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州镇与唐代后期人口流动——以宗教活动为中心

幽州镇是河朔三镇之一,是唐后期典型的割据型藩镇,在地理上自成一独立单元。从高僧游历和房山石经题记巡礼碑等反映的宗教活动来看,幽州镇境内的高僧进出是很经常、频繁的。涿州范阳县石经山造经活动很兴盛,在以石经山为中心的地区存在着定期性的人口流动,他们虽然以幽州镇和河朔居多,但也有相当数量来自全国其他地区。因此,幽州镇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仍很紧密,并未因为政治原因而中断。这就启示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藩镇特别是割据型藩镇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魏博镇对唐后期政局的影响

史家认为唐后期藩镇之祸主要因为河朔三镇割据。事实上,唐后期祸乱的主因在魏博镇。一是代宗姑息纵容,致使魏博地方独立化的实现,独立化主要包括地方专制集权和藩兵嗜利集团的形成;二是魏博镇影响其他方镇,为求土地子孙相传,推动藩镇联盟的形成;三是魏博式的骄兵成为左右藩镇,甚至是关乎唐朝存亡的力量。德宗锐意削藩的失败,宪宗短暂中兴的实现,穆宗长庆销兵的破产,朱全忠灭唐终成霸业,均与魏博镇的影响有关。     

临济禅法的禅思取向——“真正见解”

临济禅思的根本取向就在“得真正见解”,对临济义玄来说,这是达到“生死不染,去住自由”境界的前提条件。黄檗希运对临济宗的贡献,成为了临济义玄禅思取向及其创新的源头;临济禅法中“三玄”、“三要”,是建立在“主宾”关系这一核心理念上的。临济禅师用棒喝的方法来打断学人的颠倒妄想,针对性极强,尤其对那些没有证悟到“自心实相”,而只是把自己的见解当作佛法的人来说,其见解恰成证悟“自心实相”之障碍;因此,临济棒喝禅风又源于义玄的求取“真正见解”之禅思取向。     

临济义玄禅法解读

临济义玄是中国禅宗史上著名高僧,其禅法在禅史上别具特色:其以棒喝显机施化,以呵佛骂祖破除学人执迷,以"四喝"、"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等门庭施设接引后学,形成了以峻烈为主要特征的"临济家风",体现了大乘道者广度有情之无边大悲与佛法之微妙甚深。     

痴绝道冲禅法思想析论

痴绝道冲是南宋后期一代临济宗高僧,被誉为“真法门之栋梁,后学之标准”。“以激扬宗风为己任”是痴绝道冲禅法思想的特点及其价值旨趣,他的禅法思想性格,虽有融合之精神,实则回归于古德临济义玄时代,不受普遍流行的看话禅、文字禅、默照禅之禅风影响,亦不受宋代禅宗内部禅、净融合论之影响。在儒、释、道三教关系问题上,痴绝道冲主要继承和发展了明教契嵩的儒佛融合论。不断引用儒家经典与佛教作会通,在本体论上强调儒释道三教共同一之“道”、同一之“心”,但是在孝亲观上更多地强调佛法的特殊性、优越性。在心性论上．痴绝道冲反复借着释迦灵山拈花、达磨西来的禅宗公案,从正面阐释了自己临济禅一念分明、自证自悟的思想．坚守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门精神。径山痴绝颇为深刻地批评当时丛林佛法淡薄、祖道凌迟的种种弊病,努力振兴丛林,绍隆佛祖。     

岑参游河朔考辨

(一) 游河朔的时间岑参《送郭又杂言》诗云:“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河朔指黄河以北,当与“河北道”之河北同义。《新书》卷五《兵志》云:“始时为朝廷患者,号‘河朔三镇’”,即指盘踞于河北道的三个藩镇。岑参曾在河朔地区漫游,这是他前期生活中的一次重要游历。岑参游河朔时所作的《敬酬杜毕淇上见赠兼呈熊曜》诗中有“忆昨癸未岁”之句,可以据此定斯游之年。癸未岁是天宝二年,则河朔之游在天宝三年。这与他游河朔时所作诗也是相符的,他在《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诗中说:“一从弃鱼钩,十载干明     

