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不是“官”

在许多人眼里，记者是“官”。我认为，把记者当成“官”，其实是一种极大的悲哀。老百姓把记者看成是“官”，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些“老大难”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大多数是有关部门领导不管事而造成的，老百姓失望了。于是，只有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记者身上，以为当官的就怕记者，记者一来，什么“疑难杂症”都会迎刃而解。现实生活中，确实有那么一些官员，并未把百姓的冷暖挂在心间，“分内的事”也不去管或管不好。他们怕记者，怕曝光，最终是怕丢“乌纱帽”。在百姓的“非常信赖”和某些官员的“非常恐惧”之间，记者扮演的角色令人深…     

当“热线”记者

身在《南阳晚报》热线部,有为百姓伸张正义的责任和义务,我觉得能为老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值得。 《南阳晚报》热线部创办仅短短一年时间,从当初的默默无闻到有一定影响,应该说是8位热线记者辛勤劳作的结果。然而,在一篇篇产生影响的文章后面,记者们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难处。比如采访的阻力,尺度的把握,以及面对诸多不平事深感自己无能为力的感叹。     

我是记者不是“官”

在许多人眼里,记者是“官”。 几年前,某县一所偏僻乡村校舍危房问题多年未得到解决,师生联名给我写信,要“省里的官”解决问题。我前去采访时,当地的副县长当即表态,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拆除危房,“拜托”不要见报。我     

我是记者不是“官”

在许多人眼里,记者是“官”。我认为,把记者当成“官”,其实是一种极大的悲哀。 有两件事,我始终难忘—— 一件是前几年的事。某县一所偏僻乡村校舍危房问题多年未得到解决。师生联名给我写信,要“省里的官”解决问题。我前去采访时,却发现不仅有乡领导、县教委领导甚至一个副县长     

当“名记者”与当“傻记者”

现在,各级新闻宣传部门都鼓励记者、编辑要勇于出名,努力当名记者、名编辑,写出“重炮”文章,办出名专栏、名节目。 实际上,名记者、名编辑,它不是一种职务,亦非职称,而是群众对德才兼备、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记者、编辑的一种褒奖。谁有名,谁无名,不只是哪位领导说     

莫将“喉舌”当“官舌”

党报姓“党”。是党的喉舌和重要的舆论工具之一。因此,在任何时候,党报都应当努力维护党的形象,充分体现党的宗旨,都应当坚持以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政治原则不动摇。正因为如此,党报则常常被百姓视为最具有权威的信息和最值得信赖的声音。但是,党的喉...     

女记者当上“百忙官”

温州都市报日前派出9位记者到9个居委会出任主任助理。 9位女记者中,除一位带队的部主任外,余均为大学毕业分到报社从事新闻工作不长的年轻人。该报在报纸上刊登了下基层记者的照片、姓名、联系电话及所在的居委会名称,方便群众联系和监督。女记者们每周定时到居委会上班一天,与居民     

我当“快速反应记者”

我当“快速反应记者”卢学义本刊《地市县报园地》专栏，从末期开始推出《地市县报人》（包括领导、编辑、记者、检查、校对人员等）小栏目，反映他们在办报实践中的某一独到之处。这个小栏目的文章，可以自己写，也可以写别人，但要写出某一特点，切忌面面俱到。欢迎大家...     

记者当有“飞毛腿”

在上海《新民晚报》的副刊上,看到新闻界老前辈顾执中先生的一篇小文章,题为《我的飞毛腿》。顾执中解放前担任上海《新闻报》外勤记者多年,他采访过全国各地,还去过十几个国家,跑得又远、又广、又久。除必要的车、船、飞机之外,他充分发挥两条腿的功能,尽量多走路,练就了一双“飞毛腿”。一九四○年夏,他曾被日伪特务枪击,中了一弹,“我立即命令我的飞毛腿,加速度飞奔……侥幸地逃去第二枪第三枪”。顾老今年八十九岁高龄,近几年还有新闻报道作品问世。最近参加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依然能快步捷走,使不少     

要当“富记者”

