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兴及其后裔与滁阳王庙祭祀

郭子兴可谓朱元璋的“伯乐”,死后被追封为滁阳王,其后裔的生死问题扑朔迷离。有观点认为郭子兴有第四子名郭老舍。明孝宗时,郭老舍之后郭琥取得了滁阳王的奉祀权,引发宥氏为首的庙户的不满。围绕着郭子兴第四子郭老舍真伪,郭老舍后裔与宥氏纠缠不清,最终以郭氏的失败告终,从中不难窥视朱元璋的真实意图。     

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崇拜

作为黄河和漕运的保护神,金龙四大王崇拜的兴起和明清国家的治黄保漕活动密切相关.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是治黄保运的关键地区,金龙四大王崇拜尤为盛行.金龙四大王崇拜在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的传播主要得益于明清国家及地方官员的推动.相比明代,清代苏北运河区域金龙四大王庙宇数量更多,分布也更加广泛.     

明代河南清化镇的商业规模——隆庆五年《创建金龙大王神祠记》及相关碑文研究

隆庆五年(1571年)《创建金龙大王神祠记》是河南清化镇商人集资创建大王庙的碑铭,该碑可以确证,嘉隆年间清化商业已相当繁荣,至少有数百名各地商人汇聚于此。该镇的商业规模提示我们,对明代华北的商业发展水平可能需要重新估计。     

张雨与元诗四大家交游考述

元代方外诗人张雨与在元代诗坛影响较大的元诗四大家交往甚密。张雨皇庆二年(1313年)与虞集、范梈订交于京师,与揭傒斯订交于天历元年(1328年)后。张雨与四大家多有唱和赠答之作。张雨对虞集执弟子礼,诗文皆受其影响;张雨之诗以气韵为胜,则是受杨载影响;张雨诗风、书法与揭傒斯皆有相似之处。张雨与四大家的交游,使其诗风、书法风格都超越了道士空泛飘渺的限制,提高了自己在诗坛的地位与影响,成为元诗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诗人之一。     

商人会馆碑刻资料及其价值

商人会馆碑刻资料是目前所见反映明清时期商业城镇发展和市场层级状况最具价值的资料之一.会馆的创建、重修经过可展示该帮商人经济实力的增长过程,也间接地反映出会馆所在城镇的商业发展脉络.碑铭所镌捐款部分是研究商人经营活动和市场实态最为翔实的资料,其所显示的各城镇商业规模和特色,以及腹地范围等信息是其他资料无法替代的;特别是关于抽厘率的记载,可据以对商业规模进行估算.     

碑刻资料所见金代法律制度及其特色

金代是以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北方政权,自1115年建国至1234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刻有文字的金代石刻不断被发现,为研究金代历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石刻资料中透露出有关金代法律的一些信息,为研究金代法律史提供佐证资料。     

宗族祠堂碑刻的类型及其传播

宗族祠堂是国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祠堂碑刻记载着祠堂的历史、宗族的迁徙发展和对族人的训诫等内容,是祠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祠堂碑刻对弘扬、传播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价值。     

十六国北朝碑刻的破体现象及其成因

十六国北朝碑刻的破体现象十分突出,具体表现在融合多种书体特征的＂破体书＂和大量俗体字上。本文由分析＂破体＂概念的内涵入手,试从书法和文字两个方面分析十六国北朝碑刻的破体现象及其成因。     

渝东南酉水流域民族民间碑刻遗存及其文化研究

渝东南是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其酉水流域的很多碑刻遗存,将丰厚的民族精神、文化因子、山川胜迹、语言文字、宗族条规与宗族事务碑文、报恩精神、坚贞不渝、团结一致等优秀文化素质蕴藏其中,扬善彰贤,宣扬传统美德,对社会世态进行规范引领,宗族条规有法律行政等功能,是民族文化的宝库,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和抢救保护。     

四大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操作风险及其相关性评述

四大商业银行是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核心组成要素。操作风险防范已成为四大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目标之一。内部控制是风险防范的有效措施。四大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处于不完备状态,对操作风险防范的支持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四大商业银行应大力加强内部控制,改进内部控制机制,以提高操作风险控制能力,从而提高银行运营的稳健性。     

一般的思想及其背后:庙会中的行善积功——以明清京师泰山信仰的碑刻资料为中心1

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清时期的行善积功思想为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所共享,这在京师东岳庙与泰山信仰的其他寺庙碑文中有清晰的体现,不同身份群体采取不同形式在宗教仪式性活动中加以实践,人们也用不同的宗教观念对其合理性和意义加以论证,这反映了人们对当时的社会道德危机的普遍认同。当然采取类似行为的背后还会有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而这会为我们理解明清京师社会的一些更为复杂具体的问题提供线索。     

徽州绩溪“四大胡氏”源流及其名人略说

皖南徽州绩溪县著姓胡氏,一般而言有“四大胡氏”,即通常所指的“明经胡氏”、“金紫胡氏”、“龙川胡氏”和“尚书胡氏”。它们同姓而不同宗,各有始祖,各有宗祠,且均名贤辈出、代不乏人,各以其独特的宗族文化著称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