成德镇辖区变化对唐后期政局的影响

成德镇辖区变化反映的是唐朝廷与河朔三镇利益的争夺,其成因与朝廷试图控制河朔有关.成德镇是控制河北三镇的重要因素,其势力强则可以牵制幽州和魏博;若其实力过强,难以控制,朝廷则会缩小其辖区,增强其周边方镇.冀州、沧州、德州、棣州割隶成德,是朝廷意图通过增强成德镇,使河北三镇能相互抗衡,彼此牵制,以便朝廷控制河北.而易、定、沧三州另置义武节度,德、棣二州割隶横海军节度,目的又是为牵制骄横的成德镇.朝廷对成德镇辖区的调整,意在控制河朔三镇,河北稳定又利于朝廷稳控全国方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仍能延续上百年与此不无关系.     

浮山法远代传曹洞宗法脉考述

浮山法远是宋代临济宗高僧,他禅理高深,不仅仅悦服禅林,也声播士林。他曾受曹洞宗大阳警玄之托,代曹洞宗物色了法脉继承人投子义青,并付其曹洞、临济两家禅法,使中断了四十多年的曹洞宗法脉得到了接续、振兴。临济宗宗师为曹洞宗培育法嗣,在千余年的禅宗发展史上是一件罕见的异事,也是一段名垂千古的佳话。     

临济宗禅学隐喻系统下的《沧浪诗话》“第一义”

《沧浪诗话》中严羽依循两宋之际临济宗大慧禅的言语思维,比照禅宗本体"第一义"设定诗歌本体"第一义",序列诗歌等级。他有意识地借鉴禅宗"第一义"的非言说特征来描述诗歌"第一义"的特征,并在临济大慧禅不立文字且不离文字的语言立场下,主张将非关书、非关理与多读书、多穷理统一起来。     

宜春禅宗音乐的发展与传播

禅宗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是世界上最灵活,最具世俗性的宗教。宜春自古就是禅宗文化胜地,禅宗资源相当集中。宜春禅宗音乐作为禅宗文化的一部分,开发挖掘宜春本土禅宗音乐,让具有极大潜质的音乐文化形式得到传承与发扬,能让更多人在禅音乐中净化心灵,消减烦恼,获得身心健康。音声为禅,是一种应时应机的生活禅法。     

浅论唐宪宗平定藩镇割据的策略

关于唐代藩镇割据,史学界已多有论述,但对唐中期的元和中兴,则论述甚少,而对唐宪宗削平藩镇的策略方针更几乎没人涉及,本文试对此问题加以探讨,浅陈管见。 1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它直接促使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出现。由于“自安史以后迄于贞元,朝廷多务优容,每闻擅袭,因而授之”,①以致在肃宗时形成了割据局面,到代宗时这一局面就完全固定下来,逐渐形成了魏博、成德、卢龙、溜青、淮西等藩镇,其中以河朔三镇最为拔扈。这些藩镇在自己的区域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     

巴蜀禅师的“文性”——以圆悟克勤为例

巴蜀地区文教事业发达,佛学典籍流通广泛,僧人在文字方面用功甚勤,禅师常常显示出"文性"。从禅宗的立场来看,"文性"与一般的"讲经说法"不同,它指的是借助经典和文字来进行修行的方法的特点。"文性"可能导致"文字障",但通达了禅法的人,又可以"文字般若"对禅进行阐释,焕发佛法的生机。没有巴蜀禅师的"文性",中国禅宗史将会改写。因此,巴蜀禅的"文性"有其宗教贡献、历史贡献和文化贡献。     

实参实悟与元代禅宗美学思潮

元代禅宗普遍倡导实参实悟,视实参重于顿悟,将顿悟禅法导向平实修习,这一倾向表明元代禅宗的禅主其美学思想出现了向早期禅宗的回归。其倡导实参实悟的基本目的是要了脱生死,追求人生的诗意栖居,他们的人生态度,表现出浓郁的美学意味。他们在对心性论的探讨中,对本体论范畴“禅”的内涵作出了明确的理论概括,对禅宗哲学与美学作了重要贡献。     

