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Port Opening of Korean Dynasty under Japan＇s Impac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近代日本经过倒幕维新运动后,明治新政府开始走向政治舞台。然而,羽翼未丰的日本却仿效欧美列强的方式,以武力威逼朝鲜签署“日朝修好条规”,从而迫使朝鲜开港。在此期间,日本还促成朝鲜对欧美国家的有限开放,一方面造成朝鲜乃“独立之邦”的事实,打击中国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宗属关系;另一方面在各国与朝鲜交涉中扮演了协调者的角色,进而彰显了日本在对朝外交中的主动性。日本政府出于控制朝鲜半岛的目的而以不平等条约胁迫朝鲜开港,这不但违背了朝鲜的意愿,也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近代韩国开港缘起考——以韩日交涉为中心

19世纪中叶,在欧美国家的武力冲击下,东北亚地区的两个代表性国家中国和日本先后打开国门;韩国则在邻国日本的威逼下开港,其标志就是1876年2月签订的《朝日修好条约》。本文拟以韩日交涉为视角,考察韩国在外来压力下从锁国走向开港的经纬,兼论中日韩开港的互动与影响。     

近代日本“开国”与“开港”探析——以横滨为视角

1853年和1854年,美国舰队两次访日,叩开日本国门;1858年,日本与欧美列强缔结“安政五国条约”,日本据此开港。在开国与开港过程中,横滨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本文拟对幕末时期以横滨为舞台展开的日本开国与开港问题进行初步考察和探析。     

浅析朝鲜与日本学习中国之策略

朝日地缘相近,同受中国大陆古代文明影响。朝鲜自然条件较日本优越,且先接受中国文化。朝鲜受中国影响程度远大于日本。在上述优势条件下,朝鲜逐渐衰落并沦为邻邦日本的殖民地,而日本却成功摆脱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机,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笔者基于经济、政治、文化视角下两国不同历史命运走向的原因,得出学习力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结论,并据此结论对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学习西方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近代日本国际秩序观及对中朝外交政策研究综述

在19世纪后半期东亚国际秩序由前近代向近代过渡的转型时期,日本借助欧洲条约体系对东亚既有秩序的破坏,使中朝两国成为日本近代国际秩序观的实践目标和侵略政策的实施对象。中日之间的强弱态势从此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并由此造成中日朝三国一衰一盛一亡的近代历史命运。     

略论朝鲜、日本对儒家文化的传承

古代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它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渐次影响到邻近国家。其中,位于东亚的朝鲜、日本对儒家文化的传承最为明显。由此形成了以中华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     

试析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日本与沙特的关系

新自由主义大师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通过对现实主义假设的批驳,创造性地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假说。鉴于日本与沙特阿拉伯两国间多渠道的交往、问题的无等级之分以及军事力量次重要作用的特征,可尝试运用不对称的复合相互依赖解释日沙关系的逻辑。两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可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这两个变量在能源、经贸和政治领域的强弱加以衡量。这有助于理解日沙关系的现状、分析未来日本对沙特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外交战略的走向。     

论黄遵宪的《朝鲜策略》

《朝鲜策略》体现了黄遵宪驻日期间的外交思想水平。在《策略》中,黄氏总结了东亚与世界形势,论证了拒俄和开放自强是保存朝鲜的迫切而根本的措施。他指出,朝鲜在开放过程中要坚持几个原则,并形成新的外交与国际法观念。他曾热切地劝朝鲜“结日本”。直到写作《日本国志》,黄氏才在历史的总结中表现出对日本“霸”心的真正重视。在此之前,“结日本”思想才是他发自内心的根本主张,这与他在办理琉球案中严厉遏制日本侵略野心的主张是一致的,都源于他轻视日本。     

19世纪及20世纪初朝鲜对族谱功能的认识

19世纪及20世纪初朝鲜晚期的族谱功能,突出伦理道德的教化要求,并把伦理道德诉求作为人的特征,族谱的功能被泛化,修谱的意义被升华.不少人将朝鲜与中国比较,谈及对于朝鲜族谱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朝鲜文化晚于中华,故族姓历史短暂.但更多的人指出,当时不仅名门望族皆有族谱,而且朝鲜一般人家各有谱牒,族谱已经普及全社会.朝鲜族谱学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19世纪及2O世纪初朝鲜对族谱功能的认识

19世纪及20世纪初朝鲜晚期的族谱功能，突出伦理道德的教化要求，并把伦理道德诉求作为人的特征，族谱的功能被泛化，修谱的意义被升华。不少人将朝鲜与中国比较。谈及对于朝鲜族谱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朝鲜文化晚于中华，故族姓历史短暂。但更多的人指出，当时不仅名门望族皆有族谱。而且朝鲜一般人家各有谱牒，族谱已经普及全社会。朝鲜族谱学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试析日本20世纪初至1930年代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实质

