及国际反腐败公约的要求,洗钱罪在《刑法修正案（六）》中对上游犯罪的范围等方面作出修改。但本罪仍存在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本罪的客观行为无论其具体表现形式如何,究其本质都是将犯罪所得的性质进行清洗,而不限于被动地隐藏或掩饰;其主体仍然应当依据“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理论,认定只能由上游犯罪本犯以外的其他人构成,并且本犯的范围仅限于上游犯罪的实行犯而排除教唆犯和帮助犯;主观“明知”的含义,基于司法便宜的考虑以包括“确知和应知”为宜。     

挪用型犯罪中的"归个人使用"研究

通过对三种挪用型犯罪即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以及挪用特定款物罪中“归个人使用”的研究，解决挪用型犯罪在司法认定方面的疑难问题，并在理论上进一步引申，以更好地预防和惩治挪用型犯罪。     

运毒行为的刑法适用

对运输行为按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内容来定罪,既解决了运输毒品罪与走私毒品罪、贩卖毒品罪的区别,又解决了非法持有毒品罪与运输毒品罪的区别问题。按行为人犯罪意图的实现程度来认定犯罪的结束形态,可以解决运输毒品行为的犯罪预备、未遂与既遂问题。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刑事过度化及其合理限控

为了遏制野生动物行政违法刑事化趋势,“两高”2022年出台了新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司法规则层面较好地控制了刑事过度化问题。然而,野生动物保护刑事过度化问题至今依然存在：一是立法过罪化,具体表现为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完全重合、刑事立法超越行政立法保护的野生动物范围;二是司法过度化,具体表现为拓宽犯罪行为圈、降低主观明知认定要求、随意扩大对象范围、犯罪标准行政违法化等。刑事过度化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治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过于依赖刑事手段,司法机关过于注重形式入罪忽略实质出罪,行政前置法规范不完善等。应当通过限缩刑法制裁范围、合理规制犯罪行为、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等途径予以解决。     

污染环境罪设置危险犯的探析——以津冀巨型渗坑案为契机

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确立的污染环境罪是结果犯、行为犯还是危险犯一直存在争议。2013年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对此进行了说明,但并没有因此解决环境污染罪犯罪既遂标准的难题。学界通常将污染环境罪认定为结果犯,实务中也以发生危害后果来确定此罪,但环境污染危害结果发生的隐蔽性、滞后性,环境污染治理的复杂性、高成本等特性都决定了有必要在污染环境罪中设立危险犯的相关规定。在考虑我国特殊情况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可以对污染环境罪设置危险犯从侵害客体、主观方面以及既遂标准方面作出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