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英译之"形式"述评

古诗词英译是十分困难的。译诗要达意，忠于原作，还要尽可能在风格与形式上与原诗保持一致。但意似应重于形似，形式可以多样，可译成诗体也可译成散体，如有必要还可加注。     

从穆旦自译诗看其诗歌翻译观

诗人穆旦是杰出的翻译家,他曾为国人译介了大量浪漫派诗歌和部分现代派诗歌。穆旦在诗歌创作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一些诗作翻译成英文,这些自译作品向我们展现了他对诗歌美学的追求及其独特的诗歌翻译观:反对逐字逐句的直译;在语言运用上须发挥译者的创造性;翻译时须兼顾原作的内容与形式;以诗的语言去译诗,从整体把握原作精神等。     

中国古典诗歌格律在翻译中的传达

在诗歌翻译中为了更好地再现原作的神韵风貌,以格律形式表现出来的音韵美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中英文传统诗歌在格律上是大相径庭的,那么要在译诗中表现中国诗词的音乐美无疑存在很大困难。该文从中英诗歌共同的表现手法入手,对它们在分行、用韵、平仄以及步格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格律在翻译中的传达问题。     

浅析《乡愁》英译文中的翻译理论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极高境界。诗歌文体以传情为主要目的,为最大限度地获得传情的审美效果,诗歌常常要运用独特的意象、音韵和语言形式。意境是诗人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因此,译诗要传达意境,译出诗作的形美、音美,保持原作的风格。本文认为在选词用字、句式安排、语义衔接上,译者都以一定的翻译理论为基础,深入了解诗人的情感历程,体会其诗深意,悟其神韵,把原作的艺术意境准确地传达出来。     

也谈格律诗英译的三个层面

在音韵、词汇与修辞、意蕴三个层面上分析格律诗英译中的翻译和变通问题。翻译诗歌要尽可能保留原诗的音韵之美，格律诗中的平仄押韵等与英诗的音步韵格之间存在可译性，因此应在不损原意的基础上表现出原诗的音韵之美；中国诗歌的用词、文法和修辞要有适当的译入语与之对应；上乘的译品能再现原作的意蕴。作者提出论点并结合大量翻译实例予以论述。     

传神达意：翻译理论中的一朵奇葩

在文学翻译方面,我国本土翻译家们结合切实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一些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汪榕培先生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总集《诗经》时提出了传神达意,翻译时做到了＂以诗译诗,形神皆似＂,在传达原作的音韵美方面堪称模范。     

“戴着脚镣跳舞”——论卞之琳的诗歌翻译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其诗歌翻译成就卓著。卞氏非常注重音韵与节奏的传达,其译诗基本保留了原诗的音韵结构,很好地表现了原诗的音韵美。他创造性地采用了"以顿代步"的翻译方法,为以音步建行的英诗找到了以顿建行的汉语对应表达方式,使得原诗的节奏美与音乐效果在译诗中得到充分再现。     

为英语诗歌归化式律译一辩

我国翻译界历来对归化式律译扬少抑多。但认为律译有诸如语言陈腐、凑韵、旧瓶装新酒等缺点的论点,是经不住推敲的。其实归化式律译应以以下四条为标准：第一,在内容上要力求忠实;第二,要采用与原诗最接近的汉诗形式;第三是要译出原文之风格和情调;最后就是要译出原作的诗味。以此四条为评价尺度,则归化式律译的作品大部分是成功的。因此,归化式律译不仅可以做,而且还可做得好,应当加以鼓励。     

诗译的理和现实

译诗是知其不可译而译之,本文从意境和韵律两方面论证诗歌在理论上的不可译性,提出了诗歌的翻译不应拘泥于原诗的形式,译者应在忠实于原作风格和意境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关于苏轼《水调歌头》英译译文的对比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的方法,讨论了中国古诗原诗与英文译诗之间语音形式统一的问题.本文分析与比较了苏轼<水调歌头>的两篇译文一篇为John A.Turner的自由体译文.另一篇为许渊冲的韵诗体译文.通过比较分析,许译能从语音形式上再现原作艺术风格.     