20世纪20、30年代,日本政府在"开展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名义下,实施了所谓的"对华文化事业"(后改称"东方文化事业"),并组建了"(日本)学术艺术合作委员会"与国际联盟进行合作。就其本质而言,两者均为日本政府内政的一部分,都是日本政府所施展的文化外交手段之一。前者实为针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而后者则为面向世界的文化输出。     

近代横滨开港缘起考——兼论横滨与神奈川的关系

一般认为,横滨乃是藉1958年日美双方签订的<日美修好通商务约>而开港.由于通商条约中仅记栽着神奈川开港,而后来横滨却成为著名开港地,遂造成我国学界多把神奈川和横滨视为一个港口.事实上,近代的横滨和神奈川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德川幕府当局出于回避神奈川开港的目的而在谈判中提出开放横滨,结果使横滨在神奈川名义下开港.     

苏轼《水调歌头》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与受容

苏轼《水调歌头》一经问世,好评如潮,饮誉一时,还跨国传播,流传至朝鲜、日本,深受当地文人喜爱。朝鲜文人以此词为范本,化用词句、模仿意境、唱和步韵,或表达出世入世的思想矛盾,或寄寓思乡思亲的浓厚情感;在诗话中多次载录此词表现“爱君”思想,推动苏轼其人、其词在朝鲜广泛流传。借助词集、词选、词谱等书,此词为日本文人所晓。森槐南、高野竹隐、森川竹磎等人纷纷进行同题创作,与苏轼产生情感上的互动与共鸣,呈现日本文人对《水调歌头》的受容过程。     

日本对内蒙古东部地区朝鲜移民的统治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有目的地向我国东北移植朝鲜人,实行"日人植鲜、鲜人植满"的政策,利用东北肥沃的土地进行粮食生产。内蒙古东部地区紧邻东三省,随着二十一条及有关条约的签订,日本侵略者的势力也进入该地区。侵占内蒙古东部的大片土地并建立水田农场,驱使朝鲜移民种植水稻,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朝鲜移民在异国他乡从事艰苦的水田生产,承受着中国封建地主、军阀以及日本殖民势力的欺压奴役。在艰苦的环境下开发了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水田事业,客观上为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试析日本幕末时期的攘夷运动——以关东地区的暗杀外国人活动为线索

德川幕府末期的攘夷运动以在关东地区发生的＂生麦事件＂等暗杀外国人行动为标志,在日本近代开港与外交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尊王攘夷思想是尊王攘夷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目标。攘夷运动反映了幕末时期日本民众生活的贫困化和下级武士对时局感到不安的危机意识,另一方面也使幕藩体制渐趋式微。     

从朝鲜移民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本质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有目的的向东北移植朝鲜人,实行"日人植鲜、鲜人植满"的政策。从朝鲜向东北排出过剩人口开发水田,把东北作为其军事和粮食基地,建设"农业国防",借助朝鲜人扩大其在东北的侵略权益。     

日本策动朝鲜浪人对中国东北的走私

采取对华走私的“特殊贸易”,是日本政府一贯推行的“大陆政策”的重要环节和必要补充。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利用吞并朝鲜后的地理优势,策动朝鲜浪人大肆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猖獗的走私活动,这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华走私狂潮的前奏。与朝鲜接壤的龙井村、珲春、安东等海关辖区,朝鲜浪人的走私最为猖狂,也最具代表性。其走私的方式主要有徒步走私、骑自行车走私、通过铁路走私等几种。朝鲜浪人的走私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关税的提高使走私者和商人有利可图,在日本的包庇与纵容下,朝鲜浪人充当了日本对华走私的马前卒,而中方缉私力量薄弱,缺乏法律保障对进出口货物进行有效的监管。     

简论大君外交体制—以17世纪的日本与中朝交涉为中心

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作为大君外交体制的中心,把周边国家和地区视为夷狄,要求他们作为附属国称臣纳贡,从而形成了"日本型华夷秩序"。而事实是,为了打破在东北亚处于孤立境地的不利局面,德川幕府在建立之初努力寻找在华夷秩序内的合理定位,除千方百计接近明朝之外,还想方设法恢复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在外交交涉失败之后,德川幕府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是华夷秩序完全成员的客观现实,被迫自我定位,构建了所谓"大君外交体制"。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具有很大的虚构性,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是必须加以克服的。     

《马关条约》后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吞并和对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

日本吞并朝鲜、对中国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经历了一个野蛮、狂暴的征服过程,充满了欺骗和血腥,激起了朝鲜、台湾人民的坚决反抗.征韩、征台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两个有密切联系的具体步骤.对韩国的征服和对中国台湾的占领,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气焰,也为日本积极筹划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提供了战略物资基地和兵员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