目前,县级电视台新闻部人员大多数是年轻人,年轻人精力充沛,头脑机敏,手脚勤快,但也存在好玩好动、心浮气躁、社交活动多、坐不住的毛病。对于学     

“傻瓜”记者当到底

2002年10月26日,一位普通的地方电台记者李惊涛走进了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用近30分钟讲述他当“傻瓜”的特殊经历。一个小电台记者为何能走进影响中外的中央电视台?让我们随记者走近这位“傻瓜记者”。第一次当“傻瓜” 1976年的春天,李惊涛降生在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爸爸给儿子取名惊涛,希望儿子面对成长道路上的惊涛骇浪,搏击人生。     

记者岂能当“导演”

记和导演，属不同的行当，两的行为方式和游戏规则也泾渭分明。但在现实的新闻工作中，有些人偏偏故意混淆两的界限，把自己打扮成导演，并以导演的工作要求来处理严肃而神圣的新闻报道。     

记者要当“双枪将”

随着媒体竞争的激烈，报刊应对视听媒体的挑战，必然推出更多更好的新闻图片，以照片的记录本性和给读的视觉感知，进一步丰富版面，做到图并茂，迎合读的需求。本人在担任中国冶金报记和江西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特约通讯员的20年时间里，为适应报刊改革、发展的需求，一手握笔、一手抓相机，“双枪”出击，取得一定的成效，累计在各级媒体发表新闻作品200多万字，并发表新闻照片200余幅。本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谈谈记要当“双枪将”。     

我当“民工记者”

在上海打工６个年头,已当了 ３年新民晚报的特约通讯员,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慢慢品尝。晚报原总编辑丁法章同志在特约通讯员聘任大会上的讲话时时激励着我──外来民工成为晚报的特约通讯员,是我们新民晚报的新景象,它体现了我们海纳百川的精神……兴奋之余,我也暗暗发誓一定要当好上海３００万外来民工的“旗手”。 斗胆与晚报交朋友 以前读书时便喜欢写写画画,到上海后仍乐此不疲。但只是向我所在区的宝山报、宝山电台等区内媒体投稿,对新民晚报这样名誉海内外的“重量级”媒体总有一种敬而远之的心理。机会出现在１９９６年…     

给自己当“记者”

作为记者,理所当然要有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要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而奔波,为人民的利益而忙碌。可是,在我们为党和人民当记者的同时,是否也应该给自己当当“记者”,用日记记下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记下自己前进的足迹,描绘行动的轨迹,从自     

记者当“行走”一生

2005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以《远去的背影》为题,回顾了当年送别的巴金等6位老人。其中对费孝通老人用《“行走”一生》作小标题,形象而贴切,恰当而传神。费老从风华正茂的学子,到声名卓著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步履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特别是他70高龄之后,每年都有150天左右在全国各地调研。“行走”,是他整个学术生命的“呼吸”与“阳光”。费老之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除了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高深的理论功底外,就在于他善于不断地汲取社会发展的新鲜营养,而这离不开他永不停息的“走”。“走”是费老学术研究永不枯竭的动力和源…     

“山蛮蛋子”当记者

回想五年来的“爬格子”经历,深有感触：我采写新闻的实践与家住秦岭深山喂子坪乡是分不开的,是老家的乡土民情给我提供了无限的新闻素材。1993年7月,我高考落榜,回到鸡窝子村家闲着。我在学校时就喜爱文学创作,缘于此,时任喂子坪乡乡长的父亲把我叫到他身边,专门从事会议材料、调查报告等文稿的书写工作,以此来锻炼我的文字功底。身居深山,在给乡政府写作各类报告材料的间隙,我被纯朴的山地民风和乡情民俗熏陶感染,心想：何不用手中的笔,抒写和诓歌改革开放给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山里人的新鲜事呢？说写就写,绝不马虎。我看…     

别当“拿来记者”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杂文《拿来主义》，对“拿来主义”进行了剖析。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WTO的加入，社会生活中“拿来主义”是越来越多，比如农业新技术、新品种、企业管理新经验等等。所有这些“拿来”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可是眼下，在奉行“拿来主义”的队伍中又多了一个新成员“拿来记者”。     

“第一时间”和“记者发稿时”当休矣

近两年，新闻媒体在播报新闻、特别是播报突发性事件新闻时，经常出现不交代具体时间的“XXX(书记、市长、领导或记)第一时间赶到第一现场”、“到记发稿时……”、“截至记发稿时……”这类语言形式。对这种语言形式，笔有点武断地认为：大为不妥，不该使用。