汉诗英译中情感的传递——以《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四译本为例

情感是诗歌的本源,再现诗歌情感是翻译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该文以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为例,从选词、音韵及句法三方面分析叶维廉、Burton Watson、Tony Barnstone及许渊冲的译诗在情感传递上的得失。在诗歌翻译中,意义和形式同样重要。译者只有在正确传达原诗语意的基础上,兼顾音韵的传递和句式的保留,才能使译诗读者获得与原诗读者相似的情感与审美体验。     

汉诗英译中情感的传递--以《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四译本为例

情感是诗歌的本源,再现诗歌情感是翻译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该文以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为例,从选词、音韵及句法三方面分析叶维廉、Burton Watson、Tony Barnstone及许渊冲的译诗在情感传递上的得失。在诗歌翻译中,意义和形式同样重要。译者只有在正确传达原诗语意的基础上,兼顾音韵的传递和句式的保留,才能使译诗读者获得与原诗读者相似的情感与审美体验。     

英诗汉译中音美效果的传达——以Break,Break,Break为例

以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代表作Break,Break,Break与黄杲炘、孙梁的汉译文本为研究对象,从音韵美角度来解读原诗的特征,并通过对比的方法来分析两首译诗中对原诗意义、音韵、节奏等方面的翻译处理,探讨译诗如何实现对原诗的音美再现、译诗如何借助音乐性来尽可能传达原诗的思想情感。     

王椒升与易安词的英译

易安词及其译者研究由来已久,但王椒升在国内翻译界还是个陌生的名字。他不仅翻译了《荷塘月色》《故都的秋》等经典散文,还是李清照词的少数几个全译者之一,他的宋词翻译在国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梳理翻译家王椒升的生平与翻译活动,作为译者他矢志不渝,他的译著质朴传神,他的翻译思想体现在"以诗译诗"之中。王椒升认为译者必须懂诗、写诗,然后才能够译诗;但是翻译诗词绝不能被格律或形式所束缚,思想的表达要优先于形式。译作语言要设法接近原作,要注意保留原诗格律、形象,特别要再现诗中的意境、气氛,意为译诗必须像诗,即以诗译诗。     

《西风颂》两个译本的比较研究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名作《西风颂》在形式、音韵效果和意象方面颇具特色,文章选取王佐良、江枫两位译家的译本进行对比,通过二人对细节的不同处理,使读者更好地欣赏原作的音美,形美和意美。     

《葬花吟》三个英译本比较研究

《葬花吟》是《红楼梦》中的重要诗篇,其英译本以杨宪益、霍克斯、许渊冲三位译家的比较有代表性。从意象的传达看,杨氏从中国文化视角出发,多用直译,取得了与原作相似的效果;霍氏从西方文化视角出发,对原文的某些意象做了变通处理,措辞更显生动,有助于西方读者的解读;许氏直译和意译并用,在某些意象的再现上比较成功。从音韵的再现看,杨氏采用了中国古诗的押韵模式（abcb）,以与原诗保持一致;霍氏和许氏则采用了英语诗歌中较常用的联韵模式（aabb）,且三位译者在传译过程中大量使用了头韵。所以,三种译文读起来都富有音乐美,难分伯仲;从形美的再现看,三位译者都以诗体形式再现原作形式,诗行和每行的音节数基本上相似,传译出了原诗的形体美。总之,三种译文虽有不足,但瑕不掩瑜,为汉诗英译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研究和欣赏。     

文学风格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笔者认为,不同的文学作品有各自不同的风格。译者必须具备“译者意识”,从内容到形式,即在语言、句法、文化背景,民族色彩、审美情趣等方面,忠实并切合原作,准确把握原作的神韵、意境,原作风格的“不可译性”是能够过渡到“可译性”的。如果原作清新淡雅,译作也同样清新淡雅;原作诙谐幽默,译作也诙谐幽默;原作隐晦生涩,译作也隐晦生涩,尽力达到“语言的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唐诗英译 以意为先

唐诗英译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跨文化传播活动。译者既要考虑唐诗的音韵、结构和修辞等语言特征,又要准确传达诗的整体意境和文化内涵。本文从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首《竹枝词》的不同译文入手,比较、分析了各译作的语言艺术及整体效果,认为唐诗英译应遵循以意为先的原则,以传达原作的整体神韵为第一要务,并在此基础上尽量弥补诗歌翻译中音美和形美的损失。     

庞德《送元二使安西》译诗研究

庞德《送元二使安西》译诗通过音韵、节奏、意象等手段成功的传达了蕴含在原诗中的离情别绪。在译诗中再现原诗的情感,正是庞德的孜孜以求的翻译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