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况周颐对明词的重新评价——兼及况氏之词心史观

＂词亡于明＂、＂明代无词＂,是清代词学一个不证自明的价值判断,况周颐则在词史观、词学价值观、词学批评等方面对其予以反拨,以为词史上的词格纤靡之变,罪不在于明而在清;明词体性与风格新变,乃是风会所趋,以陈铎和屈大均词作为代表的一代明词有其重大词学价值,体现出对明清词史的重新反思。况氏对明词的重新评价根基于其词学价值核心——词心,以＂词心＂观照词史,构成其词心史观。     

况周颐对明词的评价与反思——兼论清人对《草堂诗馀》的评价

清人对明词创作多持否定态度,多有不够允当之处,相对来说况周颐的意见较为中肯。究其原因,明代词学推举性情,重视作品中性情的抒写,浙西、常州词派虽不废性情之作,但于性情内涵以及抒写方式的界定上与明词有根本的差异,他们倡导“醇雅”、“比兴寄托”、“沉郁”之论,反对明词创作中性情抒写俚俗化的倾向,而况氏在性情论上却与明代主情论词学思想存在着一致性。另外,《草堂诗馀》在明代词学建构与词坛创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浙西、常州二派对《草堂诗馀》多持批评态度,往往将明词的衰靡不振、创作中的俚俗化与《草堂诗馀》联系起来,而况氏对于《草堂诗馀》却有着与浙、常二派不同的看法。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况氏在评论明词时才能不废有明一代词作,并给出中肯的评价。     

明词曲化现象述评

从明初的高启,历经明中期的杨慎、吴门词派、王九思到明后期的王世贞、施绍莘、陈继儒、高濂、卓人月等的词作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曲化现象。明词的曲化,实是文体演进规律使之然,反映了词由乐而文、历俗而雅发展过程中的反拨,是词学发展中的一种回溯现象。明词的曲化,并非弊病,它正好是构成明词体式上的重要特征。     

论苏轼与"新旧党争"

苏轼是我国宋代名的学家。诗、词、皆工。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开有宋一代诗歌之新风气；词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一生仕途屡遭贬谪，其缘由皆与“新旧党争”有关。     

杜濬《初闻灯船鼓吹词》的叙事艺术

明遗民杜濬“诗史”名作《初闻灯船鼓吹词》，是一首反思明亡的时代挽歌，具有浓厚的批判色彩。诗中探究了明亡的原因，以灯船盛衰，抒写一代历史的变迁，体现了诗人深刻的历史反思与“以诗补史”的叙事艺术。     

论明词的价值及其研究基础

一、 从明词作家、作品及艺术成就、明词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明代词学的发展等三个方面，论证了明词的学价值。二、从考证明代人的生平生状、考察明代艺思潮以及其他体作家作品的考证等方面，论证了明词的献价值。三、从献清理的角度论明词研究的基础，指出选本不足据，成说不足凭。     

明末词运之转移与清词中兴之契机 --云间词派新论

明末易代之际,云间词派大放光明,一扫明词尘俗卑靡之意格,抒写身世零落之感,家国沦亡之悲,沉雄凄丽,意内言外,大大提高了词的审美品格。云间词派坚守南唐北宋词的路数,托兴深微,又胎息传奇笔法,开启了清词中兴之局,可称明清词运的转捩点。云间词派诚为清词中兴赢得了契机,但词学上的复古主义、教条主义也对清词流变带来了若干负面影响。     

韦庄"追念宠姬词"考辨

宋人杨Shi提出韦庄《小重山》（一闭昭阳春又春）等词为追念被蜀主王建所夺宠姬之作后，代相沿袭，附会甚多。然而，有宋一代诸多志传未取此说，正值开基创业之时的王建对倚重之心腹大臣不致于会夺其宠姬，韦词实是为早年甘苦与共之亡姬所作，韦词中“忆旧欢”之作和代人作，均非为“追念宠姬”之作。     

词"婉约"与"豪放"说略

词有“婉约”、“豪放”之分，始于明人张Yan，而以此划分词派则在清代。词或“婉约”或“豪放”相关词人作词的主观原理，相关词人自身的资质、气度，还与作品的题材及作品产生的化背景相关。对“婉约”、“豪放”。前人尚有正、变之议，今人则认为是一体分流，双峰并峙。我们要善于分别同一词派词作、同一词人词作的精粗高下。     