禅心诗境——《坛经》阅读教学研究

<正>禅宗六祖惠能弘法的《坛经》,作为佛教史上汉人高僧所著唯一被尊为"经"的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其中的两段经文被编入人教版选修《中国文化经典研读》第五单元"佛理禅趣"中。禅是儒释道的哲学化,诗是中国人情感的文学化,禅的理寄寓着诗的象,禅学与诗学心灵相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绚丽多姿又久开不败的     

大慧宗杲与黄龙禅宗

大慧宗杲尽管得法于圆悟克勤而成为杨岐宗的著名法嗣,但他的禅法思想与实践其实深受黄龙宗的影响。宗杲在学法修法的过程中,曾前后六年师从黄龙宗湛堂文准。文准不仅以黄龙禅法悉心培养宗杲,还在临终之时特别教导宗杲向克勤学习。同时,宗杲还与惠洪、张商英、李彭等诸多黄龙宗人士密切交往,由此对黄龙禅的认识更加全面与深刻。宗杲成为杨岐宗法嗣后,立看话禅,创大慧派,以及日常修为,都时不时地流露出黄龙禅宗的特色。宗杲从黄龙宗转向杨岐宗,又在杨岐宗中融会黄龙宗,这既反映了黄龙宗与杨岐宗的特别关系,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中国禅宗（临济宗）发展的规律与特点。     

从“本觉批判”到“禅宗谱系学”——吕澂《禅宗》考察

吕澂先生的《禅宗》一文是我国现代思想史上禅批判的经典文本,此文不但对中国禅前后期的本觉论的脉络作了明确刻画,而且对禅宗发展过程中禅与禅定以及言教的关系也作了初步梳理。从整体上看,《禅宗》标示了一种可能的"禅宗谱系学",从历史叙述的框架或理论分析的框架看,《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的禅学论述是以《禅宗》为蓝本而展开的"禅宗谱系学"。     

圆悟克勤与江西禅宗

圆悟克勤受江西禅宗人物的启发而出川游学,其学法与交往的对象又大都是江西禅宗人物,因此其禅法体系中颇多江西禅宗的因子。克勤住持江西云居山真如禅寺期间,积极修法传禅,对包括江西在内的南方禅宗的发展影响深刻。圆悟克勤与江西禅宗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禅宗重师缘、友缘、地缘的宗教性格,蜀赣两地的禅宗文化交流。     

德洪《临济四喝》考

德洪是宋代禅林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佛经诠释、佛教史学、佛教文学方面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临济四喝》是一首能反映其禅宗思想的佚诗。     

金朝全真禅法及其文学体现

金朝全真道对禅宗的修证观念、路线和方法多有吸收、借鉴,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全真禅法"."全真禅法"在本道门文士的创作中得以突出的显现.这不仅深化和丰富了全真道的修证理论与实践,而且使全真文学焕发出特异的光彩.     

唐代藩镇的历史真象

湖南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张国刚同志的《唐代藩镇研究》一书。杨志玫教授评论说:“该书提出许多独立新颖的见解,读后令人耳目一新。”现摘录书中“引言”的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藩镇,在一般读者眠里几乎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这实际上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唐代藩镇近五十个,被列入《新唐书·藩镇传》的不过七、八个,是不能代表整个藩镇的情况的。藩镇又称藩岳、藩翰、藩垣、藩侯、在古代不是一个贬词,是形容地方机构能够屏藩王室,镇守一方的美称。从历史上看,藩镇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唐代藩镇(道)与唐王朝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呢?可以分成如下四种类型:一是割据型,主要集中在河朔,大多是安史旧部归降者,其代表是魏、镇、幽三镇;二是防遏型,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多是战争期间临时设置军镇分合变化而来,虽然时或不听指遣,却仍不失为朝延制遏骄叛的屏障,并非割据藩镇;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