试谈明词的历史地位和创作成就

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一种脍炙人口的文学体裁。它以特有的音乐美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一切真正的艺术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宋代是词的全盛时期。宋以后,词并没有中止和消亡,而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继续发展着,直到近代仍没有丧失其活力。金、元、明、清各代词的创作都有一定的成就。 但是,明代的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建国前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大都不提明代词。建国以来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也不提或很少提到明词。就拿两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来说。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只是在介绍“清初的词派和词人”时,追溯前代,提到“明人词多率意之作。杨慎、王世贞稍为突击,而成就不高。惟明末陈子龙是一个优秀作家。”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在谈清词时,提到清初词家“有的沿明季词风,以花草为宗,提倡婉丽,于律多疏。” 长期以来,对明词的忽视和评价偏低,与明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是并不相称的。 明代,由于拟古风气甚浓,八股文取士制度盛行,以及政治腐败,给文学以不良影响。除了流行于民间的、以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情趣为特点的小说成就较高而外,其它方     

《说文解字》中的“亦声”研究

“亦声”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会意兼形声”或“形声兼会意”,“亦声”就是意兼声,是一种既不同于会意又不同于形声的特殊结构。声兼意不同于“亦声”,最好将它称之为“亦意”。     

试论以人为本理念下的高校图书馆工作

为适应新世纪我国社会全面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高校图书馆要转变对图书馆事业的认识,充分认识到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对社会和大学整体发展的重要意义,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无论从资源建设、服务项目配置还是服务格局和操作细节上,都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和精神,为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赢得空间,赢得高校师生、社会读者的信任和支持。而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好坏优劣．最终也离不开入的服务。任何冷漠、刻板、机械僵化,忽略人的个性化需求．都会阻碍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开展。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对广大读者做到有求必应,才能赢得大家的认可。     

“以德治国”方略与学校德育

落实“以德治国”方略,就是要在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关系。而要做到这些,关键问题是要切实抓好教育这一环节,而其基础性工程就是学校德育。“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和实践,为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提供了新的更好的契机,制定了新的更高的目标。学校德育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基础性工程;“以德治国”方略是学校德育建设的强大的精神动力;“以德治国”方略对学校德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关于僧肇“空”观思想的本体论解读

本把僧肇“空”观思想放于本体论语境中加以思考,认为僧肇阐释的“空”观思想建立起了中国哲学中第一个比较彻底的本体论,拯救了老庄玄学建构本体论的失败,完善了整个中国哲学体系。     

论“以人为本”教育理念下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以人为本”教育理念,适应了时代要求和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需要,是对传统教育理念的创新和发展。“以人为本”教育理念,要求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者必须转变传统的管理思想,进行教育管理制度的创新,确立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材,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李大钊《“今”》之“今”论

李大钊名作《"今"》(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一文,阐发了他对"今"的观点。他指明了"今"最可宝贵的道理,"现在"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必要环节。李大钊对于厌"今"是持批评态度的,对于乐"今"也不赞成。李大钊要大家努力的方向不是返回过去,而是走向将来,而走向将来必须要以今日的努力创造为根本。他的"今"论有进化论的影响,就其实践性来说显示了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昂扬的奋进精神;是辩证的"今"论,具有高度的哲学思辨性,复古倒退,沉迷将来,都不能说是真正把握了"今"之真谛;"今"论还实现了时间观与人生观的相合。这对于今天我们青年珍惜时光、重视今日进行创造有着直接现实的指导作用。     

传统“化”之观念的本土心理学探究

“化”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化”与“人”几乎一开始就是密不可分的;“德化”与“自化”是人之化的作用机制,“化”体现了中国儒家积极的人生观;中国传统“化”之观念,不仅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更有重要的本土心理学意义。     

“三个代表”与列宁主义的党建思想比较研究论纲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与列宁主义党建思想的产生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三个代表”思想实践并丰富了列宁主义的党建思想;“三个代表”思想同列宁主义的党建思想一样,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     

儒家思想中积极因素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中有许多积极因素,对现实有参考意义。儒家的正身思想对现在的领导干部如何以身作则有参考价值;举贤才思想对今天人们如何真正尊重人才有积极的意义;民主思想对现实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义利思想对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深刻的启迪。     

师生对话:何以可能——教育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师生对话作为一种应然的教育取向是值得提倡和施行的,而在现实的课堂教学中对话教育理念的实现存在着种种制约性因素。具体体现为师生对话主题是“法定性知识”的影响、师生各自“法定角色”的限定以及师生行为“惯习”的制约等。惟有对这些制约性因素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才能在“应然”的教育理念和“实然”的教育现实之间寻求到恰当的平衡点,最终使对话的教育理念得以最大程度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